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探春
2015年7月
讀到《7句話道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一文，我的第一反應是作者口氣之大。清代經學家常常浩歎，“大《易》、《春秋》，藏山霧海。”學者畢生皓首窮經，未必能通《易經》、《春秋》。而《易經》、《春秋》，又只是經學之一部。經學，又僅是經史子集之一部。經史子集，又僅只是儒道佛之一部。儒道佛，未必又是中國傳統之全部。
“中國傳統文化”大而無外，任何研究者的努力都只能是傾其所有，力爭觸碰到其一個面相。所謂“文化摸象”，良有以也。龔自珍所言“但開風氣不為師”、胡適之所言“不怕真理無窮，進一步有一步的歡喜”，皆非虛言。
七句話，能否研究出一個結論都很難說，想要“道出傳統文化的實質”？Mission Impossible。其言之不怍，其為之也難。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引喻失義
通常而言，高度濃縮的結論，都難以具備有效之證據和推理。因此，需要一兩句“切口”來掩飾論述（discourse）的蒼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便是作者“最準確”的“概括”。
作者想要用這句話來說明“傳統文化的實質”，會錯了意，選錯了武器。文章說“官有放火的自由，民無點燈的權利”，他顯然是把“放火”當成了真的“放火”，以至於出現了“你找不到任何地方，任何人，找不出任何法律可以與之理論：為什麼州官能放火，百姓卻不能點燈”的論斷。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出自陸遊《老學庵筆記》，其語境是：北宋某州太守田登，要求避諱他的名字“登”。這麼做的後果是，以至於節慶日張燈結綵時，大家需要說“放火”來代替“點燈”。這本就是一則趣事軼聞，表明地方長官之荒唐可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種荒唐可笑是制度性的。也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百姓就一直不敢說“點燈”兩個字。
事實上有宋一代避諱的確可笑，宋高宗名趙構，他在位時要求避諱“構，溝，夠”一共五十五字，宋朝當時人就曾指出其荒謬之處。洪邁《容齋隨筆》發牢騷說：“本朝尚文之習太盛，故禮官講座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皇帝避諱都可以理論，何況蠻橫的州官？何況，此州官被當做丑角嘲諷，“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是陸遊譏嘲之語，這句話本就是貶義。
當然，作者要說明的“七句話”，同這句切口的本義關係不大。切口只是比喻，作者本可以有更好的切口，更好的證據。但甫一還原這句切口的語境、本義，我們便足以知曉傳統之複雜面相。這種複雜面相，是無法用幾句俗語作簡單論斷的。
“七句話”的荒謬之處
“七句話”的論斷，缺乏嚴格概念界定，也缺乏社會科學的起碼訓練。閻步克先生就曾指出，我們在討論中國“君主專制”問題時，不能一會用定性和價值判斷來討論“專制”，以至於正常權力的行使都被稱為“專制”；一會又用“矬子裡拔大個”的辦法（與西方或是另一時期的中國）來定量討論“專制”，以至於“比起來，根本不‘專制’”的結論出現。
作者顯然犯了很多這樣的錯誤。“官對民的絕對主宰”，這句話放到秦、隋等朝代可以成立，但是兩宋就顯然不成立；“官府的特權思想”、“中國文化的特權觀念”，這些概念在門閥制和科舉制時代肯定會有截然不同的內涵，在先秦等級制和秦漢後君主制下也必定根本相異；更不必說，恐怕相較於中國，日本、西歐的特權觀念才更是“根深蒂固”；“在不能辯論和說理的社會，邏輯科學無從發展”，這真是前言不搭後語。“邏輯科學無從發展”有著諸多原因，“不能辯論和說理的社會”決不能成為它的充要條件。中國古代“不能辯論和說理”嗎？否則何來“鵝湖論道”、“鹽鐵會議”？“儒家文化維護‘權威—服從’秩序”更加不能成立了，否則何來“湯武革命”、“獨夫民賊”之說？
其實，作者的“七句話”作為標語、口號、宣傳更適合，但放在學術範疇來看，經不起學術的起碼考驗。當然，作者的“七句話”作為“解讀”（interpretation）有一些可取——“仁政”並沒有實現，“儒表法裡”的真相，“有兩種不同意義的儒家，儒家文化只是王朝專制包裝紙”。但，當作者想要上升到“解釋”（explanation）“中國傳統文化實質”的高度，他就差之千里了。
文章最後，作者竟而陷入了“文化決定論”，讓人宛如回到了八十年代之前。作者恰恰舉了日本的例子——我們捫心自問，日本與中國，誰的“傳統文化”保留得更好、保留得更多？誰的現代化又更出色？答案不言自明，“文化決定論”之破產，也早已不證自明。傳統文化何辜？傳統豈容隨意放火？
