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协华：特权时代的民主转型之路

消除敏感和恐惧

　　在具有共性的社会模式中，对由于权力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对抗性力量，我们已经将此从“极权的暴力”开始细分为“威权的本质”，这种对现实表象的穿透产生的甄别和讨论，所塑造的正是在区域性的民主转型下再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同时使我们认为，在威权的体系格局下，由于民众可以资用的一切资源已经不再对生活本身产生意义，不再能够从支离破碎的模式中看到下一刻的希望，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就必须要用当下的眼光来审视建立在基础性民主格局之上的所有体系，为了对一切在威权的狂暴行为中造成的损失作出正确估计，并赋予民主进行时态之下，一个首先需要包括关于希望的课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简单的对抗或任意一种单向的辨析，已不再能够满足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形态中混乱的碰撞，同时也为了去除依附在专制体系中盲目的和快速扩张的内卷效应。

　　但是对任何一种复杂的体系而言，它所能够确认的唯一途径，一定是建立在具有历史的背景而不是仅仅建立于当下的范畴之中，这就是当我们试图厘清一个先行于民主进程的深度转型之时，所要对此作出界定和阐述的原因，是因为一种更多的、甚至是已经过度化的简单民主思维反而成为了我们所要面对的巨大障碍，她以这样的事实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仅仅通过通俗化了的、带有极强的主观情绪色彩的论调向我们澄明专政的不合理性，但却止步于一个启蒙之后要怎么办的无绪消极，过于简单所带来的一定是对某些争论的反向理解。

　　因此，寻求一个开阔的历史渊源不仅有益于我们恢复判断的理性，同时我们也正在体会到，这其实就是“消除敏感化”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体系，和对文革后一切存在的历史加以纠正的视角，她并不排除的是，我们其实还没有作好在历史的形成之后当下的对恐惧的认识和对恐惧的避让，这尽管是一种令人沮丧的事实，然而，恐惧并不会因为我们的逃避就此消失，也不会因为或多或少在行为和生活中加深并塑造一种开始民主的信仰而改变方向，因此，对于一种已经存在的空间现实而不是心理现实进行追问，也就是寄希望于去面对一个正在深化的民主理念的再发展，概而言之，什么是民主转型，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消除敏感化和恐惧的现代性民主”的积极考量，这种考量将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对被遮蔽了的历史进行还原，并且通过此种平实的还原达到行动上的准确性，以不但抗衡来自专制体系的压迫，同时更要面对来自我们自身的怯懦——作为个人的怯懦和依附于当代语境下的群体怯懦，那就是，我们对实现民主的道路到底抱有多大的期望，以及我们是否在一个并不过度理想化的范畴内，能否就具体的实践给出明确的路径，这不仅意味着对人生选择的确定，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是否能克服来自经验的误区和思维的惰性，并通过一种新的角度，来孕育并滋养仍处于专制以及专制所享有的特权带来的各种挫折下，那些依然存活的良心和道德。


狂暴特权下不成立的公民身份

　　由此，从一个更深入的角度来察看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流变，并以详实的思路面对已经存在的格局，是为了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格局中，以同样有限的力量撞击一切不平等的官办契约，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明确，比如，当一种极为邪恶的论调公然宣称“弱势群体”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并且是他们所要防范而不是施以救助的对象，这样的一种甚至连向来温和的改良派们都为之震惊的论调时，却恰恰说明了对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帝制但又很快放弃了宪政基础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所要面对的道路，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难。当特权霸占了一切可以支配的资源，就会反过来使民众成为特权的指控对象，而这就是我们需要再次并且反复探讨和思考的一个现实性的存在，她以摧毁正在初步恢复的常识和理性、并在走向民众觉醒到公民意识的过程中故意扭曲的心态反衬了我们的弱小，继而突现了专制本身的面孔，并以野蛮的暴力向我们宣称，他们就是狂暴特权的拥有者，他们是超越宪法的，虽然这一点，他们知道我们早已看得很清楚了，但仍然要再表示一次，为了向我们炫耀。

　　因而，在重新面对文革、回望八九六四的同时，正视甚至已经可笑到连开一个会都要宣布并动员武装力量来誓死保卫的这样一种局面，我们才能够分析出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害怕，以至于在长时间内将所有的民众看作是他们的敌人，并且用尽一切办法控制进步力量、一意孤行放弃和世界进行平等交流的机会、打击与别的民族和国家一起进行塑造世界道路的努力这种种卑鄙的手段，而这就是在处于民主转型的时期中当代中国现实所存在的沉重而具体的关系，以及在面临狂暴的特权所制约之下，有关于一切不平等的对应于公民权利、义务和形象的确认，她还包括了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社会等级制度之下，如何冲破思想壁垒重要的社会转折。

