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李 海
受访 时间：2014年10月9日
受访人简介：李 海：出生於1954年，北京人，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
1990年因策划、组织“6－4”一周年纪念活动而被“收容审查”209天。1995年，因调查在因1989年民主运动中受到政治审判的受迫害者名单，被以“刺探和搜集国家机密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9年，2004年刑满释放。2011年2月，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期间，遭到任意羁押，时间达40天。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历次被监禁的大致情况。
李 海（以下简称－李）：我遭遇了三次被监禁的经历。1990年，因为和一些朋友共同策划“6－4”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被拘禁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时间是209天。1995年，因为调查受到政治审判的受迫害者名单，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遭到起诉，判处九年监禁，当时在良乡监狱服刑。2011年，因为当局镇压所谓“茉莉花革命”，我又遭到任意羁押，历时40天。
马：请您回顾一下1990年被拘禁的那段经历。
李：总的来讲，看守所的生活比后来的监狱生活更难过一些，看守所的一些主要特点是：人口密集，管理不规范，几乎没有户外活动，对人的精神、肉体的折磨都非常厉害。长期呆在看守所对人性的摧残是很残酷的。我有一位狱友，在看守所呆了六年半，后来转到监狱时几乎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相比之下，监狱更接近正常生活一点，每天有户外活动，它的特点是带有强制性，不自由，但多多少少还是按正常的生活模式来安排生活的。
1990年5月，我和武汉的一些朋友相约纪念6－4一周年，那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5月31日，我从外地回到北京。当时，北京市公安局“二处”的警察去北京大学调查我，当时的同学们一看到我就让我赶紧离开。我离开之后，突然想起宿舍里我还有信件，牵涉到一些朋友，我担心这些信件落到警察手里会给朋友们带来麻烦，因此，又回过头去取信件。等处理完毕，再想走时，已经来不及了，老师把我叫到了清查办公室，东拉西扯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等待警察来抓我。一个小时后，警车来了，把我带上了警车，悄悄地出了北京大学西门，直接把我送到了海淀区看守所。
当时在北京所有的看守所中，海淀看守所是比较糟糕的。在我之前，已经抓了两个人，他们都被关在“小号” 里，当时看守所有四条通道，一边两条，一进通道就能看见“小号”。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小号”已经关满了人，因此，我只能和那些刑事在押人关在一起，我记得最初是3筒道的5号。
这间“号子”关押的全部是刑事犯人，大概有20个人左右。我进去的时候，他们都赤裸着身子在“号子”的风场里大喊大叫，大笑，挺兴奋的。那个“号长”是因为专门殴打大学生才被送进来的，他看见我进去，就狠狠地将我揍了一顿。
打完之后，“管教”进来了，他问我被打了没有，我不敢说实话，但是这个场面他一看见就应该是很清楚的，他又给我换了一个监室：11号，这是3通道最里边的一个号。11号相对要宽松一些，在号子里，管号的不能叫牢头，叫“学习号”，平时称呼的话叫“大哥”，实际上就是牢头，当时“号子”里差不多是16、17人，我就在这间号子呆了七个月。
看守所的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坐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饥饿，一天两顿饭，每顿饭是两个小窝窝头，菜都是白菜汤，并且量很少，长期的看守所生活导致我营养严重不良。
第二是放风制度不规范，很随意。放不放风完全取决于狱警的心情，心情好时隔一天放一次风，心情不好时曾有一个月都不给在押人放风。风场大约9平米左右，在监室的后边。那一个月时间，我们是终日不见太阳的。
