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说,一是关于《08宪章》的论说,分别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编排。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共有9篇文章,其中,主要从理论上阐述普世价值的有两篇:《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

  《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是我2008年8月31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这个发言里,我首先说明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推翻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实践普世价值。我又指出: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仁爱、平等、诚信、公平等等。接着,我还介绍了马克思的普世价值观。马克思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要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就需要找到符合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共同价值的共同目标,那就是自由,这从他把未来社会设想为“自由人联合体”就可以了解。马克思还认为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人民有权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解放全人类,就是使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全人类都得到实现。只是当时还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词罢了。

  《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是我在同年11月应《人民日报》子刊《人民论坛》的一位编辑之约而写的。他们准备在子刊上开辟专栏,发表关于普世价值的各种不同观点。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表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所以欣然从命,很快就写出了这篇文章。但文章发去后,好几个月没有回音,听说是被高层叫停。于是,在媒体上就只有批判普世价值的讨伐之声,正面论述的文章基本上全被挡在报刊之外。我的这篇文章,就只好送到网上去了。

  我的这篇文章首先说明什么是普世价值:“价值本来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物品的有用性的判断,后来扩展到社会的其它领域,泛指所有涉及人们生活和利益的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即所谓价值判断。普世价值,顾名思义,是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

  在关于普世价值的大讨论中,不少文章都集中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为什么?我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呼求(《历史的先声》一书对此有着详尽的记录),再到近几年朝野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以对历史的回顾来回答这个问题。针对普世价值反对者的一些论据,我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说明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宽容、和平、仁爱这些理念是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和需要的普世价值,但要真正在社会上实现,并且形成为制度,为全世界所承认、接受、遵守,却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制约。在这些制约因素里,最重要的是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内的财产所有权,这是一切公民权利的经济基础。只有社会成员都有了财产所有权,人人都成为有产者,普世价值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完满的实现。

  《诋毁民主自由为哪般?》和《从“先有蛋后有鸡”说到普世价值》是两篇“读报随感”。前一篇针对2008年10月22日《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峰”的文章《拳头里的“民主”》,指斥作者的歪曲事实、强词夺理,同时揭露了毛左派的理论秘密:他们反对民主自由,就因为民主自由是反对专制体制的强大武器。所以,批判普世价值也好,诋毁民主自由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维护现行的专制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后一篇从《北京晚报》11月18日的一篇报道说起,说明“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是通过逻辑上的偷换概念才完成的。在理论讨论过程中,也可以常看到运用这种逻辑方法进行诡辩的事例。如在最近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中,有些人通过偷换概念,把普世价值等同于、局限于西方的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符合我国国情为理由,拒绝普世价值。他们借口人的阶级性,否定人类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这些带有浓厚片面性的见解,使他们无法正确认识普世价值。

  《哪里来的“赵紫阳集团”?》写于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掀起不久,有人把批驳陈奎元的文章说成是“赵紫阳集团的大反攻”,认为“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并且把温家宝封为“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批判矛头直指温家宝。这就使他们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居心昭然若揭。因为赵紫阳以推动改革而为人所共知。1977年初,当反改革的政治势力趁着拱倒胡耀邦的余威,发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的反改革高潮时,刚担任总书记职务不久的赵紫阳就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把反自由化严格限制在“正面教育”的范围内,扑灭了反改革的熊熊烈火。接着,他在同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把党政分开作为改革政治体制的首要任务,实际上为逐步转变一党专政的体制格局,创造最基本的条件。赵紫阳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捍卫者,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他去世三年多后,居然还有人念念不忘对他的敌视,把主张改革最积极的政治力量贬斥为“赵紫阳集团”,这就进一步暴露了这些人反对改革的险恶用心。这篇文章除了介绍被赵紫阳粉碎的第一次反改革高潮外,对邓小平南巡讲话前的第二次反改革高潮,和近年以反普世价值为标记的第三次反改革高潮,也做了简要的描画。

  《实现普世价值是人性的复归》是我2008年12月27日在“血液安全与艾滋病人权利保护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我说:“普世价值作为理论概念,指的是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因而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价值理念。”它是“普照全球的阳光,滋润大地的雨露。爱滋病患者由于比起普通公民更不自由、更不平等,尊严更不受尊重,权利更得不到保护,所以更需要普世价值的光照雨泽。”“爱滋病患者备受歧视的事实,说明我们非常需要普世价值的启蒙。”“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推行普世价值的过程,也是走向人类解放、人性复归的过程。实现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类的解放,人性的复归。”

