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
天安门母亲
今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致函两代会，题目是：“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这表达了“六四”难属的一个良好祈愿。写这句话到现在仅仅过去三个月，但“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中国社会如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有论者指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状态。“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贺卫方教授语)。
事实表明，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江泽民不是，胡锦涛不是，今天刚上台的习近平也不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走马灯似的，越走越远，越走越离谱，一种弥漫着的绝望感正从四面八方向国人袭来。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他大踏步地退回到毛式正统。他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最不得人心、最需要否定的东西糅合起来，要国人奉为圭臬，视若根本。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现在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多余的。再过几天就要到“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开始接连写了36份致两代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公告、祭文，至今石沉大海，没有一句回应。
在1995这一年，我们向两代会提出：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即“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诉求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了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李鹏，指出他犯下了“反人类”罪，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这项控告也没有得到答复。
同一年，我们组成了20人的对话团，提出与政府领导人就“六四”死难者的问题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这个要求也没有答复。
2001年，我们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的话》，在这个声明中，我们写道：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份发自肺腑的郑重声明，政府当局竟然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2006年，对于“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我们作出了有限度的让步，建议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这个提议政府当局仍然未有答复。
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又曾多次提出“以对话来代替对抗”的主张，指出如果能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一分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我们又提出主张，把“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那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以上这些提议政府当局统统不予理睬，一概置若罔闻。
…………
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蒙受深重的苦难。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我们曾经年复一年地奔走呼号，曾经年复一年地为死者讨回公道。但政府当局始终不为所动。我们所怀抱的全部“希望”，正离我们一点一点远去；“绝望”，正向我们一点一点逼近。这难道也正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生要告诉我们这些“六四”死难者亲属的吗？!
1989年6月3日至6日（即“六四”）由邓小平、李鹏等人发动的“六四”大屠杀铁证如山，无法抵赖。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寻找到了“六四”死难者202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死者（我们相信当年屠杀发生过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披露的数字2600—3000人）至今不知去向。难道中国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吗！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已经有8000万同胞死于非命，这是毛泽东的天大罪孽，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恶果。可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居然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就奇怪了，看来习近平先生宁要毛泽东，宁要毛泽东思想，宁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断然不在意那千万百万条国人的生命啊！
人到绝处而后生。司马迁《史记》中有言：“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近来国内播出电视剧《赵氏孤儿》，最后程婴与屠岸贾有这样一段对酒词：
“程婴：那就是个十九岁的孩子，怎能撼动大人铁打的根基？
“屠岸贾：那我就好奇了，你说谁能置我于死地！
“程婴：能置大人于死地的源头是赵朔，大人，这一十九年来，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能见到百姓祭奠赵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下令处死的婴儿；大人，你抓也抓了，杀也杀了，可就是禁绝不了关于赵氏的传言，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十九年了，当年的冤案终于反过来。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凡是经历过中国1989年“六四”惨案那一段历史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段对话的针对性。这是隐喻民间对“重评六四”的呼唤，当局装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就是禁绝不了年年月月这样的传言，网络、媒体及市井口耳相传，禁不了，压不了，删除不了，封锁不了。
天安门母亲定将绝处逢生，永不放弃，永不停息，直到最后“六四”获得重新评价，死难者的亡灵得以安息。
签名者：
尤维洁 郭丽英 张艳秋 吴立虹 尹 敏 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郝义传 祝枝弟 赵廷杰
杜东旭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陆燕京 李浩泉
（共123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
（共33人）
2013年5月31日
转载自《中国人权》网站
http://iso.hrichina.org/cn/content/6710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35609】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