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运将于1月16日开始,2月24日结束,为期40天。据预测,全国道路客运量将超过32亿人次,同比增长5.8%左右;全国水路客运量将达4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1%;铁路旅客发送量预计为2.578亿人次,同比增加7.9%;民航旅客运输量约4200万人次,同比增加10%。估算2014春运客流将达36亿人次。

  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中国一句民谚,但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后历年来春运人口和春运的危机都在显著增加,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上。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惰政政策,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公民进行人口流动的管理。尽管饱受诟病,但中国政府依然一如既往拒绝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多数原因是这些改革方针触碰到了少数当权者的利益。

  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和在国内的自由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生成,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具体表现在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方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友交流时也承认,城乡户籍的差异存在超过60种的社会福利。由于户口和福利待遇、就学和就业机会直接挂钩,一些公民为了获得城市户口甚至仅仅是非农业户口付出很大代价。如果某人生活在非本人户口所在地,那么他将被视为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该地的各种福利,以及充足的就学和就业机会。一些学生家长在高考报名之前将子女户口迁移至竞争不激烈的地方以求获得更好的录取机会。高考移民现象引起很大争议。有时地方政府会限制迁移的名额,以及征收高额城市增容费。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日渐庞大,人户分离严重,属地化管理服务与旧有的户籍制度不相兼容,导致公民办证需要在居住地和户籍地之间来回奔波。而地域间的政策不统一,部门间沟通对接不畅,冗繁的行政审批程序又在人为制造新的异地办证关卡,“办证难,异地办证难上加难”的现象也就此产生。多年来,“异地户籍”都是办证途中的一道坎,为了加盖一个公章、为了采集一张照片,人们长途跋涉,两地奔波。在各种证件中,“准生证”被公认难度相当大。妻子是外地户口的姜先生没料到,他会为一个准生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为办证折腾1个月后,准生证还没拿到手,妻子却出现先兆流产症状,“只怕办到手却用不上了。”他心情沮丧。同样是在北京工作的常先生,因为异地申请港澳通行证手续繁琐,无法及时办理,不得不放弃一次重要的考察机会。户口管理使中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待遇不同。体现最为明显的是流动人口,他们外出谋生求发展必须带齐或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亦导致了相关政府部门与移民者或中介间的賄賂等腐败现象,为公权力寻租提供客观市场。

  同时户籍制度造成了大量农民工儿女成为“留守儿童”的问题,他们既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也无法和亲人团聚。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的学校上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学校接收,其父母也很难承受高额的费用。而城市中那些面向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民间兴办的,其教学质量不仅无法和城市学校相比,也无法和农村学校相比。农村学校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理念的局限与制约,针对留守儿童的需求提供特殊有效的教育和关爱力不从心,学校与家庭之间缺乏沟通。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2014年1月20日,离春节仅有11天,安徽省望江县9岁留守儿童小林(化名)在放寒假当天上吊自杀。这一天,他听到了母亲今年又不回家过年的消息。据西部某劳务输出大省在一县域内的调查显示:70%的父母年均回家不足3次,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1次;近30%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通信频率月均不足1次。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一部分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曼德拉有句名言,“没有什么比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更能深刻折射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更是明确要求,缔约方为确保儿童的福祉,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是在儿童人权方面最迫切的需求。

  现行户籍制度已不能对中国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瞒报、拒报及漏报现象严重。中国的流动人口正以高速率增长,而不灵活的户籍制度是以不变应万变,引起管理与普查工作的混乱,所以落后的户籍制度必须进行有效的改革。

2014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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