  《我为什么要推崇普世价值?》是我给一位《炎黄春秋》读者的回信。2009年1月,《炎黄春秋》在当年第1期上发表了《普世价值: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后,有一位读者来信,提出5点质疑。我考虑到他提的这些问题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决定逐题作答,并在网上披露。本文是第三封回信。后因这位读者不满意我的回信方式,原来计划要写的另两封回信就没有再写。

  在这封长达一万多字的回信里,我分析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有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同时,对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否取得“重大成绩”,指导思想上的谬误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我首先指出,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它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接着,我用较多的篇幅逐一论证了这四个“化”的意义。在最后的结语中,我说:就这“四化”来说,市场、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实现普世价值,指导思想上有没有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是改革是否能够达到“四化”目标的决定性关键。

  《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是对权贵集团和毛左派联合抹黑温家宝的反击。近几年来,反改革派不遗余力地攻击温家宝,甚至污辱诽谤,把他形容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招致这一切的根由,无非因为温家宝赞同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一类的观点,大声疾呼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使他成为反改革派的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不但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含沙射影的批判文章,在网络上肆意攻讦诽谤,而且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在官方的媒体上拒不发表温家宝的讲话,或者删除讲话里涉及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不让广大民众听到他的声音。我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背景,解剖了形成批温大合唱的三股社会力量的不同心态,呼吁一切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密切合作,“朝野改革力量的团结和合作,最终将主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把中国引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的轨道。”

  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多数朋友认同我的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为此,我写了《回应〈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引起的波澜》,有层次地说明我对改革路径和发展前景的思考逻辑。其中还介绍了我对最高权力结构中的三种政治力量的简要剖析。

  就在写这篇内容简介的间隙里,我在网上读到两件倒温奇文,一件是马宾等7月15日发布的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呼吁书,要求罢免温家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据说签署者有1644人。另一件是有个“毛泽东思想联谊会‘送瘟神’总部”发布一号动员令,提出“还我好公仆薄熙来”,“打倒卖国贼温家宝”,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为营救薄熙来谷开来而绝食或静坐,号召举行万人以上的游行示威。这说明那些反改革反普世价值的势力正在组织“最后的斗争”。我把它补记在这里,供读者一笑之后深思。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共有6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对《08宪章》的解读。我的基本观点就凝聚在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上:《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

  在《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里,我说明《08宪章》立场温和,持论理性,语气平缓,态度和解。它认为我国目前“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以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暴力冲突”,应该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为此,它提出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既对现有体制进行深刻的批判、又设计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完整路线图,字里行间,洋溢着和平改革现有体制的愿望。这是一份理性的宣言,同时,也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理性、和解、合作、非暴力,应该是我们改造社会的最佳选择。接着,我论证了《08宪章》其实也是执政党摆脱目前困境的最佳选择:首先,它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其次,它提出的价值理念和基本主张,为执政党提供了总结经验教训的参照系;再次,它的和解合作精神是消解社会暴戾之气的清醒剂;最后,“08宪章”可以成为执政党清除污垢、完善自身的契机。

  在这篇文章里,我还对《08宪章》提出的19条主张中几个影响较大的问题,包括修改宪法、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和“联邦共和国”等,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讨。最后指出:“《08宪章》所提出的目标必将实现,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什么时候实现,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将取决于人民的觉悟和当政者的觉醒。只要人民从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影响和毛左派的蛊惑下解放出来,只要当权者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个人既得利益的枷锁里解脱出来,并且采取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态度,《08宪章》就有逐步实现的可能。

  《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是我为纪念《08宪章》发表一周年而写的。我在文中分析了《08宪章》出现的背景,并且说明:《08宪章》重申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价值理念,提出了19条基本主张,实际上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蓝图。中共十三大曾提出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承诺,1989年后却完全抛弃了,《08宪章》只不过把它引向更为彻底、更为完备的目标罢了。它为当政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推进改革、完善自身,从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明确无误的目标。同时,《08宪章》也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它尖锐地揭露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鲜明地展示实现宪政民主的决心,但始终坚持善意、理性、和解、非暴力的原则立场;它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和平对话的范例,具有长远的示范意义。《零八宪章》记录着人们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成果,凝结着大众对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心愿和期待。一切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家,都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不能等闲视之。

