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告别维稳时代的必由之路

　　2009年11月23日，数以千计的番禺业主到广州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停建会江垃圾焚烧厂。市政府回应：你们选五个代表出来。有业主想挺身而出，马上被其他业主制止。大家齐声喊：“你们选五个领导出来！”政府当然不可能真的选“五个领导出来”，这不过是业主拒派代表的一句戏言而已。

　　既向政府请愿，政府要求谈判却不答应，不是很矛盾么？其实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下，这再正常不过：业主不是拒绝谈判，而是根本不相信政府有诚意谈判。因为，历史上引蛇出洞的教训太多。谁真的站出来跟政府谈判，客观上意味着他就是组织者，那么他就彻底暴露了。谈判只是虚应故事，秋后算账却是结结实实。而这并非夸张，“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迄今仍是让人毛骨悚然的罪名，印证番禺业主的恐惧不无道理。

　　组织一词之高敏感，组织化维权之高成本，可见一斑。


一、十年维稳重创自由化

　　既然组织化维权高成本，维权当然只能化整为零。所以，在中国常见的都是个人维权。即便有集体诉求，事先也不敢组织串联，只能各自憋到最后，憋到忍无可忍才瞬间爆发。有如一场没有任何预警的山洪突然倾泻而下，隐藏巨大风险。

　　压倒一切的维稳应运而生。用官方术语说，这叫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用学者崔卫平的话说，这叫维稳时代。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宣布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都不提了——那时大多数人都是改革的获利者，利益分配相对均衡，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得以维持，也就不需要特别的安排。

　　但是，世纪初风云大变。主要是因为利益格局大变——权贵分赃体制拔地而起。权贵分赃本质上是权力对社会的进攻，其后果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两极分化，更是自由化的停顿。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端的改革开放，同时启动了自由化进程。正因为有自由化，官方才会在八零年代频频反自由化。但反击只是遏止性质，即只是要把自由化约束在一定范围，不是要消灭自由化。这即是说，自由化在中国已经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了。八九事件固然是转折点，但自由化并没有因此终结，只是拐了个弯，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和社会领域。

　　八零、九零年代的自由化进程，也是庙堂江湖酝酿默契的过程，尝试和解的过程。这带来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过去时代几乎被连根拔除的社会，开始从这弹性空间点点滴滴地生长起来，恢复起来。这是市场化而外，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又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但是，所有这些积极的势头，都在世纪初遭到强力狙击。这主要是因为新国家主义的崛起。新国家主义之新体现于两点：其一，它所谓的国家并非整体的国家，而是被权贵切割的国家，是权贵分赃的白手套；其二，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国进民退，但国进不是国家包办一切，而是精确制导：资源配置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即战略要点、高端资源统统国家独占，金字塔的中端、低端才向民间开放。

　　这就形成一个神奇的体制，即半吊子的市场体制：只有下半身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是国家控制，方便权贵集团借国家白手套，以最小成本操纵全局，最大限度与民争利。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一个跟资源金字塔对应的，倒金字塔形的财富结构，即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拥有最大多数的社会财富。

　　倒金字塔形的财富结构实际意味着大失控：聚敛的失控及财富用途的失控。而无论哪种失控，深层次的原因都是政治的失控，即国家对权贵集团基本丧失了约束能力，放任他们以国家之名掠夺社会。这样的权贵分赃很难得到合法性认可，属于只做不说。潜规则治国因而成了普遍现象。国家基础制度逐渐边缘化，以至于一纸红头文件，就可以让司法、让人大的特定功能休克。

　　潜规则的主流化及国家基础制度的边缘化，一个综合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有的矛盾调节机制很大程度也边缘化。权贵分赃一方面批量制造社会不公，不断强化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原有的矛盾调节机制又使不上劲，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不断高涨就注定超出体制的承载容量。照老办法无法维持，新办法则因改革的形格势禁呼之不出。

　　但总得拿办法。临时抱佛脚，没办法的办法的维稳就粉墨登场了。没有新的思想资源可注入，它只能是路径依赖，不可能不回过头去，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寻找资源，即很大程度上继承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红色衣钵，只是剥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内涵，仅仅属于功能主义的照搬。

