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对“藏人自焚”的一些思考

　　我很少去关注西藏人的命运，对于我来说，那里是一片距离我的视线过于遥远、陌生的神秘领域，我对那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去描述那里的真实状况，这种担心，有点类似于我不会轻易动笔去写作一个毛里塔尼亚人、一个莫桑比克人或者一个社会主义古巴人的生活一样，不过，如果说我对那儿的情况一无所知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比如，我知道达赖喇嘛是西藏人的宗教领袖，他于1959年3月流亡印度，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的真实原因很可能与当时共产党即将在那里推行的土地集体化运动有关；他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政治声誉，倡导用非暴力主义的方式推进西藏人的自由，并且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当时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达赖喇嘛得到这一奖项是实至名归的；还有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流亡政府，这是一个根据宪政原则组建起来的现代政府，这个影子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达赖喇嘛的忠实追随者。总之，我对西藏和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些肤浅的认识，无法就那里的政治形势提出什么个人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位局限在象牙塔里面的写作者，文学写作在本质上是写作者的一种精神活动，文字只是承载这种精神活动的一个工具，作为一种意识、一个现象，真正的文学其实和个人自由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以一种介入现实的态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从大的层面看，西藏目前的形势不仅是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这一内在矛盾的传统延续，同时它还涉及到两个文化传统相对独立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2009年，我去泰国参加过一个人权会议，一位远道而来的西方朋友曾经专门提到过西藏问题，这位朋友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所有多民族的共产主义国家在转型后都遇到过这个棘手的问题，以往的经验表明，中国大陆同样不会是个例外。

　　显然，最近持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将长久以来受到压制的深层次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自焚”的藏人表现了一种反抗的政治姿态，揭示出受到极权政治压迫的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们那种绝望、无助、渴望基本尊严的情绪，也让当局在外部世界的质询目光和谴责声讨中感到十分难堪，另一方面，它还表明在一个视人的生命如草芥的政治操纵的复杂体系之内，生命依然有能力展现出它的内在价值，同时，它还隐藏着一个明显的悖谬——一个人通过选择自杀的行为来艰难地实现生命的自我价值，不过，这里面仍然暗含了一种自由，即自杀的自由，这是一个与生活有关的悲剧，如果对这一现象作形而上学的解读，这些藏人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神的意志，因为人的生命是神创造的，作为受造之物，没有人能够代替造物主来做这项工作，除非他们得到了神的晓喻和启示，但是，如果仅仅从人的角度来理解，我十分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这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主观行为，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人的自由和自主意识的成份在内。

　　我认为，今天的政治实践仍然保留着共产主义的传统运用，比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观和他的历史演进理论依然被奉为不容质疑的绝对真理，一个凌驾于历史真理之上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它的领袖、信徒、教义，严厉的书报和网络审查制度，吹毛求疵的秘密警察以及残酷的酷行惩罚体系，或许其中还掺杂了一些带有中国古典特质的狡黠、市侩习气和实用主义，通过压制人的一切自发行为和首创精神来维持它的权力，在我看来，这些藏人的行为明显包含了针对这种政治实践的反叛意识，如果说1930年代在南京被日本士兵屠戮的手无寸铁的受难者们，是被动地接受了一种外部力量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命运，表明生命在某些极端状态下的脆弱无力和不堪一击，那么这些藏人的表现则恰恰相反，他们是在一个全副武装、非正义的压迫制度之下，采取的一种主动的进攻行为，他们是勇敢的、坚强和无所畏惧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带给世界一个个新生的、可以供人们憑弔的关于人的真实故事，这样的生命品质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敬畏，他们是这个黑暗时代真正大写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当局在西藏推行的民族压制和同化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被公之于众，然而，共产党人永远不会用一种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因此，指望共产党心发慈悲去裁撤驻扎在那里的党委书记是不现实的，而是为这种失败寻找政治上的替罪羊，将这些藏人的行为归罪于达赖喇嘛的煽动和挑唆，其目的是为了博取同情者眼泪，向当权者施加政治压力，图谋将西藏从汉人的怀抱里分离出去，简而言之，将它渲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分裂中国地域版图的政治阴谋。事实上，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在这种“分离主义”论调的政治压力之下，被迫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保持缄默的态度，在对“主权”和“人权”这两种往往难以调和的观念的争执之间关上良心和理性的大门，我不太了解藏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的政治诉求，但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一定存在比“统一”或“分离主义”这些观念更值得人们去追求的东西。

　　对于经历过极权统治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还不能把人的生命和人权作为衡量人类行为的最高目标，那就是愚蠢而且短视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从极权主义的暴虐和压迫的反思中彻底醒悟过来，当任何崇高的价值声称它的存在要高于人类的尊严和生命本身的存在意义时，值得整个世界为之警惕，这样的价值最终只会给人类带去深重的灾难，无论它是以国家主权、信仰、种族，还是以社会主义的美好名义出现，这是20世纪留给人类的惨痛教训，然而，目及之处，这样的价值依然大摇大摆的行走在世界上。

初稿：2012年8月22日
定稿：2014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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