　　和已有的认知相比，当我们将既得利益集团与“特权”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通过具体事件的线索，存在着一个被忽视了的真实地带，而这种现象的产生及来源又正是起始于我们对于公民社会的泛理想化状态，在一个尚未能建立并健全公民社会身份的现实环境之下争取一个公民的合法身份是希望的道路，但是很遗憾，我们公民的身份就实际而言并不具备真实的有效性，因此，一切对于公民社会的盲目乐观情绪，所导致的必然是在启蒙之后一个接近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民主道路始终裹足不前，因此，探讨公民的本质含义，已经成为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特权政治下首要而迫切的问题，我们要追问，我们公民的身份确立了吗，如何验证我们从普通民众上升为公民的证据和线索，尤其是从唐慧被劳教案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就实际而言，我们既不是公民，也没有任何来自法律（宪法）的保障，同时还要时刻承受来自庞大的特权的践踏，当一种权力（不管她来自何方、何人所授）膨胀为巨大无形、无处不在的暴力时，我们就要给一个明确的定义：狂暴的特权。

　　由于狂暴的特权造成的社会景观所具有的排他性，必然导致了和我们判断相反的“不成立的公民身份”——这是民主转型时期的关键所在，它同时也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最具体的和最需要付出努力的障碍，不成立的公民身份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技术性现象，在专属于特权的制度体系里被迫扮演了一种含糊的面孔和形象，而是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障碍和困惑，突现在一个极端对立的尖锐的社会阶层中，这种状况成为了所有病症的扩散地，它也同时是臆造“党内民主”的一种借口，一种貌似宽容的和以自我单纯意志为出发点的善良借口，试问，你从头到尾都不被看作一个具有合法权利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你又怎么会具备一个公民的身份呢，然而这还并不是最大的根源所呈现出来的假象，“狂暴的特权”向来就懂得如何运用简单的社会事件来作为分化压力的重要手段，一些并不起眼的事件承载了人们对于民主道路的理想化模式，并且日复一日在极其贫乏的境况中开展已经落伍的民主思想启蒙，丝毫不懂得也不愿意从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发觉特权才是一切保守的伪善人士为专制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所在，当一个族群中的极大部分资源被极少数分享完毕之后，他们丝毫不会担心任何一种有分量的思想、具有颠覆性的事件、一两个具有号召力的前卫人士所形成的民主氛围，这是因为他们已非常清楚，在推动并形成具有现代主义的民主阵营的道路上，作为对抗的一方，你首先要考虑的将不是形而上的分歧和方式，而是来自大的环境所形成的内在压力，因为作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民主，实在已毫无必要去纠缠于什么样的比如美国民主台湾民主缅甸民主这样一些不具有现实作用的幼稚思想方法论，而是最起码的，去确立一个真实的中国民主的基础道路，这才是自文革、八九之后，在浪费了如此之长久的岁月之后，一切具有正义和善良人士所要思考的重要方向，同时，回到基础并着手具体事件，从社会事件的深度批判入手（批判的本质在于探索现象背后的实质，而并非在表象中纠缠并试图寻找答案），采取合力和专注的行为结构，去除一般意义上，仅仅是小范围内的不具备大面积的分歧和方法，回答并塑造一个在不成立的公民身份中所要继续完成的道路。


狂暴特权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

　　我们已厘清在一个特权的体系中，不成立的公民身份背后所隐含着的正是由于特权的狂暴所形成的不平等的社会性本质，而要去实践并获得公民的合法身份，那就必须要考量平等的权利和现有制度之间形成的落差，简单或者一般地探讨取消户籍制度、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所带来的绝对不可能是实现平等的机会，特权所具有的天然的反弹性正是特权在专制社会中一种强大的特征，因此，仅仅去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而不提防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恶性条例，是一种短视的做法，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由政府机构所承建、开发的大型民生基础工程比如桥梁、高铁、体育场馆等国民设施频频出现重大事故的根源在于，不仅仅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不仅仅是已经很普遍的腐败所滋生，而是在于，他们根本用不着担心，以非常随意的态度所建造出来的产品要不要接受社会的论证、监督，要不要担负必要的责任这样一些应该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中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质量监管，而这种状况之所以反复产生，其实就是为了提醒我们，在我们还不足以成为公民并且拥有公民的权利和权力之前，特权足可以吞没一切，并且丝毫不必承担现实的和精神的处罚，她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但又同时能够全身而退。