　　作为没办法的办法，最初的维稳是临时的、过渡性质的。但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维稳也就无法退场。变通之举就渐渐积淀下来，稳定下来，凝固成了一整套独立的体制。没办法的办法终于得到追认，偏房熬成了正房。维稳至此合法化、常态化和长期化。即意味着整个国家，进入了非常态治理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维稳从偏房升级为正房，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就是维稳从被动到主动。被动的维稳，不过是对社会零星抗争的应激性反应。主动的维稳，则是权贵分赃体制的政治近卫军，是对社会的系统攻击乃至全面控制。国家的中心任务随之发生变化，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和维稳双中心并重，甚至，维稳的份量某种程度超过经济建设，才有维稳压倒一切的提法。

　　非常态治理的维稳体制，是实际上的戒严体制，即准战时体制，使整个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越是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越趋向高度集权，公权力越是不受约束，也就越是加剧社会紧张。

　　这是维稳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因应社会紧张而产生，却反过来加剧社会紧张。说明维稳体制不过用制造更多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给中长期埋雷的办法来为眼下排雷，饮鸩止渴。通常谈到维稳成本，都主要归结为经济上的天价成本，其不可持续都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可持续。但比较而言，社会政治成本其实更恐怖。

　　最大成本则是自由化的终止。作为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继承，维稳本质上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属于超法律体制——如果不超越法律，如果靠法律本身就能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另起炉灶的维稳了。维稳与法律的冲突因此是宿命。人权和公民权利，则是这漫长冲突主要的牺牲品。在这种背景下，经济自由化固然大大收缩，社会的自由化更是悄然刹车。维稳十年，是自由化全面失败的十年，是庙堂江湖默契与和解破裂的十年，也是社会生长与恢复冻结的十年。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进程严重受阻。


二、围观与维稳双峰对峙


　　如果一切都是固定不变，尤其社会结构固定不变，那么社会的零星抗争将没有任何希望，维稳体制及权贵分赃的利维坦一定无往不胜。所幸，时代潮流不是这样。变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在变，而且变的周期越来越短。这已是生活的常态。

　　这是体制最大的噩梦。体制的逻辑从来是一切操之于我。它并非绝对地反对变，偶尔它也会主张变革什么的，但那必须是“一切操之于我”的变，即我批准、我主导的变。绝不允许不受我控制的变，即多元的变、自主的变。甚至，它也并非绝对地反对民主法制，偶尔它也会主张民主法制什么的，但那也必须是“一切操之于我”的民主与法制，即我领导的民主与法制。

　　或者换句话说，它其实什么都不反对，它只是反对不受它控制。只要是受它控制的，没什么不可以搞；只要不受它控制，就什么都不能搞。这强烈的控制欲，并不仅仅基于贪婪，同时也基于安全考虑。它设定的整个秩序是太阳秩序，它是最高，它在最中心。一切为它而存在，一切围绕它旋转。它不承认世界的秩序本来不是这样，不承认世间万物不会这样生长，不承认一切自发秩序。

　　既然全部的安全感都建立在控制一切的基础上，那么，不受控制当然就是它最大的焦虑，因而是它最仇视的。独立、自由之所以是敏感词，原因就在这儿。你不需要专门反对它，只要你主张并践行独立和自由的原则，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反对。即便你真心赞美，但如果是不受它控制的赞美，即独立的、自由的赞美，它也不会舒服，也会觉得别扭，坚信你是别有用心。

　　控制和反控制，就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高主题。必须控制一切，让一切服从于它设定的太阳秩序，这既是基于分赃需要，更是出于恐惧。所以不能有任何溢出体制常轨的东西，不能有任何不确定性。只要确定，只要纳入体制的安排和监管，一切皆可放心。最可怕的是溢出，所有的溢出都是非典病毒，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扼杀于萌芽状态的维稳原则来说，溢出本身就是罪，就是敌人。

　　同溢出作战，就成了维稳的中心工作。反溢出必然反流动。从维稳的逻辑来看，越是流动，溢出的概率就越高，对权贵分赃的威胁就越大。所以，越是流动，越要管制。只有纯粹经济和技术层面的流动，才能恩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流动，尤其信息的流动和人的流动，越少越好，没有最好。这即是说，维稳逻辑本质上是典型的静态社会逻辑，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和毛泽东时代军营化的单位社会两种静态社会逻辑在市场时代的翻版。它的核心要素，无非是按照绝对静态的要求，强行控制原本不可控制的流动社会。