第三、医生不看病。比如，在押人肚子疼去找狱医看病，就被医生大骂一顿，说只要发烧不上38度，就是装病，会狠狠地整你，是殴打还是电刑，我忘记了，但肯定不只是训训话或者口头教育一下那么简单，实际上是怕麻烦，不给在押人治疗，或者说只有当病重的时候才可以找医生。
第四、睡觉的地方很小，一间“号子”大约15平米不到一点，铺是5米长、2米宽，“号长”一个人就占去了两个人的铺位，大概有一两米，再加上两个打手，他们仨就占去了整个铺的一大半，其余的14个人就只能睡两米多一点的位置。
因此，我们睡觉是不能横躺着睡的，根本睡不下，只能侧着身子睡，通常是竖着睡，这叫“立板”。所有人面向着一个方向，一个人的头对着另一个人的脚，并且抱紧，一个一个码好，一直码到第十四个人，再由“打手”在最后一个人身上使劲蹬，蹬得严严实实的，把余下的位置就挤出来腾给他们三、四个人。
因为当时还是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但没有办法，如果某个人晚上起床上厕所，他一出来就很难回去，但是又规定不能躺地板上睡觉，必须回到那个位置，因此只能生生地往人堆里头硬挤。
第五是疾病流行。由于看守所并不怎么重视在押人的健康，囚室里阴暗潮湿，又长期不放风等缘故，看守所曾一度疥疹流行。因为大伙儿平时睡得这么紧凑，对于这样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它的流行很难避免，最终导致疥疹在看守所内部大爆发。
我紧挨着那位在押人就是一个患有疥疹的，但是在前三个半月，我都一直没有被感染上，可能因为刚进去，身体的抵抗力还行，但是到了第四个月，忽然在我身上疥疹大面积扩散开来。先是手，再到肚腹部，最后是背部，胯部，很快地，这种疥疹导致的黄水疮蔓延到我全身，我的身体几乎全部烂掉了，手都是肿的，十指都无法并拢、无法握成拳头。
由于看守所不让治疗，所以病人们只能在监室里对伤口处挤点牙膏，但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疥疮是最害怕阳光的，如果有充足的阳光，也能杀死病菌，上午晒1小时太阳，下午就能消肿，但那段时间却恰好不让放风，最后，整个看守所90%的在押人程度不同地都感染上疥疮，极少数人的病情十分严重。至于那些牢头们，因为他们平时在睡觉时是和其他在押人隔开的，而且经常洗澡，因此，情况相对要好一些。
我最恐怖的时间是感染疥疮的第2个月之后，浑身都烂透了，没有营养，没有医生治疗，也不能晒太阳，就这样一天一天眼看着自己衰竭下去，走向死亡，却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几乎每间号子都有烂到起不了床的程度的病人，而且监狱对转过去的犯人不予接收，将那些已决犯人又重新退到看守所来，这才引起看守所的重视。
所谓的重视，就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每天都带在押人出号子去洗热水澡，每个号子十几个人三、五分钟就洗完，洗完后赶紧往回赶，到监室里涂沫硫磺软膏，有结痂的部位把它抠掉，加上晒太阳，这样过了两个星期，这种病症在看守所才大幅度的消退。
第六、在囚室里，大小便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主要是大便，囚室的规矩，一天一次大便时间，时间是固定的，由号长来决定。号子进门的地方有一个蹲式便池，每个人只能拉1、2分钟，但如果是大便，1、2分钟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但到点了你没有拉完也必须起来，否则就会对你施暴。而人的生理排泄功能是很难人为地随意控制的，因此经常有人闹肚子，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向“号长”求茅，但“号长”不会批准，在你再三乞求下，他就会安排打手把你头脚倒立起来，意思是把涨到肛门处的屎又重新倒回肚子里去，但实际上吃喝拉撒这本来就是人的本能，这种做法不可能让人不排泄，但必须经过这样一道程序，才会让你拉。等你拉完之后，再把你揍一顿，作为你在规定时间之外再排泄的代价。
在囚室里最常见的惩罚在押人的方式是把人飞在墙上，人靠着墙壁，做一个飞翔的动作，再由打手击打他的背部，腿部，这是一种很难受的体态。
号子里排泄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晚饭之后，有时候也会安排在早上，这是在号长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但一天从来没有过两次。“号长”的理由很“正当”：囚室里人太多，如果谁都想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间拉，那整个房间太臭。不过，号长和那些打手们想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
