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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明后的赵庆先生 |
认识赵庆始于1993年夏天。当时北京市第一监狱拆迁，一监所有的“六四暴徒”和政治犯被分批送往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赵庆于1990年12月转往二监，我于1993年1月转往二监。最初我在九中队，后来因为陈晏彬生病，但狱警不带陈去医务室，我们开始踹门，由于带头“闹监”，监狱把我调到十六中队；在那里我因大骂来狱中参观的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一个大学生对着我住的监室骂了一句“这帮傻逼”，我冲到门口回骂一句“你丫才傻逼呢”），又被调到十一中队。
十中队、十一中队、十二中队是同一个监区（第四监区）的一、二、三层楼，而赵庆在十二中队（俗称“暴徒中队”），他当时是杂务，每天负责中队各个监室的饭菜分发，由此我认识了赵庆。
赵庆个头不高，但年轻英俊，浓眉大眼，手脚麻利，这是赵庆给我的第一印象。
那时我在二楼，每到饭点儿时，楼下送饭的伙食队犯人推着车都会扯着脖子在楼下大喊一声“打饭了！”这时三个中队的杂务及各班的班长会提着水桶和脸盆下楼分饭。杂务是老大，负责掌勺，但分配要均匀，否则就会发生争执或者动手打起来。我偶尔扒在窗户上看着赵庆分饭，就会喊一嗓子：“嗨，赵庆，桶大勺儿有准儿，分配要公平！”只要边上没站着队长，赵庆都会仰着脖子回我一句：“放心吧孙哥！”
由于二监管理严密，我没有机会与赵庆私下交流，对他的具体情况自然也就不熟悉，1996年我被镣铐加身，关入禁闭室半年，回来后，赵庆还是在分饭，但我再喊他，他只是向我挤挤眼，示意不方便回我。1997年初，我被调到三中队，从此在二监再没见过赵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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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服刑期满出狱，先后开过书店、打过工。2003年夏季，我应朋友之邀到美国约克空调在北京的一家代理公司工作，主要是负责公司里的一些行政事务。一天，老板让我印刷一批广告，于是我从公司信箱的“小广告”里随手拿出几张印刷厂的联系电话，一一听取报价，其中一位叫赵伟的老板出价最低，于是我决定与他见面商议。没想到到达见面地点后不仅见到了赵伟，也见到了赵庆，我和赵庆紧紧地拥抱——我拍着赵庆的肩膀高兴地说：“小子，又见到你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太高兴了！”赵庆也十分高兴，说“孙哥，我刚回来几个月，你多照顾着点儿兄弟。”我说：“放心吧，不仅我们公司的广告今后全给你印，我还会帮你联系其他朋友。”原来赵伟是赵庆的哥哥，我们公司信箱里收到的小广告就是赵庆塞的，刚刚释放出来的赵庆在他哥哥的小公司里做了一名业务员。
那天中午，我和赵伟、赵庆一起吃饭喝酒，席间我问赵庆：“为什么我从禁闭室出来后在楼上叫你你不理我，光跟我挤眼儿？”赵庆说：“你还没回来，中队就开会了，说孙立勇回来后谁要是跟他说话，就关禁闭，后果自负。我才没敢回你。”原来如此，我们继续闲聊。赵伟插话说：“赵庆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就是不用正眼看人，老是偷瞄，跟做贼似的。”赵庆解释说：“没办法，在监狱呆了14年，已经养成习惯了；在监狱，犯人是不能直视管教干部的，那是不尊重管教干部的行为，否则至少要挨两个大嘴巴……”赵伟补充道：“我说你怎么跟我干了3个月，一个单子也没拿到，每月我还要付你两百元工资，肯定跟你看人不用正眼有关。”我急忙打圆场，替赵庆说话：“赵伟你也别着急，赵庆长年养成的习惯不是一两天就能改的，都是共产党作的孽，慢慢来，从现在起，你就直视每一个人，此刻，你从直视我和赵伟开始，这样慢慢就好了。”直到吃完饭，赵庆还是偷瞄我们。
从2003年6月到2004年11月我逃离中国前的1年半时间里，我帮赵庆联系了几笔业务，挣了点小钱。然而在我离开中国前，他偷瞄的坏习惯还是没能彻底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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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3日我逃离中国来到澳大利亚。2005年3月24日我获批成为澳州永久居民。就在我拿到身份的当日，我和朋友们一起组建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开始对国内良心犯给予经济上的救助。
与赵庆的联系也从原来的喝酒闲聊变成了电话闲聊，他告诉我他哥哥的印刷厂已经倒闭了，他开始打零工。后来我托康玉春帮他找了一份临时工，他干的不爽，辞掉了。