　　这背后的政治哲学，属于哈耶克所批评的致命的自负。但它不是真理层面的自负，它已经丧失了垄断真理和道义的自信。权力的傲慢则丝毫不减，经济的增长和国库的丰盈则更助长了这傲慢。它们坚信不需要真理和道义支撑，凭强大的硬实力，仍可以无所不为，无坚不摧，仍可以像人类定向改造大自然一样，由他们来定向设计社会，规定每个人的生活，维持太阳秩序的亘古不变，亦是维持权贵分赃的亘古不变。

　　网格化维稳则是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最大成果，也是对抗流动社会的心血结晶。所谓网格化维稳，要义是让维稳力量覆盖社会整个的面，渗透面上的每个点，最终精确控制到每个人，决不留一丝缝隙。对流动族群的管制最严厉，北京市甚至对流动族群聚居的村落实行半军事化的“封村”管理，并作为经验推广。

　　所有这些，根本目的就一个，即杜绝任何可能的溢出。这雄心够大，但完全不可操作，因为它必然遭遇四面八方的天敌：市场化，全球化，互联网。它们的本质属性都是流动。它们带来了整个世界的流动，从人到物到信息的全方位流动，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流动，超阶级超种族超国家的全方位流动。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每天都在以几何倍数爆炸性增长，哪是僵硬的维稳体制所能够驾驭的。

　　维稳体制不能不遭遇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挑战最终汇集到一个焦点，那就是以围观形式展开的维权。维稳时代也是围观时代。维稳与围观的双峰对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独特景观。

　　围观发端于2004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该事件以地方当局与业主吴苹、杨武夫妇签订城下之盟而和平落幕，经典地示范了个人如何借助舆论冲破体制重围，以临时集结的社会力量与维稳展开点上的缠斗。2010年微博横空出世，更开创了围观新时代。围观从此突破小众范围，开始跟最大多数普通人对接。这即是围观2.0版，也是围观的一次根本升级。

　　多年来的围观，没有辜负公众的期待。哪怕它在点上的缠斗成事者十不得一，也比草根个体抗争好得多，因为那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抗争，是被切割到一个一个孤岛上的抗争，怎样的惨烈都不为人所知。是围观改变了这一切，改变了草根抗争者的孤岛状态。的确有很多事情是围观无能为力的，但围观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

　　尤其升级到2.0版之后，围观对于草根抗争的拉动，更直接也更有力。正因为围观2.0版的倒逼，维稳终于不再那么强悍，终于开始后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弹性。所以乌坎之后，历次公共事件再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大规模的秋后算账。这不是谁良心发现，政治讲的是实力，这实际上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信号，即当围观走到顶点，当围观最大限度消耗了维稳的力量，维稳巅峰也就不能不走向终结，至此，维稳终于进入了衰减期。

　　这是围观之于中国的最大贡献。但不是唯一贡献。它对人心的启蒙同样是空前的——它不是用书本去启蒙，用高头讲章去启蒙，用抽象的口号、概念去启蒙，而是用事实杠杆即一个一个公共事件去启蒙，用生活杠杆即草根抗争的具体进程去启蒙，向全世界生动演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到底有哪些中国问题？那些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这实际上是在田野中展开的一堂堂人权课、民主课、法制课总而言之公民课。维稳十年，也是人心翻天覆地的十年，也是人权和公民权利意识空前普及的十年，也是普通人抗争意识空前强化的十年。总之是启蒙的十年。这除了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进程的推动，公民围观尤其围观2.0版显然是最重要的推手。


三、社会运动山雨欲来


　　围观的一大贡献是启蒙。当启蒙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就开始跨入了新的时代，那就是社会运动时代。

　　这个社会运动时代，是从乌坎事件拉开序幕的。封村断路，万人抗争，居然没被镇压下去，最后居然成功改组了村两委，可谓前所未见。本来因为围观启蒙，人心已跃跃欲试，大气候渐趋成熟，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胜利、一个小小的榜样做按钮来启动。乌坎的成功刚好起到这作用，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于是，什邡事件、启东事件继之而起。

