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云，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既然干的是为民众维权的事，就不能用自己的政治立场强行烙印入维权中。你可以，或者只能政治化或者反对，但是民众不同，一个做不到，第二个对民众利益来说，可能有害。
这里需要两层，不能当做一回事，为了做事，持政治反对立场的，往往要藏起来而不是到处暴露。分清楚，立场是立场，做事是做事；民运精英是民运精英，民众是民众。不要老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个维权运动不是民运立场的拓展和扩大，相反是要融化稀释掉民运立场的。
我一直认为，维权首要的目的，是维护民众利益，而不是用来耗掉维稳费用，这是附带的，从属的，就像律师做案件，首要的是捍卫当事人利益，而不是用案件给自己做名声。
就是从耗费维稳经费来说，去政治化也是对的。去政治化，灵巧如蛇，善于游击，是在增加维稳的难度，降低门槛会让人数更多规模更大，这样维稳起来才花钱。没有不惨招弹压的抗争，政治化与非政治化都会被镇压，但是穿上防弹衣总是好一些，人多就总会好一些。在维权中高扬政治化大旗，就等于站再高地上急呼向我开炮，来打我啊。高歌《血染的风采》，真拉风。
以维权律师为例，当初我们以台湾美丽岛事件为范例，美丽岛的政治犯与辩护律师隔开两层。在专制社会，政治犯会被当做异端，敏感分子，有特殊”病毒”的人，总之让普通人觉得有距离，恐惧，这就需要有中间性的，去敏感的，广泛为人所接受具有一定公共事业色彩的律师，起缓冲和桥梁作用，减少心理振荡。就像法庭上的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也需要代理律师一层的隔离与传递。
这种观察，十多年来，就徐友渔在律师文摘写过一篇游记。我们把维权律师当做突破传统民运困境之所在，然而这个尝试失败了，迅速民运化，本来致力于隔离并传递的律师，律师身份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去敏感意义，相反成了民运的一个延伸部分。当然正如用维权冲淡民运的问题，也需要用更多更大量的中立性，去政治化的维权律师团伙加进来冲淡目前的氛围。
在大陆中共客场作战，就很容易受到污染塑造变形，从而背离于立宪本身的要求。这个需要不断自我警醒自我克服。吴强说女权组织是他见过民间组织里最有反省精神的。我觉得家庭教会的反省精神也非常之强。网友李配有个”宇宙真理”:越多自我审查，越接近目标。
官僚科层制度的特征就是格式化，有程序，遭遇非典型，不符合格式，出乱拳的，就会引起莫大恐惧，无所适从。例如各地武警搞得反农民工维权演练，或者党校对全国公安局长维稳培训，就在于此。传统民运，政治反对等等，与体制之间长期磨合知己知彼，呈现胶着状态，已经严重格式化，刻薄一点说，是相互配合了。
所以必须跳出，让民众维权这种乱招尽出，无章法，没流派的洪流，冲进来。这种姿态就是跳出自己所在的台子，吃着锅里面的，看着锅外的，不断且无止境地去探索寻找引进”野种子”，进行杂交搞出优质水稻，养活大部分人。这就与原来那种由内部对外拓展复制秩序思想，截然不同。前者是基督教的超越思想，后者是儒家的内圣外王由己及人思想。
政治化于民国
香港人觉得从党妈那里要普选彻底没戏了，于是说自己彻底失败了。香港的抗争，被强有力地约束在与党妈的关系内，党妈拒绝了，就像天塌下来了，毫无希望出路了。这种感觉，与当年国人在毛泽东万碎那一天一样，都属于斯德哥尔摩症的发作。拿大陆来说，我们的抗争确实是节节败退，退到那里防守那里，然后再败退再防守。从八十年代的直接夺取政权然后改造为民主化的，再到九十年代进入体制改造体制颜色革命，再到二十一世纪初维权保卫公民社会，如果经济危机一来，能在大萧条大动荡守住家庭自己已经很不错了。这是与党妈争斗关系中的节节败退，如果跳出呢，与民国宪政沾上关系，在党妈之外的国度考量，却是胜利在望，党妈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我这里说的是，出路在于我们和党妈斗争关系之外，凡是一定要在党妈那里讨到自由民主的，就一定会绝望透顶，讨不到就觉得天地茫茫一片到处流浪酗酒。我们可以考虑在党妈之外找吧，如在民国找。例如香港就可以回归民国，怎么会没希望，大有希望才对。觉得没有希望，黑暗无比，两个原因都可能，一个是确实黑暗，另外一个是被党妈的光芒亮瞎了。