2008年在“后援会”组织的春节送温暖活动中，“墨尔本民运联盟”的老大哥高健先生捐给赵庆600澳币。收到钱后，赵庆发来了邮件：“孙哥：代我谢谢高健和罗先生他们，汇来的钱已经收到，上你的blog是不是得需要自由门软件？赵庆”。
我回复赵庆的邮件：“赵庆兄弟：得知你收到汇款十分高兴。这些钱是墨尔本民运弟兄们的辛苦所得，为你治疗眼疾而进行的人道主义捐款。你已经为中国做得足够多了，大家希望你现在好好生活，尽快恢复身体。我一定带你转达对高健大哥、罗大哥及其他为你捐助的墨尔本民运同仁的深深谢意。另外，我没有blog，给我回邮件只需按“回复”键即可。有啥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或发邮件。立勇”。
2009年5月18日，新西兰的陈维建先生发来邮件说：“……每年“六四”让我们牵肠挂肚的是至今还在狱中的“天安门暴徒”，他们是我们心目中的真正英雄。今年我与达尔，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悉尼的那位，拿出五百澳币捐给“天安门暴徒”，钱不多，略表一下心意。”为了节省中间环节，我请陈维建先生直接汇给了赵庆；
2009年6月11日，香港的一位义人汇给后援会一笔款，其中分配给赵庆一千澳元；
2009年6月，我向张祖桦先生介绍了一些六四抗暴者的经济状况，希望给予帮助，祖桦先生很快帮忙给赵庆汇去2000美元；
2009年6月，我向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人道中国”提出救助一些六四抗暴者的请求，周封锁先生和赵京先生全力支持，其中汇给赵庆1000美元（2009年10月我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一个活动时遇到封从德先生，他告诉我捐款人是柴玲女士）；
2009年8月23日，美国的羊子女士、子仲女士、熊若磐女士及她的子女共捐款救助数位六四抗暴者，其中汇给赵庆330澳元；
2009年10月，为了帮助一些被判重刑但已释放的六四抗暴者，我专门去美国找到了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宏达先生，吴弘达先生听我介绍了赵庆的情况后之后只说了一句话：“赵庆是个英雄！”并很快寄给赵庆3000美元；
2009年“六四”后，英国“六四基金会”的金晓炎女士汇给“后援会”一笔救助款，委托我们救助20位国内的受难者，每人折合360澳币，10月29日，我们寄给赵庆360澳币，他随即取出，并要我代他感谢金晓炎女士及六四基金会。
此外，赵庆还曾告诉我，国内外的一些读者，读了我介绍他的文字后，打电话给他索要银行账户，并给他汇去数目不等的救助款。在此，我向所有曾经救助过赵庆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赵庆虽然走了，但你们曾经的爱会伴随他，让他感到永远的暖意。
那期间，赵庆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数万元的救助款，我希望他能用这笔钱做个小生意，但他告诉我不可能，一是因为眼睛被扎瞎了，行动不便；二是因为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我说“那你就用这些钱娶个老婆、生个孩子吧”，赵庆说这个建议靠谱儿。
写到此，我又想起了赵庆的另外一件往事：2009年我在美国期间，一天在skype上遇见胡石根先生，老胡告诉我，他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靠卖家里的旧报纸糊口。我急忙给赵庆打电话，让他先给老胡送去500元以解燃眉之急，赵庆二话没说，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
赵庆，男，出生于1970年1月29日，去世于2012年9月24日，享年42岁。终身未娶。
赵庆不朽！
2013年9月23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4期（2013年9月20日—10月3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897
附一：
八、赵庆先生现状
赵庆先生出生于1970年1月29日，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后半壁街8号院1-3-303号，捕前待业。1989年8月24日被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拘捕，1990年2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以“放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3年2月2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
