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上任伊始便公开宣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第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凝聚社会共识，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
2012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二十二年前，邓小平已经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邓小平文选》83年版302页）
凭心而论，中共高层对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讲得并不少，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做得少，常常停滞不前，甚至走一步退两步。比如公民最关心最迫切的“直选”，自上个世纪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时开始制定村级选举法并试点，经几届人大反复修订，到江泽民1998年发布“主席令”：“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对共产党政治改革抱有极大希望和信心的人们满以为经过三五年，至多七八年，一定会从村级推广到乡镇，甚至推广到县区级政府，乡镇、县区的“政府选举法”理应陆续制定并逐步试点、推广。可惜事实令人大失所望，全国农村早已普遍实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而乡镇、县区的“组织法”根本没有提上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更不用说制定、试点、修订、发布、推行了。连“可望不可及”都谈不上，翘首以盼，无踪无影！
十年前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递交了“抓紧制定公务员财产法”的提案，十届人大决定将此法案的制定列入议事日程。十年过去了，开始几年还说说正在调查研究，正在为制定法案做准备，后几年连这些敷衍之言都不说了。有没有代表继续递交这个提案，不知道；有没有开始调查研究，不知道；有没有着手准备，不知道；有没有开始试点，不知道。执政党不提，全国人大会议不提，人大代表不提，好象十年前没有这个提案，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如同石沉大海，一切都杳无声息。十八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上马伊始，召开专家座谈会，求教“反腐防腐”大计。专家们一致建议抓紧制定“公务员财产法”，一致认为这是反腐防腐的利器和法宝。可是王歧山当即表示制定此法困难重重，急不得。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在微博上透露，此法的制定已经等了十年，恐怕还得再等二十年！
共产党因何在政治改革上说的与做的反差如此之大？
中华民族推翻封建王朝一百多年了，共产党执政也有六十多年，如果说新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没有任何进步，这不符合事实。若说政治改革进程缓慢，与快捷的经济改革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是举步维艰，这是铁的事实，决不是对掌权者的诋毁。
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如此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何在？
我们不否认新中国政治改革、民主进程缓慢有它的客观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三条：
一、封建制度根深蒂固
从秦始皇到中华民国，虽然有十多次的“改朝换代”，建立的仍然是封建王朝，长达二千余年，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之久，全世界首屈一指。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必然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无疑比建国二三百年的美国实行民主制度艰难得多，阻力大得多，速度慢得多。
推翻封建王朝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没有能够深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名义上称作“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实质仍然是封建制度的翻版。民主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历史长河中缺失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一段，国民没有接受过民主政治的启蒙教育，对民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民主的诉求不够迫切，大多数民众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谁打江山，谁坐江山”的封建伦理道德上，将其视为“天经地义”，不敢也不愿运用民主手段向“打江山”者“争权夺利”。
二、苏联模式禁锢森严
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却因为受到苏联的影响，被斯大林模式禁锢，经济上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无法产生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虽然称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公民有言论、通讯、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等等内容写入每一届的《宪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发展成“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民主”。这些民主内容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全是形式的表面的虚假的东西，并非真正的实质的民主制度。甚至从六十年代后，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某些改革，在经济上搞点私有化，政治上搞点自由化，中国共产党竟然批判为“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可见中国不仅被斯大林模式禁锢，还要不断地发展。称作“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斯大林模式实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主义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又继承又发展，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彻底背道而驰了。