怨恨党妈和做敌人是不一样的。怨恨党妈，就要受到党妈给予的灵魂塑造，始终有着狼奶的基因。与党妈做激进的决裂，还是精神上藕断丝连，革命者会继承被革命的遗志，成为新的恶魔，就像一个年轻人弑父，最后与他父亲一样。怨恨和弑父情结都是处在与党妈纠缠不清的关系范畴呢，有着莫大因果。维权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是定性为”搁置党委闹革命”，把和党妈之间的关系范畴冻结了，不让它进入来干扰我们行动。这已经超越了政治反对立场。就像《神雕侠侣》最后华山论剑，东邪黄药师的境界是”看不上”，而中顽童周伯通的压根没看。
传统民运，政治反对都是爱过党妈而恨党妈，在党妈身上寄托过希望欲望而不得。而维权运动一开始就是把党妈当敌人，不是求党妈给什么，是要从党妈那里夺取什么，或者要捍卫住什么。这是与敌人战斗，既然是战斗，就要为获胜想办法，该去政治化就去政治化，把东西弄到手是重要的，至于对党妈什么态度，那是工具的，讲利益，立场是获取利益的工具。传统民运，政治反对派，就纠结与党妈之关系立场，爱党妈的时候，非强迫自己和民众非爱不可，恨党妈的时候，非强迫自己和民众非很不可。
有微博的时候，那个地方有规模巨大的抗争事件，其中至少有十几二十来个会上微博的精英中间人物，我找来要他们微信，组成一个微信群。如茂名事件。这是在现在高科技条件下，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没了微博和随着微博的衰弱，这事没法做了。底层抗争很强大，就是缺少信息披露和外界支持。而已经暴露在中共视野的抗争人士尽管名气很大，行动起来传媒很关注，但是其对民众的辐射和动员力却甚小，属于靠天吃饭的启蒙范畴。二者的结合成为最短板。我就很奇怪，老是冲在最前面然后坐牢这种模式，就是四五老前辈任宛玎和我辩论过的铁窗民运在维权中翻版，我甚至认为它是民运化维权，为什么就不能超越出来。要知道我们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把自己塑造为道义英雄。在民运化维权中已经获得很大名声的，为什么就要一条路走到黑，不转轨下沉于各种民众抗争，跳出自己圈子，难道这种做法会获得更大名声和社会根基就看不到。
正如我们当年以维权运动之路来指出民运之路不通，任宛玎的铁窗民运，就是以道义英雄的塑造，来贬低维权。然而一开始维权就民运化，打着维权的牌子，搞民运，谁都认为那是维权，我孜孜不倦地指责那是民运化维权，并且远远地避开这一个个圈子，如高智胜以及以后的维权律师，陈光诚事件，现在的街头启蒙运动。一直为维权政治化代言的莫之许，说我一人成军。施特劳斯说，一个事物回到其刚产生需要辩护才能自我保存的时期里，才有可能显示其原初本性。我经常回到维权概念刚提出的时间内，维权备受海外老民运的批评，其一维权的政治属性暧昧，到底是保党还是民主，其二去政治化，主要是经济利益的抗争，公共性和为整体贡献不强。前者我用维权建设公民社会，焊实地盘，拒绝推进党内民主来排斥质疑。后者确实是个问题，以反拆迁和访民为例，其成功是个案，先例效应和鼓励作用甚小，成功后背叛和隐退更多，其公共性用的是维权民运化来承载，也就是其中一小批人从维权抗争中脱离断裂开来，加入民运，其符号就是纪念林昭，虽然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维权，这里是维权与民运的混合物，解决的是这一些人的身份承认的危机，也就是他们是用准知识分子，异议知识分子身份来承载维权的公共剩余价值。我回头去看启蒙民运，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是整体前进的旗帜，他们扛住就行，这就是前维权的公共剩余价值之承载。然而自己行动是不在场的或者被迫不在场的。他们公共剩余价值的制造，实在依赖于中共的镇压，由中共镇压来赋予，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被邓反了，八九没有被六四了，其公共剩余价值暧昧不确定。民运与民运化维权，都是被动挨打的而有的公共剩余价值，都是基于身份而让利益从属的抗争，也就是通过民主成为人上人的抗争。