　　因此，对于一个处于变化中的民主形态而言，她最好的诉求是在去除了过度敏感之后的属于民主自我的回归，这是由旧式民主运动进入到现代性特征的民主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界定和突破，她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致力于如何从细节设计之中去不断消除专制的特权，并以此为主要路线展开公民社会的建设，因为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说，在极端权力的旋涡中所爆发的一切反人类的罪孽，都是围绕着特权所带来的不平等而展开，尤其是在当你的房屋在睡梦中竟然会被夷为平地，当你战战兢兢活了大半辈子依然有话不能说只能在极致的痛苦中自杀来捍卫自我的尊严、权力和人格，再或当你在街头漫步却遭遇势力集团的绑架并从此失踪，并且当你还没有准备对现实发表意见却已经被监视、约谈时……这种种的一切，不是仿佛文学的虚构，而恰恰就是当代中国的真实现实，对特权的放纵、宽容和请求，所换来的只能是被无情的控制、打压和囚禁，只要你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盛产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的时代，人们被迫依靠、依赖娱乐明星和色情新闻来度过他们的生命不仅是一种冷酷的剥削，如此之多频频宣布的颠覆罪，也不仅是我们的耻辱，它更是特权集团疯狂、败坏的标志，它同时也表明了，特权体系并没有打算放弃对大众进行日复一日的“洗脑”，因而在探讨了特权之下公民身份的不成立之后，以追求在不平等的霸道契约中获取平等的权利，一定会成为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一种保障，并以此充沛的和具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应对更为复杂的民主中国的道路。


在资源匮乏、过度空想的简单民主中重建平等的权利

　　而要消除在不平等的契约下来自个人信仰和社会群体的恐惧和危机，就要在日益失控的政治及经济体系的恶性膨胀中反观来自文化道统的优越和神话，同时切除任何一种绝对的简单诉求，这是因为，所谓的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以及贫困群体与中产阶层的矛盾……这样的论调，不仅是一种极其荒唐的迷惑性编造，更是一种特权势力将政治利益化解为社会现象、国民素质的卑鄙手段，在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所隐藏着的也不仅是资源分配不平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庞大的群体资源极度匮乏的巨大矛盾，她同时也是政治利益试图取消并剥夺社会个体存在的专制手段，因而，重建并且恢复平等的权利，正是从不成立的公民身份走向健康的公民社会的一个真实转折，这是因为，不可能存在一种只由少数人却享用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资源的平等的民主社会类型，同时，在特权社会中追求并致力于平等权利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展开之后迅速消除专制下文化的虚假特征，并由此真正进入到一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社会之中，换而言之，依仗“特别的权利”并且期望由此再造一个“人民公社”的民主乌托邦，这种可能性的泡沫早已不存在了。

　　因此，在此基础上，反思何谓平等的权利并揭示特权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意志私人性质和党专性质，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将首先是对《零八宪章》作为一种集中体现的民众诉求，在她的范畴内必要性和深刻性的回应，也同时是对已经失败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有力抨击，以弥补并医治已经被撕裂的社会群体和两向极端的情绪冲突，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将会告诉我们现实是怎样在向着失控的局面发展，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养老金体系在某些地区的具体表现是每个月可以领取零点三元，这种辛酸的事实所反映的已经不再是一般局面上社会行将崩溃的极端，而是在三毛钱的社保金中，反映了民众对于特权阶层而言只能是被嘲笑愚弄的弱势群体。然而另外一个现象也同时在提醒着我们，有一种叫做“体制内的忧郁症”的疾病不仅正在吞噬着人的意志，她还以另外一种具有装饰性的含义来暗示人们不彻底妥协并放下个人的良心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统治集团的暴虐和弱势群体的维权抗争促使我们认真思考中国民主转型之路，认真面对并且回归到《零八宪章》关于“转型正义”的诸项具体表达中，并且重申确立公民身份、瓦解狂暴特权、重建平等权利正是民主转型进程中，急需厘清的对于平等权利的争取，而另一种更直接的说法就是，不平等不仅仅意味着被特权所驯服，同时也会成为特权的帮凶，因而，无平等的社会，不可能确立其公民的合法身份。

