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佟适冬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简介：佟适冬，男，汉族。1934年出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湖南大学物理系任教，1995年初退休。1998年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湖南大学筹委会受到逮捕，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本文根据受访人口述撰写）
逮 捕
我被捕的确切日期是1999年6月9日深夜。
原因要追溯到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这一事件，我从一些渠道了解到这个信息，受到这件事情的鼓舞，我起草了一个中国民主党湖南大学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声明，并自动接受民主党中央、湖南省委的领导。不过，这个政治声明我并未立即公开，是朋友后来通过香港的媒体向外界透露的，这份材料公开以后，影响比较大。
有一次，湖南省召开政协会议，有人向湖南大学的政协委员问起这件事情，然后，湖南大学校党委一路追查下来，通过学校保卫处向我施加压力，要求我与这份声明划清界限，退出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而我则坚决地顶了下来，这样，我实际上得罪了湖南大学的校党委，所以在后来的逮捕过程中，湖南大学校党委是坚决主张抓人的。
就在这天深夜，20多个警察在湖南大学校保卫处的带领下，闯进我家，向我宣读了搜查令，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下面有一条小条款，叫“颠覆国家政权”。首先是抄家，我并没有多少财产，他们在我家里反复搜查，寻找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把我的护照、录像机、磁带都抄走了。之后，把我带到了就近的岳麓山公安分局，在那里对我进行了连夜审讯，一拨警察累了，换上另外一拨警察，使用车轮战法，我当时就抗议，说“如果在香港，你们必须等到我的律师来。”警察回应，“这里不是香港。”就这样，一直耗到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早上才结束，当时把我反锁在一个小房间内。上午十点，他们把我送到了长沙市看守所，人家管这里叫“四科”，说去“四科”不好过，都是属于“严管”的犯人。
看守所是一个口字型的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分为男监和女监，一个房间安放了一个大炕，最多的时候能挤二十多个人，就像对虾一样排着。房间里面有一个小单间，作为厕所使用，但平时不让用水冲厕所。我被关押的房间当时有两个犯人，加上我一共是三个人，他们都是犯了事的警察，将我和他们关押在一起，可能也附带有相互监视的性质。不过，我们还算是比较特殊的，连武警都在讲，其他房间的犯人都挤满了，而我们的房间却很宽松，是特殊待遇。
在看守所，犯人只能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不让我们和外界有任何的接触，犯人与犯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会过于亲密，通常是不冷不热，因为大家都对自已的未来担心，同时，也担心身边的狱友告密，争取立功表现，这在看守所里面是很常见的，其实犯人的情况，狱警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执勤的武警能够从囚室屋顶的监视口对室内的情况一览无余，但狱警还是经常会对犯人进行交叉问话，比如，他们就要求我报告其他同室犯人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搪塞，不会给他们任何想要的东西，至于和我同室的其他犯人会不会向狱警报告我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这样做显然有一个好处：通过这种相互告密的方式，就把犯人的关系彼此对立起来了，不让犯人产生信任和认同感，防止犯人在牢房里面彼此联合，相互照应。其中有一位警察能够明显地看出来是一个告密者，他和我相处得很好，总是顺着我说话，后来他在拘押了几个月之后，就被释放出去了。不过，我对此并不介意，我的心灵是自由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在我被逮捕之前，早已定居美国的弟弟就曾劝过我，他知道国内的环境险恶，让我去美国生活，我连护照都办好了，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出去，我带着一种炼狱的心情来看待这段漫长的监狱生活。