传统民运当初对维权的话语权优越就在于他是公共剩余价值的载体，但是由于手段之困，没有根基之困，优越性就让给了维权，中心由海外变为大陆。由于维权是基于权利与宪法关系，而共党宪法没法承载公共剩余价值，而民国46宪法又没法生根庇护，其公共剩余价值之承载体始终是悬疑不定的，需要填补的。维权运动兴旺后，就有绝食之政治化，零八宪章，新公民运动，虚构的政治反对派来承载，并且从这一些自己提升的身份出发，试图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自上而下”把自己和维权运动提升起来，除了新公民运动有比较好的自我警惕自我洗地外，其他或多或少均是维权民运化。新公民途径提供了一个在体制外成为人上人，在当下把自己提升为未来宪政公民的途径，其缺点就是公民身份对当下体制批判性很足，然而手段严重受制于体制和体制提供的话语，例如官员财产公开，在体制内外，在49和未来之间归属暧昧不定。人们很难知道公民长什么样子，除了他们自己外，他们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只是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剩下很茫然，其实是一种渴望超越当下日常性的冲动，是一种宗教性渴望。
民众抗争自己没法政治化。 其中一部分抗争精英装向政治化，如此一转，就和原来的抗争脱节了。
政治化于民国的，是将来的，积攒在将来。于是在当下体现为去政治化，正如民国当归是最革命的立场，看起来却没有锋芒毕露。至于在当下民国如何在抗争中在场，是个问题。孔德继对新公民运动素有批评，他认为与其去做高高在上的，抽象而且注定落空的制度改革呐喊，还不如忠诚于权利，踏踏实实地去做捍卫权利的事，如反拆迁维权。他这里有着对权利和宪政关系最朴素的理解和忠诚，有着一种真理感，也看到了原初的东西。
然而这种去捍卫权利的人，必须是海量的，规模巨大的，才能战胜专制，真正捍卫住权利。当下只有小规模，那么就会急迫地要求扩大规模，于是公民身份这样子大贴标签运动就可以帮助扩大。确实是需要在维权之上，有个宏大叙事的容器，把维权的公共剩余价值纳入其中积攒起来。反拆迁的人之间，利益获取不是共享的，个人归个人，因此同为受害者，要有好大的启蒙说服组织动员，才会觉得有同质性，同是受害者之间战斗友谊甚是稀薄。受害者的身份认同，无法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权利捍卫归属到宪政的真理感，还是个人的，没法大规模团结。在专制面前，同为受害者的同质性，只有到了广场革命时，才能浓厚起来，之前会专职恐惧和利益收买被撕裂成无数碎片。
即使在民主社会，民众对着政权一样有受害感，就像美国人把政府当做潜在敌人。在受害人之间，如何团结起来抗争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光凭着对权利和宪政关系的真理感，构筑意识形态，再构建政党政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已有民运化维权提供了身份认同来团结，我认为在当前语境下组织是不可能的，也只有身份认同可用，民国身份是我觉得可以提供的，避免民运化维权身份认同中各种问题的。民运化维权的身份，有着立场与行动的割裂，例如上街举个牌就认为自己是革命派，而民国身份认同这里没有。
如果认为将来的革命，符合革命的本来含义，是一场回归和复辟，是拆除民国殿堂被共党用血腥红色装修过的部分，让原来本就有的宪政恢复过来，那么维权就有着民国在场，不需要在49秩序内的政治化，来提升其政治价值。如果把未来革命当做在49秩序之后新天新地，建造新秩序，超越民国与共党49秩序，那么维权自然是无政府主义的，需要不断政治化，但严重受制于49秩序的病毒传染。
前者支持回归第一共和，后者要无中生有新造第三共和。民国是否庇护在大陆的维权抗争，不仅仅是民国政府和台湾关注大陆人权是否有力度的问题，也与大陆抗争到底要回归第一共和还是要新造第三共和的路线问题有关。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9/10 19:4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