　　不过，仅仅在一般表象的层面上，来理解特权和专制的专属关系是不够的，她也是历史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特权也不仅是自由权的一种定义，因而，在部分地理解了特权是一切腐败的根源之后，我们将需要在重要问题和次要矛盾的肌体上展开行动，确立非暴力运动的界限和特征，并消除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不平等的罪恶，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专制体系一再以“民主集中制”来作为他们合法存在的借口，但是，却始终逃脱不了这其实就是一种人为操控下的阶级斗争和国民敌对的翻版，正如同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一样，这种赤裸裸的谎言所导致的仅仅是他们内部的分裂，而这只不过是特权的另外一种后果的表现方式，如此之多的党内官员以“胜利大逃亡”的行动呈现的就是对专制的不信任和缺乏安全感，而他们却仍然以幸福和谐的口吻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告社会主义的优越，同时又加紧、加快速度在中国大地上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进行反复的、轮回的、毫不掩饰的搜刮，用以来满足他们日益变态而庞大的胃口，用以显示他们只对内却无法对外的强悍，因而，当我们面对一座已经不敢打开店门进行日常营业的空旷之城时，就能够在更明确的层次上，理解民主转型之所以具有时代的正义性，正是因为她需要和正在对一切不平等的社会提出抗议和进行批判，而这种特征，就是公民身份开始显示的标志和非暴力运动的现实尺度。


民主转型：从思想启蒙到行动参与

　　只有当我们确立了民主转型的边界之后，作为世界浪潮民主运动成员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体系，和作为我们自身进入公民的具体进程，我们才能经由此历史性的转折，获得思想和行动在现实层面上战略性的社会要素，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困境之下，这种格局，也才能够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优势，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正义转型赋予了中国民主在整体特权的语境之下民主运动的前瞻性，也就是不再从一般意义上讨论如何超越左右激进和制度利弊及形态体系，也不是就不可更改的文化道统的分裂本质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化经济格局梳理线索，而是消除和抛弃对所谓的“顶层设计”的空想，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建设都是政治建设，正如政治归属就是社会形态一样，因而，只要特权作为对正义的嘲笑存在一天，基于基本自由的民主框架就不会得到彰显。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泛经济体系的性质已经显现为“非社会资本主义”的剧烈扩张，在这个现实之下，谈人的权利，谈民主的可操作性，其关键的落点在于，如何与社会事件的起伏作出相应的呼应，并在其中击破专制本身所具有的对内部释放的破坏力，以实现进入公民社会为之实践的社会性要素，从而进入真实的存在，由此，即是正义转型下，公民实践的社会行动要素，她的最大力量就是来自于足以拥有可以确认的信息饱和度，来应对普遍维稳时代所产生的信心危机，与此同时，当大多数民众开始抨击这种专制的时候，顺应潮流以推进启蒙的深度和准确点，是在资源匮乏的特定时期，获得前进的重要方式，而无需再去探讨推动某一个地区的在法律层面上的正当性，是因为行动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有效捍卫。诚然，任何一种特权不会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毫无疑问，也不会有任何一种特权能每一次都逃过民众的检阅，作为历史遗留形态的特权具有的天然漏洞和与生俱来的虚弱性，以及由此伴随的文化空洞、信仰病变，道德邪恶还会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正在反过来蚕食自身编造的谎言，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开始派遣更多的力量来应对每时每刻都在爆炸的不安因素，当维稳人员被安排进课堂的时候，也正好预示了新一轮的民主潮流所具有的强大力量，用信心克服困境，并学会从孤立之中获取强大的勇气，是公民实践的另一种行动要素。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相对意义上对现象学理论的分析，由此所推导致出的在特权体制下存在的复杂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予我们思想上的改变，然而，在进入到公民实践的尖锐局面时，我们却要理解并要面对的是，如何在社会固化的背景下承受社会转型之痛（社会固化既是特权的根源也是特权的结果），这是一种很明确的由思想启蒙发展到行动参与并加以实践的深入过程，更是在举国体制的交锋中需要面对的艰难困境，当极权消费主义开始吞灭一切，并迫使民众成为制度污染和环境污染的承受者，和为了要举行一次完全背叛道德、以至于要取消市民的早餐供应，却仅仅是为了一种营造出来的庄严之会时，我们就应该明白特权的暴力以及所造成的危害，并且由此进一步恢复、倡导行动作为启蒙的首要任务，正是在于需要在足够深度的理性层面上反抗强权的压迫，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汲取世界文明的养分，破解悲观与消极无为的情绪，高举普世价值的旗帜，以公民维权作为反抗的武器和力量，以日积月累的民主实践推进中国社会的革新，用公民行动争取生存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构建一个具有现代性气质的公民社会，而不是比过去更加的不平等，因而，面对并克服自身的恐惧，才是令人敬佩良知的显示，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够真实的澄清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并非一般意义上纯宗教的误解。总有一天，当我们回望这一段历程，我们会骄傲于自己为之所倾注的一切。

2012年9月21日
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2012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