1989年6月3日夜11时许，19岁的赵庆与1千多名北京市民一道，在西城区官园桥附近堵住了三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军车，车上有100名左右军人，但没有武器，市民们将这些军人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里看管起来。随后赵庆与大家一起把军车上的食物、饮料抛在地上（法院据此判赵犯有“抢劫军用物资罪”）。当夜12时许，密集的枪声响遍北京的夜空，并不断传来市民死伤的消息，大家愤怒了，一气之下把三辆军车烧了（法院据此判赵犯有“放火罪”）。
赵庆先生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的十几年中，共减刑5次，靠的是自己的力气及对管教干部的顺从。然而也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双手的食指、中指变形，北京市第二监狱医务室诊断为“指关节炎”。那是91年至93年做乳胶手套检验工时落下的，当时监狱日夜加班，生产出口到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乳胶手套，身为检验工的赵庆每天要检验2000副手套，如果不能完成管教下达的指标，别说减刑没戏，还要遭受管教们的警棍惩罚。
赵庆先生家里兄弟三人，他是老三。在他服刑的十几年中，父母兄嫂对他无微不至，百般关爱。然而目前两个哥哥及嫂子都下岗了，吃“低保”；父亲早在94年就退休了，现在每月领取退休金1200元；母亲无业；大哥赵伟一家三口没房子（赵伟的女儿已经上高中）。目前赵庆、赵伟一家及父母共六口人共同居住在只有40多平米的房子里。从释放到今天的4年半里，赵庆一直睡在客厅的行军床上——
由于没有特长，出狱后的赵庆先后做过交通协管员、公交车站维护员。2006年10月，他的工作被别人挤了，失业至今。
但还有更不幸的灾难接踵而来：今年6月9日晚十时许，赵庆和一个朋友在新街口一个小饭馆吃饭，忽然进来三四个人，要了几瓶啤酒便坐在他们身后喝起来，中间未出现任何摩擦，彼此也不认识。当赵庆和朋友结账后起身要走时，身后的几个人突然抄起酒瓶从他们身后抡向他们的眼睛，并反复用打碎的酒瓶猛刺他的眼睛。随后，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当夜，整个左上眼皮脱落的赵庆被医生缝合20余针，前不久复查时医生告诉了他诊断结果：左眼无光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失明了。接下来赵庆来到案发地厂桥派出所报案，接案警察让他描述凶手面貌特征，赵庆说这些人进来时没留意看，而且是从背后袭击的，根本无法描述。派出所警察说：如果你不能提供凶手特征，我们就无法立案。从案发至今已经4个月了，赵庆多次找过派出所询问破案结果，可派出所说既然没有立案，也就谈不上破案了。从6月9日到现在，赵庆已经为此花去5000元人民币，都是从70多岁的父亲手里拿的。下一步的整形治疗还将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赵庆决定不再从父亲那里拿钱。
钱从哪里来呢？悲观至极的赵庆缓缓地说：听天由命吧——
赵庆先生的联系方式：001186-10-81651336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 孙立勇
附二：
据可靠消息，居住在北京的“六四”抗暴者赵庆先生于2012年9月23日下午5时在其工作单位上班时突然昏迷，后送往人民医院急诊室抢救，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面积脑干出血。9月24日早7点12分医治无效去世。
赵庆先生出生于1970年1月29日。1989年8月24日赵庆被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拘捕，1990年2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抢劫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以“放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3年2月2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
获释后的赵庆先后找过几次工作，后来眼睛被莫名其妙刺瞎，只好在家伺候瘫痪的老父亲。今年1月，街道居委会帮他安排到“邮电部国信物业有限公司家属大院”看大门，月薪1200元，直至去世。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孙立勇
2012年12月26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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