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先行
十年“文革”后，中国百业俱废，特别是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总不能让十亿中国人饿死冻死？百业待兴，先兴经济。摆在执政党面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改革开放必须从经济领域开始。1979年10月，邓小平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4页）邓小平的总体设计没有错，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制度，经济改革必须先行，政治改革必须服从经济改革。只是，没有明确这个“长期”是多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最终造成了经济改革经历三十余年，取得了丰硕成果，政治改革仍然举步维艰。
今天，所以造成温家室总理担忧的“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局面，不否认上面三条客观因素，这只是外因，只是次要因素。主要原因是执政党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敝人以为，执政党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认识误区和行动误区：
一是所谓人口众多，无法实行普选、直选，实行民主选举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诚然，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实行普选、直选，肯定比人口稀少的国家困难大得多。困难大与能不能决不是等同。世界第二的人口大国印度，国土面积不足我们的三分之一，人口密度是我国的二点六倍，堪称世界第一。这个人口总数第二、密度第一的国家，成功地实行民主选举已经多年，并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动乱。恰恰相反，因为实行民主造成社会动荡的倒是一些人口稀少的国家，如泰国。这也是个别现象，而不是普遍现象。所以说实行民主制度，与人口多少无关。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这个“人多好办事”的理论，难道唯独不适用于政治民主进程，反而成为民主进程的绊脚石吗？太让人费解了！
执政党以文化大革命和“六•四”风波为例。敝人以为文化大革命实行“四大”，造成了“天下大乱”，并非大民主本身的罪过，而是因为毛泽东鼓动一部分人利用大民主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被专政的人不服，奋起反抗，最终酿成“天下大乱”。“文革”中的“四大”有个大前提：必须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反对毛泽东钦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必定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你的一切权利，直至生命。更不用说反对毛泽东本人，更是死路一条！这是对少数人民主，对大多数人专政。1989年的“六•四”风波，是要求执政党实行政治民主。只是民主的诉求，还不是民主的实行。由于遭执政党的武力镇压，中华民族的民主进程又一次胎死腹中。邓小平说：“镇压二十万，安定二十年。”这是镇压民主运动造成的噤若寒蝉，根本不是民主造成了动乱。
二是所谓中国“一穷二白”，不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
我们承认实行民主选举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目前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印度远比我国贫穷，民主选举已经实行多年。非洲许多国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仍然实行普选、直选的民主制度。这些完全可以证明，经济基础是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
共产党执政之前，在解放区实行政治民主，那时候解放区的经济肯定比当代中国落后许多，解放区群众的生活肯定比今天的小康社会贫穷得多。在那样贫穷落后的解放区，能够成功地实行真正的政治民主，难道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代中国反而缺少实行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吗？！
执政党说，中国民众文化水平太低，不会正确运用民主权利。目前世界上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国民文化教育水平比我国低的决不止印度一家，非洲国家的文盲比比皆是，并没有因为文盲半文盲而影响民主制度的实行。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群众不识字，不能填写选票，在每位代表背后放只碗，用“丢豆子”来选举当家人，同样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出满意的领导人。今日中国农村，文盲已经全部扫除，半文盲的比例极低，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多年，民众的平均文化程度比当年解放区不知高出多少倍，比非洲和印度不知高出多少倍，实行民主选举还有何难呢？
三是认为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社会主义是最先进的制度，其他任何党派团体与社会制度都是落后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
我们暂不论共产党一党专政带来的腐败成风，暂不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的异同。首先承认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社会主义是最先进的制度这个前提，共产党员在十三亿人口中毕竟是少数，十三亿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信仰共产主义，这是否认不了的事实。既然十三亿人口的大多数并不是共产党员，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成立在野党、反对党，与共产党开展竞争，由选民来决定谁先进，谁更先进；由选民来选择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呢？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利，欧州的社会党，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政党不是也在搞社会主义，难道只允许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不允许别的党派团体信仰共产主义？只允许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不允许别的党派搞社会主义，这不是太霸道了吗？