这是我对当时看守所的一些观感，不过，在看守所内也有一些花絮，那年正好是开亚运会，大概在九、十月间，亚运会前夕，“号子”里突然涌进来很多人，一度到了20－30个，几乎翻了一倍，挤都挤不下，所以铺和地板都睡不下。当局一到敏感期就会胡乱地抓人，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有个在押人因为有前科，曾经被判过两年监禁，结果被管片的警察看到他了，说“你还在啊”，就这样把他抓进来了。这样的人只要出现在警察的视线范围之内，他就有权力抓你。这个在押人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抓进来，一些同性恋也被抓进来。
因为人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打手就有活干了，逮着谁就揍谁。他们知道这些新关进来的人在“号子”里呆的时间不会长，亚运会结束之后就会被释放，因此，不打白不打，随便找个茬，就往死里揍。另外，因为是特殊时期，囚室里的人多，构成复杂，通过不断地打人，制造恐惧，来维持他们的特权。
有几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15岁的小孩，在六月中旬被抓的，他和另外两小孩撬保险箱，小孩子是什么都不懂的，他一进来就问里面的人什么时候能出去，他妈为什么不来接他？诸如此类的问题，结果进来之后就被打了一顿，后来也经常打他。照理，他是一个小孩子，未成年人，还不懂事，不应该挨揍，另外一个在押人，是个经济犯，他出来仗义执言，为那个小孩说话。结果牢头报复他，把他打得血流满地。
还有一个安徽人，据说是个小偷，为了让他招供，也为了恐吓其他在押人。狱警用麻绳把他牢牢捆起来（叫做“刹绳”），用扛子抬着，在监区里游街示众，抬扛的人都是在押人，这种酷刑是很危险的，因为血液不流通，很快，这个人就会被废掉。
这个人关押在我们号里，到后来也没有招供。他为人很老实，经常给号长做按摩，干活的时候也很卖力，十分能干。但在十月份，他突然得了痢疾，要求求茅，号长让他历练了一整套规定的程序。但拉完之后，他马上又要拉，这样号长就不干了，即使他愿意再挨揍也不行，于是，他就拉在裤裆里头，因为又脏又臭，号长就命令打手把他赶到风场，用凉水冲他，结果他突然之间就翻了白眼，浑身抽搐，不省人事。这时号长也害怕起来，赶紧求医。但医生一个多小时都没赶过来，最后，他在风场里晒太阳，又慢慢自己活过来了。
有一位普通的市民，在6－4时候捡到两颗子弹，被人告发，一年多时间没被判，我进去时他还呆在这间囚室，因为资格太老了，所以他当了囚室里的副号长。我出看守所之后，他被判了两年，但没有入监，就在看守所里服完了余刑。等他出来以后，和我讲看守所发生的故事，3通道当初我们隔壁的10号囚室有个在押人打死了一个人，这个死者有同案犯正好被关押在我们那间囚室，那是在晚上，这位同案犯突然做了个恶梦，梦见他的同伙压在他身上，醒来之后才知道他的同伙刚刚被打死了。
我刚进去的时候体重是135斤，被关押了209天，等到我出看守所，是103斤，瘦了30多斤，连小腿肚子上的肌肉也没有了，当时的小腿部位就处于“皮包骨”那样的状态，走路都迈不开步子。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素质差，我身上的疥疹始终没有完全愈合，后背的肌肉始终溃烂，皮肤长不上，但我出看守所之后，有了正常饮食很快就痊愈了。
当时进看守所也不叫刑事拘留，叫“收容审查”。“收容审查”的厉害之处在于，警察抓人不用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他抓错人不用承担责任。但某个人一旦被捕以后，想要出来却不容易，因为谁也不愿承担释放某个人的责任，万一放错了怎么办。对于那些没有证据的，或者需要花太多精力去调查的案件，警察就直接用这种方式把人关押起来，很方便。
到了年底，据说当时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有个妥协，释放了45名因“六四”原因被关押的政治犯，我是其中之一。
定稿：2014年10月17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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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2 20:4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