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启源：单仁平的逻辑水准

　　近日四川绵阳人民医院一百多名医护人员“罢工”，其目的说白了就是要“赶走”同事“走廊医生”兰越峰。因为兰越峰曾举报自己单位的“黑幕”且有“公益心”，所以在“看病贵、看病难、看病黑”的社会背景之下，网上支持兰越峰的声音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对此现象，《环球时报》的单仁平先生撰文《只有“走廊医生”一人好这个逻辑可疑》认为：百名医护人员与一名曝光者对立，且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反叛者”，所以只有“走廊医生”一人好很可疑。对于第这种观点，如果单仁平先生只是“怀疑”，当然可以，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只有兰越峰一人好”的这个结论好像不是网民们集体下的吧？我也没有看到支持兰越峰的网民集体下这个结论，如果说这是单仁平先生自己做了大量调研得出的结论，那么不妨公布你的调研报告，以飨读者，也更进一步体现了“环球”文章的严谨性。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结论只不过是你自己的“误解”，既然是“误解”，我也不必较真。

　　不过从百名医护人员与一名曝光者对立，且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反叛者”，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反叛者”好或不好呢？我认为这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中华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一般说某个人“好”或者“不好”，往往有俩大可能，一种是说一个人的品行好坏，比如司马光砸缸，我们可以说司马光这孩子“好”，这就是对“品行”下的结论。另一种情况是与自己人际关系或者利益关系的亲疏远近，比如一般人问某人男朋友好不好，回答者的答案大多就是根据对方对自己“好坏”——即根据利益关系来定，而非客观人品优劣评价。

　　那么单仁平先生所谓的“好”又是哪种情况呢？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分情况讨论。假设是个人品行的“好”，那么我觉得这个没有讨论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没有和兰越峰长期相处，不了解，而且网民普遍支持兰越峰并非兰始于越峰品行“好坏”的因素，而是兰越峰敢于接露“医疗黑幕”。结合“看病贵、看病难、看病黑”的社会大背景，我想以单仁平先生的高智商，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她吧！无数网民支持兰越峰现象的背后，并非对兰越峰个人品行的肯定与否，而是是无数民众对于“看病贵、看病难、看病黑”的声讨，对于社会“正义”的一种呼唤与支持，不是吗！假设今天不是兰越峰，而是张三李四在做类似的事情，相信很多网民一样会支持的。不去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反而从“现象”纠结于另一个“现象”不是很肤浅么！

　　至于说兰越峰是否因个人品行而得罪全体同事，这个切入点其实就很有问题，在当今这个“利益至上”的“关系”社会，一般社会上人与人的交往大多看得是“利益亲疏”，而非道德品质。如果你的上司对你多有关照，即便他是王八蛋，你也会说他人很好——至少对你确实很好。换个角度，你刚正不阿，不拍他马屁，也许他眼中的你就“很不好”。这也就是利益层面的“好坏”。如果根据这种“好坏”的来看“罢工事件”，一切显得顺理成章。你兰越峰举报医院黑幕的行为，不仅让医院未能升成“三乙”，媒体的关注还让医院名声扫地，必然影响到医院效益，作为医院领导，有几个人能容得下这样的员工？既然容不下，想办法弄走她也就是必然的！至于说一百多名员工上街“罢工”，是不是这一行为就代表这一百多个员工都是发自内心的愿意这样做呢？

　　我们假设一下：某日《环球时报》后台大老板想要赶走环球时报的主编，于是发动全体员工上街抗议，一般小员工就算和主编没什么矛盾，但是谁敢公开说“不去”！而其他高层，只要老板给他们足够丰厚的利益，一般来说，很少有人愿意做“异类”。

　　以前我曾供职于某个小公司，几乎每天义务加班加点，由于部门人手不够，常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可最后微薄的工资还要被坑一部分。于是找公司最高领导理论，结果对方处理问题的方式竟是先否认问题的存在，然后找一堆借口推卸责任，在被我一一反驳，无话可说之后，才勉强承认这是“失误”，可是关于工资的补偿还要拖三拖四。我一怒之下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训了他一顿，并找了劳动部门查处公司给员工的“社保”问题——公司从不给员工缴纳任何社保，据说给公司开了几十万罚单。不用说，公司要赶我走——公司领导恨不得杀了我，赶我走已经算是客气了！而我呢，人家主动赶我走，我反而“厚脸皮”赖着，偏不走，就要赖着你，气你！有的同事私下也“好心”劝我“算了”，理由是之前离职的好几个人工资都有被坑，不也都那样了么。我告诉他：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不会就这么算了。后来公司法人跟我谈判时透露，老板在托关系的情况下给劳动局某个领导送了三万多块钱的“礼”，才摆平劳动部门。我举报公司，公司领导自然恨我入骨，于是踢我出所有工作群，在里面污蔑我人品，并声称公司接下来打算考虑大家的社保福利云云。然后为了笼络人心，还请除了我的所有员工吃饭。其实正如一个员工私下跟我说的，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谁是谁非，但毕竟的都是打工的，谁也不敢随便得罪领导，丢了饭碗。现在挣钱不容易，工作也不好找。

　　我理解他们的处境与想法，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自由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就必须自己去奋斗、去争取这自由和尊严，争取的途中必然要付出努力和代价。如若不敢或不愿这般付出，那就只有安心的做“奴隶”好了，千百年来的中国民众，大多不都是这样么。当面对老板电话暗示我——他黑白道通吃的恐吓时，我更加坚定要跟他斗争到底。经过一个多月左右的斗智斗勇，对方终于妥协了，赔了我数倍于“被坑”钱数的赔偿金。其他基层员工的待遇也因此略微提高，虽然我离开那个公司，但是先前的一些员工跟我网聊时，常会提到这件事，夸我怎么怎么样。

　　可是我在想：当我孤身一人和对方斗争时，又有谁敢为我公开说句公道话呢？——尽管我并不奢求，我深知专制下的民众大多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专制才有扎根的土壤。回到兰越峰的问题上，如果领导让这百名员工都去上街罢工，就算其中某些人，并不认同，但又有几人愿意或者敢于对领导说“不”呢？换个角度说，兰越峰举报自己医院“黑幕”，必然影响到医院的经济效益，如果医院内部分配制度恰好会因此涉及这一百多员工，那么他们在领导组织之下，集体罢工，又有什么稀奇的呢！不过是双方的“利益”矛盾问题，而非双方个体的品行问题。

　　真理的存身之处与人数的多寡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根据不同立场双方的人数，去猜疑双方的对错，这本身就是毫无逻辑可言的,而这就是《环球时报》单仁平先生的逻辑水准！

2014年2月21日
首发于《公民议报》网站，转载请注明出处。2014/2/20 22: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