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不谋私利，共产党执政根本无需经过全体国民选举，掌权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即使这个前提是正确的，以此类推出的观点也是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没有把人民当作“主人”，把共产党当成“公仆”。如果真是这种“主仆”关系，一切当由“主人”说了算，是“主人”授权给“仆人”，“仆人”在“主人”的授权范围内用权，权用得好不好，是不是全心全意，需经过“主人”的鉴定验收，以确定是不是合格的公仆，再决定是否继续“留用”，还是立即“炒鱿鱼“。“仆人”真正是全心全意地为“主人”服务，“主人”在合同期限结束后也有权解雇“老仆人”，选择更好的“新仆人”来为自己服务。决不是由“老仆人”决定永远保持“主仆”关系。现在共产党执政不经过全民选举，而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保护手中的权力，是颠倒了“主仆”关系，彻底剥夺了“主人”选择“仆人”的权利，以“仆人”的身份行使“主人”的特权。
认为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要不断提高党的威信，必须掌管全国的一切权力。权威权威，有权才有威，无权则无威。其实把“权”与“威”联系在一起，也对也不对。有权当然有“威”，无权不代表无威。雷锋是共产党员，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什么权力都没有。雷锋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在共产党员中堪称第一，无论何党何派无党无派，无不口服心服地学雷锋。学雷锋运动五十年来长盛不衰，雷锋的威信越来越高！难道共产党员不应该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吗？我们认为，只要你在人民心目中真正有威信，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主动实行全民选举，人民一定会把你选上去，即使一时落选了，终究还是要把你选上去的。共产党大可不必担忧被别人夺去权力。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的经历完全可以证实这个颠倒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领袖更要向资产阶级革命家华盛顿学习，“打江山义不容辞，坐江山主动禅让”。生前的威信不减，身后更加放射出历史的光辉！
四是认定西方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所用。
不错，“多党制”、“直选制”、“三权分立制”统统是资产阶级创造的，然而，21世纪的世界形势有力地证明，当代帝国主义并不是列宁百年前预测的那样：“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如五十年前毛泽东美好的想象那样：“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没有垂死，没有烂下去，反而通过自身的内部的改革与完善，得到崭新的巨大的发展，更加生机勃勃、活力四射。21世纪的现实证明，资产阶级创造的西方民主制度绝对不是过时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反而更加放射出崭新的光辉，照耀着21世纪人类前进的道路。
市场经济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吗？共产党引用到中国，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不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吗？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一样，本身并无阶级性，可以为资产阶级所用，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用。共产党完全可以把西方的“多党制”、“直选制”、“三权分立制”引进到中国，称作“社会主义多党制”、“社会主义直选制”、“社会主义三权分立制”，肯定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取得巨大成功！
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若干共同的利益，有若干共同的价值观。这就是除共产党以外的地球人公认的“普世价值”。
“五•四”运动鼓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正是学习西方的结果。革命先辈为什么要努力追求，难道要当洋奴吗？当然绝对不是。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得早还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得早？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难道不是总结资本主义制度的经验吗？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曾明确指出：“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即使承认“民主”是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制度，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是有“洋为中用”的英明指示吗？为什么别的洋玩艺能够运用到中国，唯独民主政治就不能呢？邓小平承认“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创造，社会主义同样要实行；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实行呢？共产党在解放区搞的“丢豆子”选举，难道不是借鉴的西方民主吗？为什么那时候适合中国国情，如今却不适合了？恐怕除了“别人掌权”与“自己掌权”的区别，没有其他任何原因了吧？旧中国的国民党如此，新中国的共产党同样如此！
五是认为当代中国国情最适合共产党执政，其他民主党派团体参政议政的体制，最适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何为民主党派团体“参政议政”？“参政”便是在共产党政权内当官，当什么官，当多大的官，全由共产党安排。至今，共产党执政六十余年，从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到地方的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凡各级政府一把手，还没有出现过非共产党任职的奇迹。说明“参政”的最高职只能是“副手”。何为“议政”？便是帮共产党政权“出主意、提建议”。创建什么样的民主党派团体，发展多少党员，都必须由共产党决定。不允许“在野党”存在，更不允许“反对党”出现，一旦秘密创建，便定为“反动组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什么？不错，各级人民代表是由同级选民选举的，但这个民主选举是有前提条件的：委员长（主任）必须由上级党委指定的候选人担任，不得差额选举；代表先由同级党委提候选人，可以差额选举，但选举结果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五十一以上，非共产党员必须在百分之四十九以下。确保共产党领导的各级“人大”顺利通过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法令、法规与人事安排。西方称中国“人大”是各级党委的“橡皮图章”，这决不是污蔑，而是一语中的，道出了这个制度的本质！