　　这跟当年台湾社会运动的勃兴，有相近之处。

　　台湾社会运动起步于七零年代末，距“二二八”刚好三十年。“二二八”的血光是一个巨大威慑，令台湾社会一蹶不振，整个五零、六零年代，只有极少数精英如胡适、雷震等等还在负隅顽抗，但没有社会依托，没有民众呼应，他们构不成任何实质威胁，很快就被定点清除，波澜不惊。但是三十年过后，时间冲淡记忆，也冲淡了恐惧。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青年，再没有了老一辈的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台湾社会运动于是兴焉。

　　大陆现在也到了这节点。而且由于严密的封锁，当年的血色记忆在大陆新生代来说更淡漠，他们因此更少恐惧，更初生牛犊不怕虎。什邡事件是当地中学生打头阵，启东事件、乌坎事件也都是新生代冲锋在前，都证明跟当年台湾一样，中国社会运动必然随着新生代的崛起而崛起。

　　但跟台湾也有所不同，大陆新生代的崛起不单因为恐惧衰减，更因为他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和全球化共同推动的全球人权进程和全球化公民社会进程，对新生代有着巨大影响。强烈的人权意识尤其强烈的抗争意识，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向往，构成他们普遍的心理。跟父辈不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对权利的特殊敏感以及直接表达的冲动。这两点归结起来其实就一个词，就是不忍。他们不再忍受，有痛就要喊。对制度的弊端和社会的黑暗，耐燃点特别低。

　　所有这些注定了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它年轻，因为年轻而创意无穷活力无穷，如朝阳之升。何况有全球人权进程的奥援，有经济和技术发展尤其网络技术发展的助推。体制不然。不能说体制没有一点学习能力，没有一点弹性，但相比社会运动的一日千里，体制的那点学习能力和所谓弹性是太有限了，越来越老态龙钟招架乏力。

　　除了年轻，中国社会运动另一个强劲的力量来自市民化、本土化。

　　如本人在《通向公民社会的第三条道路》所称，百年启蒙有一个根本误区，即大叙事跟小叙事脱节，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脱节，因而不能真正进入人心，进入现实。大叙事如何对接小叙事，对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社会运动的市民化、本土化，是中国的百年难题。

　　但这难题，现在已经有了破解希望。随乌坎事件而来的社会运动，本土性越来越强。尤其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都以当地的生态问题为核心议题。生态问题不属于个别利益，而攸关所有人的福祉。地方当局之所以不得不马上让步，这是根本的原因：他们可以冒犯个别人，也可以冒犯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但他们不可能同时冒犯所有人，把自己变成所有人的敌人。这就是大众抗争的威力，这就是市民化、本土化的威力。

　　而这，必将成为趋势——温饱解决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健康，对生态问题的公共关注也就越来越强烈。但另一方面，不惜透支生态成本的发展思路，以及完全不考虑公众感受的封闭型决策机制，的确让生态隐患的累积越来越接近极限，也让公众的耐心越来越接近极限。这就为社会运动准备了丰富的素材。继1990年代的抗税抗捐、2000年代初的抗拆抗迁之后，生态维权正在崛起为第三波维权的主题，即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突破口。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对接，中国社会运动的市民化、本土化，亦因生态维权的突破同时突破。最大多数普通人在生态维权的动员下，开始从线上的围观走向线下的行动，开始从围观的主体，升级为行动的主体。

　　这就赋予中国社会运动以空前的动员能力，不再只是个体维权，而主要是大规模集体维权，构成维权新特点。乌坎事件动不动就是数千人整队上街；什邡事件最高峰，街头聚集的抗议民众达数万人；启东尤甚，最高峰街头聚集的抗议民众近十万人。社会运动时代来了，至此还有什么疑义么？

　　社会运动时代来了，维权从点上的缠战发展为面上的抗争。只有点上缠战的围观，难免捉襟见肘。其实，即使不考虑社会运动的因素，围观在越来越走向顶峰的同时，也已经越来越走到天花板。即它在继续强劲拉动公共事件的同时，副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至少五点：

　　其一、围观是随机的，偶然的，碎片的。它改变的只是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的命运，而很难导向规则的改变。规则不变，事件会层出不穷，围观就只有量的意义而没有质的意义。