在看守所的日子比监狱还要苦一些，比如，关在房子里，不许外出，不许活动，加上犯人本身的素质参次不齐，你稍微老实一点，他们就会欺负你，哪怕你顺着他们，他们也照样欺负你，我刚进去的时候，狱警就跟另外两位同室犯人打了招呼，不许欺负我，加之我本人是一位教授，一位知识份子，他们也没有过份的为难我。在看守所里，死刑犯是要带脚镣的，比如，故意杀人或者重大贪污行为的官员败露后被抓进来的，等等。
在看守所有很多规矩，比如，犯人必须坐正，双手要平放在膝盖上，犯人一进去，狱警就会管教，而警察在审讯的时候殴打犯人是很普遍的，我在四个月的拘留期间被提审过几次，既有检察院的，又有公安的，检察院主要是来核实我的起诉材料。我是在1999年7月7日被正式批捕的，他们让我签字，据说上面要求他们在一个月之内结案。应付警察的审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遇到我不配合的情况，他们就会拍桌子、瞪眼睛，说粗话，恐吓我，有时候，他们的口供笔录写了十来遍，我还要修改，他们就威胁说我的态度不好，他们习惯了用那种居高临下的强迫思维方式，很少有那种细腻的个人感情。
在看守所里面，你不知道有多少对付犯人的酷行和手段，我亲眼见证了一件事情，我们的牢房送进来一个哑巴，他是东北人，二十来岁，在高桥偷了一台录像机，DVD，被商家当场抓住，于是报了警。可能是担心关在别的“号子”，人家会弄他，毕竟是个残障人士，出于安全的考虑，送到我们的房间，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哑巴坐牢。
关在这里一段时间之后，警察也没来管他，也没理他，把他凉在一边了，可能是不适应这种监狱的生活，他在牢房里大喊大叫起来，警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幅门板铐，这种门板铐平时犯人看不到，只是警察认为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我不知道在看守所里有多少这样的刑具，它其实是一块厚厚的门板，门板的四个角分别安装了四个铁环，把这个哑巴的四肢分别锁在铁环里面，呈一个大字型直挺挺地固定着，门板的中间有个洞，专门用来进行排泄，这幅门板铐连带这个哑巴，被搁在囚室的一角，由同室的犯人管着他的吃喝拉撒，一开始，哑巴叫得更凶了，夜里也叫，整整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可能时间还更长，晚上也没有解铐，就这样一直铐着，直到他慢慢地不叫了，顺服了，才解开铐子。
这个哑巴被拘押了6个月，他被释放之后，我捡了他不少衣服，这样才熬过1999年的冬天，因为冬天天气冷，而我只穿了夏天的衣服，又没有人给我送衣服，最冷的时候，我身上穿了六条夏天的裤子，都是从其他被释放或移监的犯人那里捡过来的。
审 判
在被逮捕四个月后，也就是1999年10月，我的案子正式开庭审理。
审判是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所有的政治犯都经市中级法院来审理，地方法庭通常不审政治犯。那一天，我被带出看守所，铐上了手铐，当时押送我的警察有六位，在上警车之前对我全身进行了搜查，我只带了份起诉书，在我的印象中，我应该是湖南第一个被以民主党人的名义受到起诉的。
在之前，警察问我要不要请律师，我一直是独身，没有亲人在身边，就说没有钱，请不起律师，再说请来的律师也不会替我说话。我清楚的记得法院工作人员回了我一句话，“难道律师还替你当打手不成？”我当时也针锋相对，说“律师就应该替我当打手，不然，我花钱雇他干嘛。”这是当时审理的一个小插曲，也是我和法官之间的一次口水仗。
他们为我指派律师，被我拒绝了。在正式开庭之前，警察把我搁在了待审休息室，所谓的待审休息室，就是法院临时安置犯人的一个小房间，面积大概跟普通卫生间大小差不多，有一条石板凳，在墙上固定了一个铁环，我估计这是专门用来铐那些脾气火爆的犯人的。
直到正式开庭才打开手铐，第一次审理旁听的人数很多，大概坐了两、三百人。法庭审理的规矩也异常丰富，整个过程，他们都会让你感到低人一等，你不能正常的坐，要像一个真正的犯人一样规规矩矩，按照他们要求的标准姿势来坐，凳子的话给你一个矮凳，就是他们要从心理上高你一等，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感和待审犯人的卑微，如果没有凳子，你就得蹲着，不能让你像正常人那样站着，蹲还得用标准的蹲姿，一脚在前一脚在后，手必须伏在膝盖上，我当时已经六十岁了，都必须如此，这是一个让人自动驯化的过程。还有，法官不会允许犯人随便发言，他们会经常打断你的自我辩护，即便在规定的时间内也是如此，只要他们认为对这个案子定性不利的，或者比较出格的言论，法官就会打断你的发言，哪怕是声调偏高，法官都会敲打你，说你扰乱法庭秩序。
庭审整整进行了一天，我作了最后的陈述，我不卑不亢的向着法官，说：“如果你们是真正的依法治国，那么，我应该无罪释放，但如果你们只是立个牌坊，最多也就是坐牢而已——”法官咆哮起来，打断我的陈述，“下去”、“下去”，然后，我退回到我的座位上，心里还比较得意，因为我说出了自已的心里话，没想到法警从后面上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照着我的大腿狠狠地用大头皮鞋踢了我一脚，后来在回看守所的途中我才发现大腿外侧被踢青了一大块，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块青疤直到一周之后才慢慢地消失。
