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

　　大家好，很荣幸能参加这个由中华民会、达赖喇嘛基金会、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共同举办的这个中华公民政治讨论会。

　　自从2009年以来，不到3年时间，西藏至少发生了100起自焚事件，这里面有民族问题，但是首先是暴政问题——是中共权贵暴力集团对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剥夺和压迫，这个剥夺包括政治权利、个人财产、人身自由和安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等。（请注意：这个权贵暴力集团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表中共的广大党员，广大党员不但享受不到权贵分子特别是个别头目的特权，而且也享受不到“党章”赋予他们的“党员权利”，甚至随时成为受害者，我稍后还会谈到，敬希广大中共党员同志不要“对错号入错座”。）

　　中共权贵暴力集团对人民的剥夺和压迫，是不分民族、不分党派的，大家回忆一下，中共建政60多年来的历次运动中，有多少人被逼自杀——跳楼、跳江、上吊、服毒，自焚也不罕见。陈毅曾经把被三五反运动逼得纷纷跳楼的资本家、中共各级干部，嘲笑做“伞兵部队”。

　　北京政府和西藏于1951年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这是西藏政府在武力威胁下的城下之盟，北京政府占尽了便宜，然而，中共政权仍然撕毁自己的承诺（协议内容），肆无忌惮地对西藏人民采取各种暴行。人为地制造了1959年的所谓“西藏叛乱”事件，并且以此为口实，野蛮、残酷地镇压和屠杀西藏人民，实行种族灭绝。

　　言而无信，背信弃义，是中共暴力集团的一贯作风，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号召国军将士，只要放下武器，不但既往不咎，而且还要量才录用云云。结果，言犹在耳，放下武器的国军将士，就大批大批的被杀害。

　　1952年，被欺骗、被以国家民族名义“争取”回大陆的7,110个志愿军战俘，几乎全部都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团籍，送到农村、农场监督劳动，还有些被送去劳改，更有些被秘密杀害。在我编辑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中就有一些是志愿军战俘，最有名的就是张泽石先生，他去年刚刚到过台湾。

　　1949年公布的《共同纲领》和以后所制定几部《宪法》，没有一句是被遵守、被实行的，以致于《炎黄春秋》的今年元旦社论竟是《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至高无上的《宪法》居然还不是这个国家各阶层人士的共识。

　　中共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承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也被糟蹋的不成样子，现在的香港就是京官治港，西环治港（西环是北京政府驻香港办公室所在地），港共（地下党）治港——暴力执法、挑动群众斗群众，北京官员动輒对香港说三道四，已经司空见惯。

　　现在我从中共官方出版的地方志中，找一些例子，来看中共是怎样迫害西藏人民。

　　先看青海省尖扎县——

　　这个县1951年总人口只有16,704，6月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杀了11个“反共救国军”；12月发生“暴乱”，“叛匪”就有800余人。

　　杀的结果，1952年，总人口只有16,148，少了556人。5月又发生昂拉“暴动”，被歼灭的“匪徒”有1,595人（其中击毙264，俘864，投降864），10月份尖扎再“暴乱”。

　　1958年，总人口有21,075，这年又发生尖扎、昂拉、当顺“暴乱”，“叛匪”618，占人口16.9%。

　　1959年12月到1960年3月仅康杨公社就“因营养、疾病”死亡218人，全县人口从1960年的21,589人降到1961年的17,122人，净减少4,467人，总数不见了20.69%。（《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附带说明一下，这个1957年人口只有19,994人的尖扎县，生产力、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藏族区域，也抓了11个右派分子，真是阎王不怕鬼瘦。

　　尖扎县受到迫害的头面人物有：

　　赤列嘉措（1896—1958），藏族，赤卡寺活佛，投共后先后任县、州政协副主席，县、省人民代表，在1958年武装平叛中，受到州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批判斗争，愤而自杀，1979年被“平反”。

　　项谦（1904—1959），藏族，世袭千户，投共后任县长、副州长、省政协常委，在1958年武装平叛中，县长、副州长、省政协常委职务被撤销，另委为州政协委员，家属、子女受牵连，1959年“病死”，1979年被“纠正”。