  《对自由理念、自由权利的误读和自由宪草的真谛》是我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批评《08宪章》所写的评论。社科院的许多研究人员,从他们的院长陈奎元开始,对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充满了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对他们那些用陈词滥调堆砌起来的垃圾文章,我向来不屑一顾。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虽然怀有学术良知和爱国情怀,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对《08宪章》缺乏理解,提出一些责难,这些真诚的误读应该受到理性的回应。我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与“零八宪章”对话》(以下简称《对话》)而写的,这个对话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人权等理念的分析与批判。我在文中说,自由是《08宪章》的真谛,只有正确理解自由,才能读懂《08宪章》。因此,我从自由的概念说起,指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既是普世人所共有的自然权利,又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以无害于他人为原则,由法律加以规范。这是自由的本质特征,许多对自由的误解、歪曲以至无端攻击,都根源于对这个本质特征缺乏全面的了解。接着,我从《对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自由观。《对话》认为:马克思主义比较实用的,在目前还属于比较合理的部分,一是无神论思想,二是强调对下层民众的关注。我在点出这一观点的虚妄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比较实用”和“合理”的部分,恰恰是他的自由观,因为这是对那些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批判普世价值的政客和帮闲的当头棒喝。马克思的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零八宪章》的精神是一致的。

  《对话》作者对结社、集会、言论和宗教信仰等公民权利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认为结社“从来也没有禁止过”,因而“结社自由是不必要的”;“集会自由”除了保障学术会议、听证会自由有积极意义以外,就剩下消极意义了,所以集会自由是要不得的;至于“言论自由”,她非常赞同“学术自由”,但“言论自由”不能完全开禁;“‘宗教自由’是与‘科学与民主’观念相对立的”,“所以,把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放到宪法中,显然会与这种社会前进的方向相左”,“等于维护了封建迷信,是开历史倒车。”《对话》作者虽然反对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除“学术自由”以外的思想自由,但又肯定普世价值,在《给胡锦涛主席的第三封信》里明确表示:“总之,批判普世价值是愚蠢的——等于与全世界为敌,与科学与文明为敌,更不能采取镇压的方式。”这个矛盾大概就是《对话》许多误读的根由吧。

  在第二部分里,我还编进了三篇就刘晓波被捕、判刑、得奖三事所写的文章。第一篇是2009年6月24日获悉刘晓波被捕后写的七八百字的短文《强烈抗议对刘晓波的新迫害》,我认为,给“08宪章”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是非常荒唐的。“08宪章”是一个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宣言,它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和十九点基本主张,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同时,也为执政党提供了改善自身的良好机会。只有满怀爱国之心而又才智洋溢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如此切中时弊的社会改革方案。把刘晓波这样的智者爱国者诬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最典型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最大教训是把忠贞的爱国者当作危害国家的敌人。造成多少冤假错案,多少社会精英惨遭残害,这些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如果今天还要继续这种危害社会、戕贼民族的罪恶行径,把持有不同政见的智者爱国者视为仇雠,肆意迫害,就必然会搞得天怨人怒,以致真的发生“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变,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们!

  第二篇写于同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之后,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判决,可耻的判决。说它愚蠢,因为《08宪章》是一个促进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文献。刘晓波则是一位胸怀祖国,忧国忧民,为争取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繁荣昌盛而不懈思考、呕心沥血的爱国者。现在却因为起草《08宪章》而被判刑,投入监狱。是非颠倒,多么愚蠢!说它可耻,是因为法院判处刘晓波的罪名,既违宪非法,也逆情悖理。判决书加在刘晓波头上的罪名,一是诽谤造谣,一是煽动颠覆。我在文中引用判决书的原文,指出,每一个公民都有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的权利,你不能因为不同意他的看法就说他是“造谣诽谤”。至于煽动颠覆,在刘晓波的文章和《零八宪章》里,有哪一行哪一句是“煽动”别人采取行动,去摧毁、推翻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现政权早就提出的主张,《08宪章》不过描绘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图景,怎么就成了“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了呢?

  最后一篇是《让“我没有敌人”的旗帜高高飘扬》。2010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获奖者刘晓波被关在牢狱里不能与会,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在会上朗诵了他一年前在法庭上的发言《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同一天举办的和平奖主题展览,也以“我没有敌人”为名。作为和平非暴力的民主运动的价值理念,“我没有敌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一面旗帜。我认为,“我没有敌人”应该成为当代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同信守的价值理念。在变专制主义为民主主义的改革过程中,任何个人,包括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丑类,都不是我们的敌人。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巩固独裁统治而采用的伎俩。“敌人”是专制思维的产物,是同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没有敌人”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它将指引我们沿着理性的大道,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除了关于普世价值和《08宪章》的文章外,我还把《08宪章》作为附录编入本书。因为《08宪章》在网上发布后,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密封锁,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都没有机会读到它的全文。本书第二部分既然论说《08宪章》,就不能不把它的全貌介绍给读者。另外,附录还增加了两封上送中共中央的信,一封是摘要,一封是全文。两信都没有上网,只收在2009年的最后一辑《杜光文存》里,因与《08宪章》有关,所以也编在这里。

2012年8月10日
2012年10月15日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