（附原文）
7句話道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
作者：黃臥雲
來源：共識網
“如果要概括中國皇朝時代的社會生活，我想最準確的莫過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古代俗語，它不但準確反映了中國兩大社會階級的生存狀況，也極其準確地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
在最近幾年時間裡，儒學成了一門顯學，為的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界忙碌地研究起來，據說要重新發現和開掘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觀念以指導當下中國的現代化。今天，否定傳統文化將不得人心，新文化運動也因為其徹底地反傳統文化而受到質疑。
但要問傳統文化是什麼，卻各說紛紜，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三個各不相同的概念糾結在一起，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變得含混不清。
儒家文化只是王朝專制的一層包裝紙
當人們在談論儒家的時候，常常對兩種不同意義的儒家不加區分，一是孔子的儒家，指儒家思想，一是統治階級的儒家，指儒家文化。
前者屬於法家、墨家、老莊思想等等諸子百家之一，後者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為統治階級提供統治的合法性。但無論哪種意義上的儒家，儒家思想還是儒家文化，都不能等同于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儒家的價值觀並沒有在事實上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
新文化運動領袖以看似激進的話語戳穿了儒家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遮眼法，觸及了真實的中國歷史。在孔子的政治倫理中，施仁政是一個核心概念。仁者愛人，忠恕是仁政的根本。統治者本著愛人之心統治他的子民。沒有愛就沒有仁政。
可事實呢，打天下、大肆殺戮，何曾有仁愛？鉗制言論、讓天下人道路以目，何曾有仁愛？濫施酷刑、剷除異己，何曾有仁愛？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何曾有仁愛？在一個被公正和慈仁統治的社會裡，不會有餓殍遍野的慘像，更不會有朝野上下的普遍腐敗和貪婪。
仁政在孔子的思想裡是一種政治理想，可這一理想從來都沒有變成現實，更不用說具有制度保障了。它只是專制主義的欺騙。任何專制主義都需要崇高的外表。
作為價值觀體系的文化，它只能植根在社會生活中，而不是存在於儒家的教誨中，只有為社會所有人接受的普遍觀念，並實際指導著他們的行為，才能成為社會的價值觀。它必須有相對應的制度形態。
從價值觀方面理解的西方文化，不能只從柏拉圖《理想國》、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去尋找答案，而是要從古希臘的雅典民主、羅馬的法律制度、英國的憲政、美國政府的三權分立體制中去獲取結論，正如理解基督教文明不是從《聖經》去理解，而是從基督徒的行為中去理解。
天朝的官員人人自稱是儒家的信徒，皇帝就更是儒家的代表，可他們有多少成為了儒家的”君子”，踐行了儒家以待己之心待人的忠恕之道？
電視劇《隋唐演義》中的煬帝
對今天那些醉心于傳統文化的人士，或那些尾隨權力而大倡傳統文化的人士來說，由於不能從中國歷史和傳統的社會結構中挖掘他們想要的價值觀，便只有到書本中、到儒家經典中去尋找中國傳統文化了。
不能不遺憾地說，他們研究儒家經典其實只是研究儒家思想，研究孔子的思想，而不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
而要研究儒家文化，必須要研究中國王朝政治的實際運作，要深入到中國社會的結構中去。從政治運作上看，正如人們所說的，中國傳統政治具有儒表法裡的基本特徵。
仁政、仁愛和忠恕顯然不是王朝政治的實質，王朝政治中能真實體現儒家文化的部分是君權的絕對性。它的絕對性不是來自於(理論上的)君權神授，而是來自於(理論上的)萬民愛戴。
君權的家長式權威構成了儒家文化最富於特色的部分，家長和皇帝不是給予愛，而是給予恩惠；不是給予愛，而是接受膜拜。
從社會結構上看，儒家的“權威—服從”倫理並不是規範社會行為的唯一準則。中國雖然人口眾多，但社會結構簡單，只有官民兩個階級的分野，兩者有“權威—服從”關係，但也有“壓迫—反抗”關係。