　　雄武才郎（1885—1968），藏族，投共后任县人民政府委员、副县长，虽然支持中共“平叛”，却没有逃过恶运，“四清”运动中，受到撤销职务、戴“帽”管制的处分，1968年“病死”，1979年被“纠正”。

　　雄吾旦周（1904—1975），藏族，祖上是世袭万户，投共后历任副乡长、县政协副主席，州政协委员、常委，“四清”中受迫害，撤销职务、没收财产，子女被株连。1982年被“平反”。

　　更登（1901—1976），藏族，管家，投共后任副县长、州政协副主席、省人民代表，“四清”中受迫害，撤销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1976年“病死”，1979年被恢复名誉。

　　马玉清（1908—1959），回族，阿訇，投共后任县人民政府委员、副县长，1958年以“破坏合作化”被捕，未经审判，1959年“病死”看守所。1980年被“平反”。（《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

　　再看青海省贵南县——

　　鲁朝勒嘉（1880—1958），藏族，千户，1953被委任为县人民政府委员、副县长，1955年，升副州长，1958年在参加全省牧主头人学习班，以“叛乱”罪名逮捕入狱致死。1981年被“平反”。

　　巷欠（1919—1958），藏族，千户，1953被委任为县人民政府委员、建设科副科长、副县长，1955年，任州农牧局副局长，1958年任县长。虽然支持中共“平叛”，仍然被送去“防叛集训”而死在其中。1981年被“恢复名誉”。

　　洛加（1902—1958），藏族，百户，1953年后任区长、副县长。1958年被送去“防叛集训”而死在其中。1981年被“恢复名誉”。

　　才加（1899—1958），藏族，官人，1953年任副县长。1958年在“防叛集训”中死去。1981年被“恢复名誉”。1981年被“平反”。

　　尼尔仓‧罗桑克珠（1910—1958），藏族，活佛，1953年任、县人民政府委员、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在“防叛集训”中死去。1981年被“恢复名誉”。

　　贡哇喇嘛（1888—1958），藏族，1953年开始，先后任县人民政府委员、治安委员、区长、县政协副主席，1958年以“跟叛匪逃”被捕，死在狱中。1981年被“宣告无罪”，恢复名誉。（《贵南县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

　　我这里仅仅举青海省尖扎、贵南两个县，这些受到迫害的、被记载的仅仅是头面人物中得到平反的，但是被杀害、被伤害更多的是没有被平反、没有资格被记载的普通的藏族人民。

　　这些所谓县政协主席、县长、州长，实在也太过儿戏，朝是座上“官”，晚变阶下囚。中共根本没有把藏人看做自己人，哪怕有些西藏人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贵南县1958年一下子死了6个副州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其中5个人一起死在1958年的“防叛集训”中，这个“防叛集训”班就是监狱，而且比监狱还要黑。他们搞逼供信，活活的把人折磨死，不是死一个，而是死一批，普通的老百姓肯定更多。

　　中共地方一小撮官员为了搞“政绩”，杀良冒功，不惜逼死副州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这些头面人物。然后又拿他们的“口供”（如果有的话）作为西藏“叛乱”的根据，再对西藏进行种族灭绝。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骑兵团有个叫胡德南的兽医，他在甘南“平叛”中，看到有些军队干部“竟然将藏族孩子两腿抓住撕裂成了两半”，他觉得“太过分了”，就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讲了出来，于是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军籍，送甘南夏河县兽医防治站劳动改造”的处分，他的哥哥胡德海（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也是右派分子。（武宜三：《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

　　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所谓西藏“叛乱”是中共暴力集团的高压政策激发出来的，而更多的，是中共暴力集团“制造”出来的，它必须制造“叛乱”的借口，才能对西藏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中共暴力集团“制造”的假案，罄竹难书，举其大者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胡风反革命案、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案、彭德怀里通外国案、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刘晓波颠覆国家政权案……）二，中共暴力集团的镇压“叛乱”，从1949年就开始了，而且几十年从不间断。三，中共暴力集团对待西藏人民的手段比日本人对中国人更残暴、更无耻、更下流。

