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越胜先生《燃灯者》
史宗伟
灯，破愚暗而明斯道；燃灯者，就是指明破暗之人。包括周辅成、刘宾雁、唐克和赵越胜先生在内，每个燃灯者都是熊熊燃烧的火，通过燃烧自己而点燃别人，生命有终而火无已。
赵越胜先生这支笔很重，铁钩银划，以花岗岩做纸，写了很真、很重、很深的情感和哲思。《燃灯者》本身就是指明破暗的燃烧，清晰、简洁、深重，极富力度，可句读。
盛世喧嚣，淹没着苦难的哀声；政绩建设，上演着弑母的狂欢；权势者的腐败成为时尚标志，宣教者的伪善变作道德楷模；网络有思想警察殷勤照料，言论被宣传官员严加管束；个人尊严遭受当权者的恣意羞辱，个人权利被一党全权代表，自以为耍一场掩耳盗铃的游戏就等于全民授权。以人民名义行使统治权的党政集团异化为全社会的压迫者；马克思的人道理想引出了无人性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论述变质成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真正信奉和实践这些理想的儿女反遭吞噬。
列宁主义的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是一个极坏的转折，是使马克思理论彻底变质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被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速建立起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议者的脖子。当恐惧笼罩着社会，并渗入每个人内心时，专制暴政便高歌猛进。
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政党必然信奉暴力革命、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思想禁锢、舆论控制、党内清洗、警察滥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万民如刍狗。他们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他们要创造一种全无独立的思维，又无自我发展欲望的，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实质就是——消灭人。
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党国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从前为士林所不齿之事，而今竟成通则，看一下遍地都是的职称晋升，造假材料托关系，谀纣颂桀皆成文章。国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都让这国家制度给压死了。党国体制对知识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憎恨，不到这个体制灭亡是不会消失的。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以及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是一致的，都是没有自由和民主、权利不受监督和制约的集权社会主义。
毛时代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爱、快乐、怜悯、善、良心和美从口语中消失，而代之以仇恨、斗争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言，自我、人、个人不再在出版物中出现。几十年的特殊统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人道因失语而无家可归。“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毛泽东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呈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更破坏了社会的道德生活，破坏了中华大地的文化根基。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共同做阴暗的工作。我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还要对魔鬼感谢不已。
要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就要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的真实生存，恢复人道语言的地位就是恢复人的地位、尊严和自由。
要自救不靠什么权威，不靠什么说教，而只能靠人们的自省，在自省中获得救赎，解放自己。必须使人们看到：自己对于国家和自身堕入今天的天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哈维尔说：“在所有包围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不能缺少。
革命必须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邪恶。我们太熟悉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桩桩罪恶，永远不要再以国家、发展、进步的名义变邪恶为神圣。
哲学首先要关心的是人的解放，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不公、人类苦难，要把马克思主义被官方定位一尊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神文化之流。
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要求人权。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正是高贵的人格。
从现代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在党国体制之下，国人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灰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
良心只属于个体，而不属于“民族”这样的集体概念。良心的觉醒、发现、坚持，都要由个人承担。懦弱的人们把自身本应当反躬自问的责任推给“民族良心”，让“民族良心”一人去承担对集体暴行、犯罪共谋的良心拷问，而自己却在“民族良心”的浓荫下心安理得地品尝“人血馒头”。
让我们把良心交到每一个人手里，让个体的良心担起责任。
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
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伴，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人性共通，在共通的人性之下，所有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理解、妥协来解决。
悲悯和怜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怜悯的属性是外在的，带有某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味道。悲悯的属性完全是内在的，是那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来自内心冲动的奉献，不来自恻隐，而来自仁慈，能够在大苦大难中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一贯性。悲悯与“敬畏生命”的思想相通，超越了恻隐、同情、怜悯而跨入更广阔的爱的空间，其恩泽甚至施加到不会说话的所有生物。
人类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人的职责就在于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人应该彻底摒弃个人功名的概念，倒空自己，永远敞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人应该拥有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
爱不为伟大，只为细小，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让我们的一颗心以单纯对繁杂，以坦荡对狡诈，以包容对偏狭，以宽恕对伤害。
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成长发展，都能以主人翁态度投身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普世价值、以人为本、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今时代的特点。一个社会缺了爱和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2013年1月20日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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