审理结束的时候，我戴上手铐向法庭的摄像头举起双手，有示威的意思，这里又有一个小插曲，当天的庭审记录让我签字，书记员却翻到了最后的空白页，不让我看她记录的内容是否与事实相吻合，当时我连想也没想，就在庭审记录上签了名字，现在回头去想，我应该要看一看她的记录内容，不过，这并不影响到判决的最终结果。
判决结果是在庭审结束的一周后被宣布的，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我在十天的上诉期内没有提出上诉的要求。
之后又在看守所里面度过了那一年的冬天，直到2000年4月份，才送到监狱，也就是赤山监狱。
监 狱
监狱生活与看守所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在监狱里可以在室外走动，不像在看守所，不过，新来的犯人必须在一个月之后，我安置在赤山监狱的老残组监区，这个监区有一个院子，有篮球场那么大，犯人可以在这个院子里走动，第二，所有的犯人都必须劳动，犯人在被送进去的第一天就必须干活，而我直到离开监狱的那一天，都被安排了劳动的任务指标。
而监狱和看守所的相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它们的伙食，在看守所给犯人吃的基本上是冬瓜、南瓜、海带这些东西，而监狱也差不多，夏天是冬瓜、南瓜、海带，冬天是小白菜、萝卜，打上一锅汤，掺点胡椒粉，锅上面漂着一层黑糊糊的油脂，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沟油，只有在过年的那几天，监狱里会有荤菜，有鸡、鸭、鱼、肉这些东西，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
我们的主要劳动任务就是做彩灯，就是现在逢年过节在街头上挂着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彩灯泡，后来，又做了那种以一块一块竹片组合起来的凉席。我简单的讲一下彩灯的制作过程吧，工艺看上去很简单，就是把分发下来的灯泡、电线和插头串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并不容易，这种活很细致，很小，首先就要考验犯人的视力和耐心，导线的两端焊了两块小铜片，相当于灯泡的正负两极，必须把铜片引到灯座两边的内斜槽内，而内斜槽本来就相当贴近，稍不注意，或者手脚不麻利，铜片就很容易滑出来，而且又必须把两片小铜片同时拉进槽内，不然又要重新来过，新来的犯人不熟练，有时候很容易拉滑，手就会刮到锋利的铜片上，我经常会被划到铜片的刃口上，满手的鲜血，在当时并没有疼痛感，因为这些血口子很细、很短，要过两天，等它们愈合时才会感觉出揪心的疼痛。
刚进入监狱的时候，我向狱警提过这件事情，说需要治疗，他们有时候也不会拒绝，会给你丢下一句，“等大家都去医院的时候你也一路去。”其实就是在变相地拒绝你，说你矫情，因为等过了几天，伤口就慢慢地自动愈合了。
而劳动时间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的，早上六点起床，早餐、中餐、晚餐，规定了一个小时时间，其实一般的犯人只需要半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劳动，监狱替每个犯人都安排了劳动定额，根据个人的情况有所区别，但总的幅度不大，一开始，新的犯人会安排得少一点，然后根据你的熟练程度慢慢地增加定额，总之，不会让每一个犯人有喘息的时间。
监狱是没有同情心的，即使犯人受了伤，或者生了病，也得照样干活，今天的任务没有完成，明天又有新的任务，总之，当天的工作你加班都得干完，不然，就会积压起来，增加第二天的工作量。一个月平均下来有十来天需要通宵达旦的干，至于晚上加班到十点以后，那在犯人里面是很普遍的。
劳动的地点就安排在每间牢房里面，有时候有在睡觉的床上干活，有时候就在牢房里的板凳上坐着，每间牢房都会有几个小凳子，专供犯人干活用的，由监狱的“积极份子委员会”（简称“积委会”）的犯人来管理犯人，由他们来给犯人分发劳动材料和收集劳动成果。我们那时候监狱的犯人数量应该有两千人，分成十队，一个队几百人，筒子楼，每间牢房一般安置八个犯人，上下铺，四个床位，有点像学生宿舍。
年轻一些的犯人的收队集合的时候，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在点名的时候，狱警有时就会把他从犯人堆中拖出来，一警棍照着身子就打下去，把犯人给打趴下，像这种打人的事情几乎会天天发生，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监狱里，犯人是不被当作是人的，稍有不顺意，警察就会抄起警棍，或者顺手的桌、椅、板凳等东西，专门往犯人的头上砸，关“小号子”，关禁闭，不让探监，等等。
监狱里面同样有特权，如果你有钱，监狱会安排一个“积委会”的名额给你，或者安排一间单独的小房子，你还可以买电视，连手机也可以带，这是监狱内部的警察出于创收的目的搞的，但逢上面有人来监狱检查工作，这些犯人就得暂时避开检查。