　　在“平叛”、“防叛”和大饥荒等多重灾难的摧残，社会结构、宗教、文化、生态环境都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人口，李江琳女士说，藏人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仅仅在所谓的“平叛”战争的6年中，藏人在战场上被杀、俘的不完全数字是34.7万多，相当于1953年藏人总人口的12.5%。

　　再加上“镇压反革命”、“合作化”、“宗教制度改革”、大饥荒，藏人人口更是“惊心动魄”的被减少，如甘肃省的藏人人口，1957年是255,947，1959年降至188,050，减少67,897人，1961年再降到174,581，4年间共减少81,366人，为1957年总人口的31.8%。

　　青海省玉树州1957年至1963年，人口从159419降至93,483人，减少了65,936人，达41.3%。

　　果洛州，1964年人口比1963年减少49,753，即48.9%。（李江琳《在历史的非常时刻——〈赤风呼啸〉》）

　　这些来自官方文件的数字，是被大大缩小的，但的确是“惊心动魄”，而数字后面更是血迹斑斑、惨绝人寰。

　　当然，中共暴力集团对汉人和其他民族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暴力集团甚至对自己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你看毛泽东对彭德怀、对刘少奇、对林彪，刘少奇对高岗，邓小平对高岗、对江青、对胡耀邦，江泽民对赵紫阳，薄熙来对王立军，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所以，中国的民主是包括广大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中国没有民主、宪政，包括共产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在内的每一个没有外国护照的而且不和外国政府以及银行相勾结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安全感。

　　中共中央为什么躲在戒备森严的中南海？为什么当官的出来都要前呼后拥、如临大敌？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就是怕死。在中国，不要说总书记、总理、中共省委书记、省长，就是县委书记、县长，乡镇干部，也绝不敢像西方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那样深入民间，随便在马路上和群众握手、交谈，为什么，就是怕死，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民主，已经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行之有效的摆在那里了，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西藏流亡政府也做出了卓越的榜样。

　　达赖喇嘛为着解决西藏问题，以及使流亡藏人逐步走向自由民主制道路，于1960年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1963年颁布了《未来西藏宪法精要》；1991年制定《流亡藏人宪章》及其有关法律法规，使西藏人民议会逐步成为名符其实的立法机构；2001年开始流亡政府总理直接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组织已经具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监督制约，并拥有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务员选拔委员会、审计署等独立部门的完善的民主机构。

　　邓小平1979年说：“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实际上中共利益集团一直不敢谈，它一定要给达赖喇嘛扣个“分裂祖国”的帽子而拒绝谈判，仅仅是因为对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的恐惧——就像害怕香港的全面选举一样。

　　但是，中共现在危机重重，许多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真是寇深祸亟，内（亡党之心不死的贪官污吏同志）外（“亡华”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朋友）交煎。政治改革、民主宪政已经已经无法再躲避了；如果再不赶快实行政治改革，“革命”就一定不可避免了。

　　是做推国家民族于苦难深渊的历史罪人，还是做民主时代开创者？习近平一班人必须当机立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几天，我的确看到了一点好苗头，1）违宪违法、为国人深恶痛绝的劳教制度已经宣布停止执行。2）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宣布会在3月份到北京参加两会时去看望刘晓波夫人刘霞；刘梦熊先生还敢于和中央宣传部唱反调，大声地说出——“舆论一致，祸国殃民”（《东方日报》）。刘梦熊先生是右二代，他的尊翁也是个右派分子。3）在乌坎事件、《南方周末》事件中，官方似乎已经留意到“民心的向背”的问题。

　　我们必须与西藏人民共命运，支持他们的斗争，支持他们民族自治的诉求。我们应该明白，没有西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也一定不会有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汉藏蒙维回等民族真正的团结起来，守望相助，民主宪政离我们就不会太远了。

（作者为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此文为作者在中华公民政治讨论会上发言（2013.1.12，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转载自《纵览中国》网刊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