　　其二、围观都是事后围观，好比水到了才开渠。伤害已经发生了才围观，显然不可能防患于未然，不可能伤害最小化。

　　其三、公共资源有限，能够进入围观视野的维权事件，只是侵权事件中的极小部分。相比于侵权总量不过冰山一角。大量不能进入围观视野的侵权事件，注定被社会遗忘，找不到任何出路。那些无法化解的悲情不断沉淀，形成不断膨胀的悲情堰塞湖，最终必然转化为越来越强烈的绝望和仇恨。

　　其四、为了竞争有限的公共资源，让自己进入围观视野，必须让自己的悲情最大限度震撼人心。这就导致残忍的悲情竞赛，导致跳楼、自残、自焚等极端形式不断升级，客观上构成对受害者越来越惨烈的二次伤害。

　　其五、悲情竞赛既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给社会心理造成严重创伤。每次悲情竞赛，追求的都是最大震撼，这种最大震撼同时也是对社会心理的最大伤害，社会心理在不断升级的重创之下，必然失去应有的平衡与理性，越来越走向分裂与极端。

　　显而易见，围观是双刃剑。它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但也确实太粗放，注定了只能是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旦社会运动时代来临，围观必然被更高级、更精准、更有效的抗争手段所取代。围观当然还有用，但不可能做主角；即便持续，也必须与新的抗争手段结合，为新的抗争手段服务。

　　这新的抗争手段，只能是组织化维权。如何从随机围观，升级到组织化维权，从而让维权常态化、常规化、制度化，这是社会运动时代的一个重要使命。


四、让维稳退场让自由化上路



　　组织化维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生活自己的创造。2010年5月广本南海工人罢工，2011年11月花都农民工上街讨薪，2011年12月乌坎事件，都是组织化维权。

　　最经典的是乌坎事件。如果说“最牛钉子户”事件是围观的样板，那么乌坎事件则是组织化维权的样板。以2011年9月23日为界，乌坎事件可分作两个阶段，即此前的无序抗争和此后高度组织化的抗争。无序抗争的高潮，就是9月21日、22日两天的示威游行，最后局部失控发展为小规模骚乱，当地的合泰工业园工地，及丰田畜牧场、海上餐厅、富荣针织厂等部分企业，均遭示威民众打砸。示威民众并与闻讯赶来的军警发生了冲突。

　　这样的抗争不可能持续。关键时刻，有丰富体制内经验的乌坎元老林祖銮挺身而出，以他为核心，组建了村民临时理事会作为总指挥部。乌坎抗争从此统一步调，进退有度。11月21日村民再度到陆丰市政府示威游行，较之两个月前的游行规模更大，但因为组织化程度高，游行全程都保持了良好秩序。秩序的完好尤其是临时理事会副主任薛锦波屈死狱中所激发的强烈悲情，让乌坎村民拥有巨大的道义力量，最终迫使地方当局让步，促成了12月20日乌坎事件的和平解决。

　　前后两个阶段的乌坎事件，形成鲜明对照，雄辩地印证，组织化是大规模集体维权的必然要求。没有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是无序的，不可控的，这对朝野双方都意味着巨大风险，对朝野双方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这一点，在后来诸多公共事件中也有印证。什邡事件一度警民冲突严重，发展到警方打震爆弹的地步，激起公众的强烈义愤，警方内部亦有反思和问责。吸取什邡教训，后来的启东事件中，地方当局不敢过度反应，结果是市政府一度被成千上万市民占领，办公室遭打砸。

　　大规模集体维权的浪潮正在到来，无论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怎么应对？这其实是问：要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还是要没有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

　　答案不言而喻。

　　谈到组织化的大规模集体维权，不妨回顾一下台湾红衫军事件。红衫军号称百万，规模巨大，抗争亦旷日持久，破坏性却几乎为零。风传红衫军内部有过冲进总统府的动议。今年三月访学台湾时，我曾就此请教台湾中研院钱永祥老师，钱师告诉我，有此一说但从未进入正式议题。为什么不能进入？钱师说：你知道红衫军的基本群众都是怎样的人么？即便在游行高峰，他们看见街头的红灯，仍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来，等绿灯亮了再走。如此自律的队伍，可以设想他们会接受冲进总统府这个完全违法的指令么？

