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浪：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

　　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横亘著一片漫长而遥远的开阔地，其中不无希望，不无胜景，不无宿命，也不无迷津。蓦地，一位叫高行健的作家从那个庞杂的群落中悄然逸出，孤身穿越了它──

　　十二月十日，高行健将出现在斯德哥尔摩市的音乐厅，那里举行的二○○○年度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他会从瑞典国王的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金。

　　而连接这过去与未来的是仍在延烧的颂誉和争议。高行健获二○○○年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极富爆炸性，在这一轰动新闻的烟雾随著时间的推移逐渐消散之後，紧接而来的现实，它绝对地、主要地，我以为，是且仅仅是一个精神性事件，一个心灵事件。作为每一个个人，中国作家或汉语作家仍将置身在依稀彷佛的胜景与迷津之中，仍将搏斗於希望和宿命的孤独旅程之中。

　　斯德哥尔摩不是终点。其实，斯德哥尔摩对中国作家来说也并不陌生而迢遥。这让我回想起四年前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段往事，与来自中国作家巨大群落中的十数位各异者，与高行健，与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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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六日，由瑞典乌拉夫•帕尔梅国际中心（The Olof Palme International Center）主办、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协办的「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研讨会在斯德哥尔摩南郊布姆什维克湖湾会议中心召开。我是在这次会议上与老高（高行健）相识的，从海外与会的中国作家中除老高外，严力、多多、杨炼、友友、赵毅衡等都在中国大陆时我就有过交往，而来自大陆的一群，除芒克是我与之同办民刊《现代汉诗》的老友外，其他如史铁生、林白、朱文、余华、格非等均为初识。当时我在位於美国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任驻校作家，作为「流寓」或「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的「代表」（其实我只代表我自己）之一被邀参加会议。

　　会议组织者之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任教的小说家陈迈平（万之）曾就此会议写道：「从国家文学来看，中国文学目前存在一种国内和国外对立呼应、并列发展的特别格局。然而，由於种种原因，不论这是地理障碍还是人为因素还是国家高墙的阻挡，中国大陆和流寓海外的文学同行很少有沟通交流的机会。」「会议『沟通』之意……也是清除一些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其他障碍，是为了中国文学自身一些关系的『沟通』，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沟通』。」

　　那时，在场的一、两位海外作家已入籍他国（高行健当时仍具有中国国籍），但所有的与会作家言谈间都认同自己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作家。那个宁静而美丽的瑞典之夏，一下子有那多讲汉语、写汉字的中国作家齐聚在斯德哥尔摩，这是从未有过的「胜景」（出席会议的除上述提及的作家外，尚有批评家朱伟、陈晓明、陈思和和孟悦等）。今天回想起来，充满了既暧昧又核突的隐喻和象徵。会议由瑞典人资助召开，但除了开幕式和闭幕酒会有瑞典东道主用瑞典语致词外，整个议程和议题完全由中国作家统揽，整个会议正式使用的语言也只是汉语。议程如同通常的国际学术研讨一样，各位作家的主题发言之後，是讲评和自由讨论，会议的重点是文学本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作家和写作的关系，人和文学的关系，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文学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母语文学和外国文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关系等。

　　我的记忆里，会场上的气氛总是过於凝重而显得滞涩，远不如会後和会场外非正式场合各位之间的互动良好。在会上，老高、杨炼和我的发言分别直接就中国作家个人写作自由与中国的制度性压迫、伤害及海外流亡文学等尖锐话题作出陈述与省思，总让会场的空气中生出些许尴尬，我也分明感觉到可能引起了场中若干人士的隐隐不适。迈平说得好：「正是这样，才需要『沟通』；我们才来『沟通』。」