在监狱里面讲良心的狱警不多，绝大部分狱警是非常凶悍的，根本不会和犯人讲什么道理，每年弄伤、弄残、甚至弄死十来个犯人是很正常的，睡在我下铺的犯人就是活活饿死的，他是一个精神病人，照理不应该进来的，因为盗窃的原因把他给送进来了，有一次狱警惩罚他，不给他饭吃，也不给水喝，连屎尿都拉在身上，同监的犯人也厌恶，不想管这些事，结果被活活地饿死了。
有的犯人因为规定的劳动定额完不成，或者不想劳动，消极怠工，他们就自残，比如，往大腿上注射煤油，肿得很大，比如，把剪刀吞下去，有些犯人在受到监狱的不公正对待之后就自杀，等等，这些都是要加刑的，名义上，说这些犯人不服从监狱的管教，但监狱从来不会从自已身上寻找原因，为什么犯人会不惜冒加刑的风险来虐待自已，不过，监狱也害怕犯人的家属把事情捅出去，造成社会的舆论，说你们监狱的生活如何如何，在里面变相的奴役和剥削犯人，等等，还有，就是会在犯人中间造成心理影响，有些犯人会效仿这种行为，会跟风，这样就会给监狱的管理带来不确定的管理难度。
在监狱里面，狱警会根据每个犯人的特点来制订控制他们的办法，刑事犯和政治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有时甚至还差一些，总的来说，他们认为你对他们有用，狱警偶尔会用到你，如果认为你对他们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就会把你撂在一边。
还有就是监狱的通信权的问题，监狱并没有明文规定犯人不能写作，但是犯人天天都要干活，是没有专门的时间用来写作的，因此，很少有文字从监狱里面流出来，通信也可以，不过要通过监狱的审查，如果外面有来信的话，狱警会先拆开来看，但是，犯人写出去的信件，他们寄还是不寄，犯人就不知道了，这要看你的信件内容，还有就是狱警的心情，监狱并没有规定什么东西能写，什么东西不能写，我记得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每个犯人都知道什么话可以通过审查，什么话不能通过审查，好一点的狱警，会告诉你，你写的信件哪一些内容有问题，哪一些内容没有问题，所谓的好狱警就是按正常的规则对待犯人，但在监狱里这样的狱警不多，更多的狱警他既不纠正你的错误，也不告诉你你的信件下落，就这样杳无音讯了，我向湖南省高院寄出的一份申诉状就是如此，一寄出来，就永远也没有回音，我无法知道自已的信件被卡在了哪一个环节。
我被减了两次刑，2002年有一次，2004年有一次，一共是三年零三个月，我总共服役了六年零九个月，监狱方面解释给犯人减刑的表面理由是“该犯人表现好，学习进步，服从改造”等这样的措辞，这是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格式化的套话，真实的原因就是你通过完成监狱方面替你安排的劳动定额，获得的减刑分叠加起来的结果。
刚进去的时候，狱警就很明确的和我讲，他们知道我的想法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都已经60多岁，他们也不想“改造”我，但是他们告诉我必须劳动，和其他犯人一样，会根据我的劳动量来给我减刑。其实即便监狱没有给我安排事情做，我自已也会找事情做，因为监狱里面是非常无聊的，人的精神容易空虚，你必须找事情做，才能保持自已大脑的清醒，保持基本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在监狱里面整整洗了六年零九个月的冷水澡，即便在冬天也是如此，刺激自已，用来保持自已的正常心态。
我正式出狱的时间是2006年3月9日，出狱之前网络上还发表了一篇“胡锦涛将访美，佟适冬将释放”的文章，据说这是当时美国国会传递出来的消息。当时，为了应付国际舆论的压力，每当中国方面有这样的出访活动，都会从监狱里面放出几个政治犯来做做姿态。
出狱后的生活
在我出狱之后，湖南大学没有再按照正常的退休政策发给我退休工资，只给了我八百块钱的生活补助，当时还是由湖南大学退休办来管理，后来加到了一千块钱，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做不行，因为如果是由退休办来管理这件事情，就应该按照正常的退休政策给我落实，于是，就以刑满释放退休人员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为由，把我从湖南大学的退休办退到了湖南大学社区，相当于城市的街道办，把我从湖南大学的教师队伍里面清退出去了，只给了我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名份，我现在就是靠这一千块钱的补助费过生活。
还有就是住房的问题，如果按照正常的退休政策，我在湖南大学一般都是三室一厅的待遇，但他们现在给我安排了一间学生宿舍，一间房子，等于就是安置我，给了我一个临时居住的地方。
2014年6月14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7/11 20:1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