中国封建社会有皇帝主政，亲王、太子辅政，还有宰相、侍郎、御史、巡抚、总督、钦差、节度使等等朝廷上下内外的臣子“参政议政”，这些参政议政的官员不一定是皇亲国戚，绝大多数人与皇亲国戚无关系。今日大陆共产党一党执政、别党“参政议政”的体制与封建社会的政权结构有根本的区别吗？共产党现在实行“两任制”，封建皇帝也并不全都任职到死的，提前交给太子，自己当“太上皇”，还有被兄弟、王子推翻、杀头的，并不少见。封建社会从宰相到县令，正职不一定由皇家担任，当代却必须由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别党参政议政”的体制还不及封建王朝哩。
恩格斯告诉人们：“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结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演变成了各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元化体制，多元化的经济必然产生多元化的政治，必然产生多元化的思想，必然产生多元化的文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党只是公有制经济的代表，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党员有八千多万，但和中国社会的无党派人士相比，和有选举权的公民相比，毕竟还是少数。为什么只能由共产党执政，其他党派无党派只能参政呢？况且，新世纪中国的私有制已经在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公有制经济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其他党派、无党派基本上是私有制经济的代表，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在政权中不应该仅占一席之地，而应该和共产党共享“主导地位”。如果不推进民主选举，由共产党坚持现状，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除非让“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去，让多元化经济重新回到公有制经济上去。如果共产党在经济上强行开这个倒车，那社会主义经济必然全面崩溃，人民生活必定跌入贫困的深渊，共产党政权更加岌岌可危。
六是认为民主政治进程缓慢，中国社会非常安定，人民没有不满情绪，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
“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主要是经济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成果。如果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长期不能同步向前，“高速度”是不能持久的，现在已经开始下行。这个下行的趋势决不是继续进行经济改革能够遏制的，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不仅不能发展，不仅会走向倒退，甚至彻底丧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恩格斯指出：“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理，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致康•施米特》）一九八六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谆谆教导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平文集》第三卷176页）
当代中国大陆“非常安定”？恐怕过于“王婆卖瓜”了。共产党自己定义的“群体事件”在大陆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何来“非常安定”？民众还没有群起而反，政权还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事实。但这有个前提，就是军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而不是国家手中，实行党指挥枪，而不是国指挥枪。若这种状况坚持下去，即使不搞民主选举，共产党还可以执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终究物极必反，官逼民反。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就是这种物极必反、官逼民反的必然结果。农民起义不会发生在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尽管皇帝手中掌控着无比强大的军队，到这个王朝的中后期，农民起义总是如火如荼。恩格斯英明指出：“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样权利，人民就有这样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个王朝的寿命，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蒙古人在中原统治九十年，终被汉人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三十八年就被共产党赶跑，退守到台湾终于醒悟，主动推行民主政治，政权失而复得，在台湾民众中的威望更高。难道只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人民就不能推翻腐化变质的共产党政权吗？当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直言不讳地承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如果共产党仍然象过去六十年那样，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何止是“文革”悲剧的重演？难道共产党非要等到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的那一天才能醒悟吗？那样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那种悲剧如若再一次重演，不仅是共产党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五千年前玛雅人担忧2012年12月21日成为“地球末日”，事实证明地球远没有到末日。难道共产党希望自己的末日降临吗？希望中华民族的末日降临吗？加速政治民主的推行，才是共产党最英明最正确最迫切的选择。全国人民翘首以盼啊！
（笔者是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2013年元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