　　那一个星期，瑞典东道主闻知与会者中多位中国诗人芒克、严力、杨炼、多多和本人等，均是中国酒文化中的好饮者，便特地备足了上好的瑞典啤酒供大家会後把盏漫谈助兴。一时间，会议厅外的大堂成了大家「坐而论道」的副会场，侃主当属多多、芒克、杨炼及我等诗人，来自大陆的小说家、批评家时而围聚在一旁凑兴，时而互相间串门、开小会，拿捏小说的「门道」。副会场几乎夜夜爆座，有两位瑞典的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和盖玛雅副教授，总是当「沈默的听众」，但对我们中国人说的事儿经常报以会意的微笑。当大家意兴阑珊陆续离座就寝时，我和多多往往最後撤离，步出户外呼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新鲜空气时，我们也真正领略了北极圈白夜隐密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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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天，老高呢？老高在诗人们「坐而论道」时偶有一、两次也打开过话匣子，旧人旧事，故人故事，漫不经心中有剧作家的从容和小说家的犀利。而会後的大部分时间老高把自己关在会议住宿的单人客房里，大堂内不准抽菸，「老菸枪」的他不得不找到「慎独」的自处之道。那时他常常闭门不出，好像与专程从市中心赶来的舞蹈家江青、作曲家瞿小松合计着一台戏的事，大概是後来在纽约上演的《生死界》(老高那光景擘划着也开始写《一个人的圣经》了吧。)

　　老高对我说起法国剧作家让•热内，令我印象深刻。让•热内仅怀揣一支钢笔、一支牙刷飘忽不定地漏夜游走於巴黎的颓废艺术家部落与激进主义密谋家聚会之间，此一传奇画面当时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老高挚爱的法兰西现代戏剧世界的魅影。

　　会议议程进行到一半的某一天，与会的中国作家在东道主的安排下去斯德哥尔摩市内观光的同时，在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下访问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瑞典学院。那次，老高没去，大概又猫在会议中心的客房与舞蹈家、作曲家讨论《生死界》来著。会议结束後马悦然教授和他的中国妻子陈宁祖女士曾邀请与会的所有中国作家去他府上作客话别，我记得也没有老高，好像当时他有事已提前一天飞回巴黎去了。

　　老高那时早已不是巴黎─斯德哥尔摩航线上的陌路客了，因为早在八七年、九○年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剧院就先後订了他的两部戏《躲雨》和《逃亡》，并正式上演。那天我在马悦然教授满屋的藏书中随便翻览，见到有老高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小说《灵山》，马悦然教授意味隽永地告诉我，是一部好书，他早在四年前就把它译成瑞典语出版了。

　　瑞典文学院十八位院士中唯一懂汉语的院士马悦然教授和他的夫人曾列席过我们在郊区的会议，他仅是又一位「沉默的听众」，在会上未作任何评论。在会中，「敏感的」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也从未被大家正式地提出或讨论，只是我在主题发言开场白时半是自嘲半是他喻地提到过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汉语作家而言使我们在民族语言文化和全球政治现实双重关系上所处的复杂而窘迫的境地。

　　「中国作家为什么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个在汉语文学界内外喧嚣经年的话题，那年即在决定该奖花落谁家的瑞典文学院所处的斯德哥尔摩止息得太刻意，也许应了「风暴眼点是最平静的」这句俗谚。四年前一群「优秀的」和「不怎么优秀的」中国作家正好幸运地降落在风暴眼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要在四年以後才会在远隔万里的异地不幸地目击「高行健风暴」可能的掀起与席卷。马悦然教授在别的场合说过：「诺贝尔奖不应被误认为是世界的文学冠军，这种世界的文学冠军应该由住在欧洲边缘的十八位先生、女士选出的想法显得既可笑又不合理，瑞典文学院所能被期待的是把奖颁给众多非常出色的作家中的一个。」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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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二○○○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震撼性效应」只能内化，必须内化，也正在内化──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在那些曾在斯德哥尔摩之夜纵论阔谈的中国作家之间，在这一点上，高行健自己也不例外。或许，老高自己更愿意说，他这一次前往斯德哥尔摩，将置身和穿越更大的迷津。

　　二○○○年十月，汉语文学或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发生了地缘标识上诸如色泽冷暖、明暗对比的某些变化。而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将永远横跨著一片漫长且遥远的开阔地带，远征已无必须，因为前方不是故乡，也不是圣地。

原载《明报月刊》200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