這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但儒家的權威主義秩序觀具有正統性，造反和顛覆的觀念也同樣具有正統性，肯定了官逼民反，就肯定了被壓迫者反抗暴政的正當權利。
這樣看起來，儒家文化不過是王朝專制的一層包裝紙。
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文化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產物。生活在共同體中的人們對其生活和生活環境會形成一定的看法和觀點，他們必須以此指導自己的生活，協調自己的行為。這些看法或者稱之為價值觀念就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隨著人口的自然繁殖和延續，它們也會一代接一代人的傳承和延續，這就是傳統文化。
因此，傳統文化既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也是一個當下的概念，傳統文化的遺傳密碼就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研究傳統文化的最佳起點不是古籍，而是自身。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中國皇朝時代的社會生活，我想最準確的莫過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古代俗語，它不但準確反映了中國兩大社會階級的生存狀況，也極其準確地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它的人民形成了怎樣的生活觀和價值觀，產生了怎樣的文化傳統？
1、這是一個不公平、不平等的社會，官有放火的自由，民無點燈的權利。
官對民的絕對主宰，不僅是對權力的壟斷，也是對文化、教育和思想的壟斷，以便把自身的特權固定化，永久化。官府的特權思想成為社會主流思想，阻礙了社會對公平的思考和追求，中國文化的特權觀念由此根深蒂固。在西方文化浸入國門之前，國人除了推翻一個王朝，從來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改造和改變極其不公的生活模式。
2、蠻橫的、以武力和威嚇為基礎的權力，使一切自由辯論和說理都成為不可能。
你找不到任何地方，任何人，找不出任何法律可以與之理論：為什麼州官能放火，百姓卻不能點燈。現實就是如此，現實必須接受。沒有對事理的辨析，沒有對是非曲直的討論和論爭，沒有對生活和制度的批判，文化便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動力，造成整體的思想和文化停滯。
3、在不能辯論和說理的社會，邏輯科學無從發展，人們習慣於武斷，卻不善於論證自己的觀點。
有人說西方社會好，反對者馬上就說”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國圓”，通過偷換概念、歪曲和篡改對手的觀點來反駁對手。缺少邏輯科學是中國文化的一項根本性缺陷。
4、人們沒有學會合符邏輯地思考、質疑、推理、求證，就不可能培養出科學精神，也就不能在科學上取得進步。
已經有很多人思考和探究過中國為何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技術的問題，有的人歸結為中國人的感性思維特點使他們不具有發現事物原理的能力，我則認為科學精神的缺失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5、官民兩極的社會造就了它的人民的性格呈現兩個極端，要麼膽小怕事，屈從權力，奴性十足，行事勢利，相信青天卻不相信自己，要麼放縱妄為，目無一切，唯我獨尊，迷信暴力。
統治階級保持秩序的最佳方法就是保持武力威嚇，使人民膽小怕事。一旦武力不足以威嚇，鋌而走險的底層民眾便揭竿而起，攻城掠地，殺人放火，時機一到甚至還可以”奪了鳥位”。
6、儒家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維護著官民之間的”權威—服從”秩序，君臣、父子、夫婦之序都各安其位。
7、中國歷史的治亂迴圈根源於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這兩個對立的階級不可能產生基於理性的利益共用機制。
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要發財致富，唯一途徑是像滿足他們自身需求一樣來改善同胞的物質供應條件”，從而實現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雙贏局面。但官僚階級不是資產階級，它不參與財富的生產和創造，官僚要發財致富只有靠加大對生產者的掠奪，官僚階級與生產階級不能做到雙贏，其矛盾也是無法調和的。