　　这就是今日台湾的社会运动。有表达无破坏，有抗争无动乱，坚韧而理性。类似场景在香港也常常可以看到。今年香港的反日游行，几乎跟步兵列队一样的步调整齐，对街市秋毫无犯；对比同一天深圳的反日游行，一河之隔，确实就是两个世界。

　　内地跟港台的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公民训练的差异。更进一层说，是民间有没有组织化训练的差异。大规模集体维权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技术含量。这技术含量只能来自后天的习得，只能来自有组织的生活。有组织的生活越丰富，学习的机会就越多，组织化的技术含量就越高；有组织的生活越匮乏，学习的机会就越少，组织化的技术含量就越低，参与者就越是乌合之众，如悬河之水容易一夜而溃。

　　组织化维权刻不容缓，显然已毋庸争辩。大规模，有组织，非暴力，低成本，是未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四要素，其中大规模是客观趋势，非暴力是基本原则，低成本是要争取的结果。而则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组织化，即组织化是最关键的环节。

　　组织化维权之于中国转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接续被十年维稳切断的自由化进程。当代中国的自由化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八零、九零年代的自由化，侧重个人自由，组织自由仅限于经济领域譬如自由企业。公民在非经济领域的自由组织、自由合作，始终是高压线。而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属性，主要就通过组织自由来实现。换句话说，合群是人的天性，组织自由是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没有组织自由，原子化的公民面对公权力微不足道，则其他一切权利皆如流沙。当下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是中国自由化进程的第二阶段。但它不是第一阶段的简单重复，有全球人权进程和全球化公民社会做背景，第二阶段的自由化必然是更高水平的自由化，必然以组织化为主题。

　　其二、组织化维权是民主化的必要准备。但凡民主失败的国家或地区，一定先有社会的溃败，即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全面溃败。在社会溃败的基础上，无论嫁接怎样的上层建筑，都难有成功的可能。但凡民主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其民主转型一定有强大的社会支撑。如台湾。民主化之前，台湾已初具文明的社会底盘，属于有组织的社会。有组织的社会之最大特点，是普通人的崛起，普通人因为组织自由，从无权阶级提升为有权阶级。即当时台湾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均富，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平权。普通人因为组织起来而有力量，能够与权贵公开博弈，形成对权贵的强大制约。权贵就很难尾大不掉，民主化就很难蜕变为寡头化，如俄罗斯曾经有过的那样。

　　所以，能否在民主化到来之前，充分推进社会的组织化，对民主化的品质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不能等到明天早上民主了才来组织社会。社会不是政治的附属品，只能等待政治的恩赐，由政治来主宰。社会有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的生长节律，组织化则是社会最重要的生长节律，无组织即无社会。所以，无论要不要民主化，社会的组织化都必须推进。考虑到民主化，社会的组织化尤其要大力推进。仅仅侧重个人自由的自由化，是脆弱的自由化，没有任何抗打压力，当然更不可能指望它支持民主。第二阶段的自由化必须以组织化为主题，才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衔接和助推未来的民主化进程。

　　概而言之，个人自由——组织自由——民主化，是中国转型的三级火箭。现在，中国已经站在组织自由的门槛上了。早在乌坎事件中，笔者就曾撰文呼吁：中国必须跨过乌坎那个坎。今天看来再明显不过，这个坎，就是组织化的坎，首先是组织化维权的坎。

　　其三、组织化维权同时也是奠定文明社会的基础。组织化维权具有双重性，首先它是政治的，因为它培养的是政治公民，它争取的是基本人权和基本的公民权。其次，它不仅是政治的，它的实际内涵远远超出政治的范畴，即它更有社会的、生活的视角。为了现实中的每个人、为了每个人的现实幸福，它重视每一点每一滴的改善，重视所有的推进空间，重视所有的可能性，决不因其不政治而放弃。它不搞唯政治，不搞政治挂帅，没有传统革命哲学中，政治对于社会、对于生活的傲慢与偏见。

　　为了每个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组织化维权的全部出发点，即它是人性的、悲悯的。只用政治的眼光看待组织化维权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建设，那是太偏颇了。组织化维权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建设，包含政治但是高于政治。从根本上说，它属于文明范畴，它建设的是现代文明。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文明程度就越高；社会组织化程度越低的国家，离文明就越远。而那些完全没有了社会组织、完全没有了社会自主性的国家，则无一例外地都是丛林国家。社会的去组织化过程，因此一定是集体返祖过程，走向野蛮的过程。

