一、“谎报军情”责任在李鹏

  陈希同最近出版了一本《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否认他曾向邓小平“谎报军情”,认为邓小平在北京耳目甚多,不可能不了解真实情况。近年李鹏、陈希同都在把责任推给邓小平。

  应该说,陈希同、李锡铭都不过是被李鹏利用的工具而已。赵紫阳访朝前脚走,李鹏后脚就带上李锡铭和北京市委的情况汇报去邓小平家里添油加醋、煽风点火,说学生们如何如何阴谋推翻共产党,如何如何把攻击矛头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刻激怒了邓,《人民日报》4.26社论就是根据当时邓的讲话写的,而作出如此离谱判断的“依据”,就是李鹏等三人提供的情况。

  “耳目甚多”不等于信息通畅,共产党一党专制一大痼疾,就是其意识形态断定领袖们具有神一般的智慧,掌握最高真理,所以其所有的“耳目”汇报情况时都要揣摩上意,唯恐捅破这个领袖即神的神话,犯了“立场错误”,马上大祸临头。说真话、听真话从来不是天下一切专制政体的长项,否则,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决策何至于酿成饿死三千余万人的惨祸?

  令事态雪上加霜的是,李鹏野心勃勃,一心想取赵而代之,处处和赵作对,处处掣肘、火上浇油,使得赵苦心焦虑采取的所有力图平息事态的措施一一失效。党内那些“无产阶级老革命家”们此前目无党纪,非法把胡耀邦搞下台,换上一个极左保守势力的宠儿李鹏当总理,专门和总书记赵紫阳捣乱;掌舵的邓和“八老”不干事,干事的赵实际上没有权力,说话不顶用,说了也白说,想见邓一面都不可得——这种活见鬼的“体制”怎么能不出乱子?现代社会,分工专业化才会有效能,共产党的体制却是“党要领导一切”,党、政、军、警、人大、政协、司法……所有权力党委书记一把抓,党不像党,政府不像政府,议会不像议会,法院不像法院,四不像、打乱仗,一团乱麻;大小官员手中的政治权力统统不受有效监督约束,一个小小科长就可以肆意横行,这样的体制怎么能不出大乱子?还胡吹什么“能办大事”,不错,确实是能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和“六•四”这样的大事,足以把好官们辛辛苦苦办的其它“大事”一水冲,彻底抵消而有余!


二、解决六四问题,采用“反右模式”

  VOA(美国之音)的中国主管3月下旬请我吃饭,说起英国《金融时报》3月20日报道,温家宝总理三次在高层会议上提出平反6.4,遭到薄熙来等人的激烈反对,问我怎么看。我说消息的真假无从查实,但感觉合情合理,温看来应该是有这样的见识和胆略,而他不可能是孤身一人、背后没有其他大佬的支持。中共现在是纲纪大坏,“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什么意见捅出来都不足为奇。我反问他怎么看,他说像《金融时报》这样严肃的大报,通常是不会捕风捉影的,应该有他们的消息来源。

  列宁有名言道,当一个统治阶级不能按照旧有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也不愿意按照旧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时,革命的机会就来临了。就像我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字路口》一文中所说,今年三月“薄王事件”之后的北京城,弥漫着一股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的味道;一股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政治敏感的人们都预感将有大事发生,但会是什么事,没有人知道。比较谨慎的人,也都认定至少未来5-10年,巨变不可避免。——在未来的高层权力争夺当中,平反6.4无疑是一张大得人心、借以建立权力合法性的好牌,没有人用它才奇怪呢。问题在于打出这张牌之后会发生什么?搞得不好,就是从上乱到下、从里乱到外,从“一统就死”变成“一放就乱”,从渐进变成激进、有序变成无序、可控变成不可控。

  我猜想,主政者如果脑子还好使的话,就会采取“反右模式”:基本平反,抚恤、赔偿,但留个尾巴,给当年的决策者留点面子,下个台阶。我的建议是,“实事求是”地把责任归咎于李鹏,把邓小平和解放军解脱出来,不加深究,大家一起往前看,努力实现民族和解。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如此了。成熟的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想要彻底解决的结果就是不能解决。


三、推动国家向“先法治、后民主”的方向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至今,一个重要因素是废除了职务终身制。这就等于建立了一种执政党自我更新的机制,虽然很不完善,但终究还是有用,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太多了。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曾有名言说到,新的思想理论之所以取代了旧的思想理论,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人们改变了思想,是因为老的一代人死掉,新人们成长起来了。所以,十八大之后新人们上来,局面一定会有变化,然而,变成什么样,变好还是变坏,没有人知道。

  历史没有必然规律,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一切努力推动国家和执政党朝好的方向,即“先法治、后民主”的方向,朝自由宪政的方向、也就是“香港模式”的方向变化,剩下的事,就交给上帝吧。


2012年6月

(注:大小标题均为本刊所加,个别文字亦略有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