“中體西用”救不了傳統文化
在晚清時期，儒教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致命衝擊，乃至於到了需要”保種、保國、保教”的嚴峻地步。
在朝廷看來，”中體西用”解決了中西之學的矛盾。中學指的是儒家的價值觀體系，如張之洞所言，“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當代，剛剛去世的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一個頗能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迎合聽眾的天才人物，稱頌儒家文化在主導亞洲發展中的重要價值，一如他在面對西方聽眾時稱頌法治制度。他看重儒家文化中的權威主義，為他在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進行辯護。
清末能臣李鴻章對”中體西用”原則的靈活掌握和運用在當世無疑是最為出色的，在後世的官僚中也罕有匹敵，或許只有鄧小平可以相比。
李鴻章，1900年
李氏生活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傳統對於他不僅是文化問題，還是感情問題。在同太平軍作戰的過程中，他領導的淮軍率先裝備西式槍炮，戰功顯赫，他本人也由此成為朝廷重臣，成為西方技術的堅定支持者、洋務運動的領袖。
他關注著日本的明治維新，1876年，他在天津對日本駐清國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的談話充滿了文化優越感，對日本全面學習西洋文化十分不以為然。
李鴻章：近來貴國的變化實在令人刮目相看深為佩服，然有一點不敢苟同，就是貴國盲目模仿歐國風俗習慣改變自國古來的服制。
森有禮：改變服制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如閣下所見我國古來的舊服寬大爽快，適合那些無所事事悠閒的人，可是對大多數勤勞耕作的人卻完全不適合。
李鴻章：一般而言衣服之樣式，乃是人們追憶先祖遺願的一種取向，作為子孫之輩應該對此尊重，萬世傳承才對。
森有禮：一千年以來，日本人的祖先敬仰貴國服式的優雅，傳承了古唐這一文化，歷史上我國人民均以善於模仿改造之能事光大民族文化。
李鴻章：貴國的祖先採用我國的服制是最賢明的做法，可是模仿現今的洋服想必需要花費莫大的財物和不必要的勞作。
森有禮：貴國的衣服和洋服比較，其精緻性和便利性不及半分。也許粗糙的大褂比較適合長垂的清式髮辮，卻不適合我國人民的自然體貌。除此之外，貴國的其他物品也都不一定適合我國。對外來事物的取捨並無他人強迫，我國自古以來極力吸收和採用亞洲、歐美及其他各國的長處為己所用。
李鴻章：不過我國絕不會進行如此改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鐵路、電信等機械方面吸收西洋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正是那些國家最優秀之處。
李鴻章面對日本人良好的自我感覺只保持了短暫的時間，到1885年他就認識到”大約十年之內，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再過10年，1895年，73歲的他不得不親自前往日本乞和，代表戰敗的清國接受日本的全部條件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領土，承認朝鮮獨立，賠償軍費。
在日期間，他遭到一個日本青年的襲擊，子彈擊中左眼下面頰，成為震驚各國的大事。病榻上的李鴻章以死爭取大清國的利益，請求伊藤博文給老朋友面子，但伊藤並不給”老朋友”面子，沒有做出讓步，李大人以一句”沒想到閣下是如此嚴酷執拗之人”憤然離場。
李鴻章親眼看到自己領導的、起初看起來很有希望的改革事業毀於一旦，成為一個國際笑話，這對他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打擊，此後他便在抑鬱中度過餘年，1901年卒。
“中體西用”的國策本該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和李鴻章一起進入歷史，但在往後的日子裡，卻一再進入政治現實。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主題徵文啟事：http://www.yibaochina.com/new/FileView.aspx?FileIdq=6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