　　这个返祖过程，走向野蛮的过程，我们曾经有过。那是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所幸我们终于走出，社会的植被开始恢复。组织，则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植被。但是社会组织在恢复生长的同时，也遭遇阻力尤其是维稳的巨大阻力。整个生长被压制、被扭曲。而被压制、被扭曲最厉害的，则属于组织化维权。

　　但是，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今天中国的政治是压力政治，即没压力不改变，则最大压力恐怕是由于不改革导致的时间压力。还是在广东，前两年连续发生潮州古镇事件、广州新塘事件和中山沙溪事件。而且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地，都是外来族群与本地人的冲突。这是再强烈不过的信号，即按照传统静态社会逻辑布局的网格化维稳，完全药不对症。不及早拨乱反正，一旦未来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滞胀来临，多数民众因正常生活受到冲击而卷入动荡，又不能以有组织的社会来承接，整个社会就可能崩盘。

　　无论从哪方面讲，组织化维权都是当下中国最紧迫的议题。这方面越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而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组织化要求最紧迫的是外来底层族群。这主要因为，上流阶层拥有深厚的社会资源，制度容许的组织空间也比较大——譬如形形色色的商会、读书会、同学会、论坛等等，遭遇侵权时集体自卫能力相对强大。但是底层尤其外来底层族群，不仅社会资源乏善可陈，自组织空间也几乎为零，往往只能转入地下。而一旦转入地下，黑恶化就成了宿命，他们就要么沦为严打的对象，要么被黑恶势力裹胁而沦为炮灰，无论哪一种选择，对他们个人、对整个社会都是悲剧。

　　中国社会缺乏组织化训练，外来底层族群则最缺乏组织化训练。这个最缺乏组织化训练的外来底层族群，总量高达数亿人。他们可能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游牧民族，不断漂泊于城乡之间及各大都市之间，工作、生活包括孩子就学，皆极不稳定。这么大规模的自发的流动，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巨大的溢出效应，任何统计学口径都无从容纳，因而是任何人力皆不可测、不可知的。更何况，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想要穷尽火车购票实名制、遍地摄像头、随时随地身份证查验、电话监听网络监控等一切物理手段，把他们全部编织进稳控的恢恢天网之中，实行定点管理，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最恐怖的是，这种同溢出效应的徒劳的作战，会导致整个维稳体系的畸变。要完成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巨大的法外授权，同时需要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么整个的维稳体系，就基本上成了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结构之复杂，各种权力杠杆之长，远远超出常规的范畴，要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国中之国最终必然发展为独立王国即维稳帝国。它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自己独立的利益，它有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的自己独立的意志，对国家安全构成最大隐患。结果为了对付想像的潜在敌，反而人为制造出一个真实的潜在敌，人为制造出一个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怪兽。人间荒唐，莫过于此。

　　所以，即使只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必须抛弃网格化维稳的狂想，放手让社会组织起来尤其让外来底层族群组织起来，由此给维稳帝国釜底抽薪，同时改变维稳导致的政权运行能耗刚性攀升的反常状态，把维稳帝国吞噬的巨大财富腾出来，还给社会用之于民。

　　首先让外来底层族群组织起来维权，这点广东已有探索。今年沙溪事件之后，广东方面宣布，将在沙溪尝试推动外来族群组织化，给同乡会等半地下的农民工维权组织放行。这个承诺如果兑现，应该是一个好的苗头。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的起点。如何进而突破地域血缘等限制，让外来底层族群能够按自己的社会身份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的力量参与当地社会治理尤其是社区管理，融入当地社会尤其社区，这尤其应该是努力方向。

　　必须承认，中国早已是流动社会，而流动社会皆有其自身的治理逻辑。其自身最大的治理逻辑不外自治。要结束非常态治理状态即准战时状态，就必须回归正常的治理逻辑，即自治的逻辑，让维稳退场，让自由化上路。唯其如此，国家才会逐步恢复正常。也只有在一个正常国家中，所有公民才能过上有保障的正常生活，拥有正常的心态。所谓长治久安，所谓和谐社会，那时才是可以预期的。

（作者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暸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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