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王中逵上校所提供的回憶，不只值得歷史愛好者參考，同時也值得研究兩岸與國際戰略局勢者加以思考。事實上，從首次接觸國民黨在敵後戰場上如何『利用日偽』的議題開始，筆者就一直認為張景月他們的行動，非常符合薄富爾（Andre!!! Beaufre）所提出的『間接戰略』理論。其根本精神，就是在於贏得一場戰爭的勝利，未必非要以軍事的手段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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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產黨版本的抗日戰爭歷史論述中，山東戰場上的國民黨游擊隊，幾乎清一色的都是「蔣汪合流」政策的忠實執行者。這些聽從重慶國民政府指揮，打著抗日旗號的地方游擊武裝，除了打家劫舍與魚肉鄉民以外什麼都不會做，而且每次在戰場上遭遇到日軍掃蕩的時候，也永遠是以「保存實力」為首要原則，總之就是絕對不會做任何有益於抵抗侵略者或者保護老百姓的事情。
不過，上述所有的污衊與醜化，恐怕都比不上共產黨各種關於國民黨游擊隊如何與不同派系的親日附庸武裝，甚至於日軍本身相互勾結對抗8路軍，甚至於屠殺抗日軍民的指控。對於這類的指控，目前定居於台北市松山區，抗戰期間在山東壽光縣追隨張景月的山東保安第3師打游擊的王中逵上校，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做出了有力的反駁。
只有對「偽軍」的利用，不存在蔣汪的「合流」
戰時在張景月麾下擔任無線電通訊員的王中逵指出，當年保安第3師所要面對的敵人除了日本人與共產黨之外，確實還有一支由李青山指揮的山東滅共建國軍第1團以及王硯田指揮的臨淄警備旅等日軍附庸武裝的存在。就如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保安第3師不僅會避免與山東滅共建國軍陷入交火的狀況，而且雙方在戰場上也會互相配合行動，彼此之間存在著強大的默契。
然而，從張景月的角度來看，他與李青山還有王硯田兩位「偽軍」司令之間不是「相互勾結」，而且也更不是代表蔣中正領導下的重慶國民政府與汪精衛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之間的「合流」。首先，張景月認為自己一切與「偽軍」的合作，目的都是為了確保抗日游擊隊能夠在淪陷區繼續生存下去，因此這只能夠被視為「利用」敵人，而不是與敵人的「勾結」。
其次，張景月對重慶的忠誠固然沒有疑問，但是李青山與王硯田兩人卻並非南京國民政府麾下的和平建國軍正規部隊，而是佔領軍軍臨時拉攏與裝備的民兵團體，因此他們三方的接觸完全沒有理由被視為蔣中正與汪精衛的「合流」。而且根據大陸方面的資料顯示，王硯田的部隊還一度被納入中共8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內，所以他與共產黨的淵源顯然比國民黨還要深。
至於張景月與李青山、王硯田合作的目的為何？共同壓制8路軍確實是保安第3師、山東滅共建國軍第1團與臨淄警備旅合作的內容之一，但卻不是唯一的合作內容。王中逵就指出，透過李青山與王硯田的協助，張景月的部隊往往能提早瞭解日軍掃蕩游擊區的情況。得到了情報以後，張景月便可視部隊的條件決定是否要對日軍展開伏擊，或者是避開其鋒芒以保存實力。
所以，即便是從抗擊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國民黨的游擊隊也有必要與附庸武裝維持一定程度的默契。畢竟在李青山與王硯田手下服務的許多士兵，與張景月麾下的游擊戰士可能都是在同一個村莊一起玩耍長大的好友，都是有著強烈鄉土意識的中國人，所以彼此之間都不希望看到對方遭到做為異族的日本人，或者被視為蘇聯代理人的共產黨屠殺。
由於相對於高喊階級革命口號，以打倒舊社會為目標的8路軍而言，張景月與李青山、王硯田三人並不存在什麼難以調和的矛盾，因此一旦日本人遭到盟軍擊敗，兩邊的中國人很快就可以恢復戰前的和平生活。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張景月當然樂意於利用「偽軍」來確保游擊隊的生存。同時，李青山與王硯田也樂於給張景月利用，好替日本戰敗投降後的自己留一條後路。
王中逵1946年擔任上尉通訊官時的照片
拯救身陷敵營的山東省政府官員
今天假若筆者過度強調「偽軍」協助張景月圍剿共產黨的歷史，一定會給人找到做文章的機會，指控國民黨游擊隊如何勾結「漢奸」殺害「自己人」。所以在這裡，筆者集中討論的還是張景月如何利用「偽軍」做出有利於抗日戰爭的事情。提起對抗戰有利的事情，恐怕沒有哪一件事情能比拯救在淪陷區遭到日軍扣留的國民政府公務員還要更重要。
大約是在1943年底的時候，王中逵接收到了一份來自於和平建國軍第3方面軍司令吳化文將軍辦事處的電報，指出有八名山東省政府教育廳的教職人員在津浦鐵路一帶為日軍俘虜，並且被軟禁在濟南。拿到這八名教職人員的名冊之後，張景月下令王中逵迅速以無線電與在安徽省阜陽的山東省政府取得聯繫，以構思營救的方法。
流亡大後方的山東省政府，馬上就將這八名教職人員的照片交給了保安第3師。隨後，王中逵向上級申請專款，然後拿著這八人的照片前往壽光縣公署替他們辦理由華北政務委員會派發的良民證。當時的壽光縣公署雖然名義上效忠做為日本魁儡政權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但是事實上其一切的重要人事命令，包括縣長在內首先都必須要獲得保安第3師的許可。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在於日軍控制下的壽光縣公署僅有一支兵力薄弱的保安隊可以抵擋來自保安第3師的進攻。據王中逵回憶，壽光縣政府非常恐懼在縣城外活動的保安第3師，甚至為此還將四個城門中的三個城門封鎖起來，以防止游擊隊趁機攻入。為了避免游擊隊找到進攻壽安的口實，縣公署對於一切來自張景月司令的要求，也都是盡可能的予以配合。
所以，王中逵那天只不過出示了游擊隊開的路條，壽光縣公署的公務員就很有效率的替他服務，八名教職人員的良民證馬上就被發了下來。接著，他換上了壽光縣保安隊的黃色制服搭上開往濟南的火車，進入了淪陷區。王中逵抵達了濟南以後，向日本憲兵隊出示了良民證並澄清了一切的「誤會」以後，八位山東省教育廳人員馬上就得到了釋放。
同日軍購買無線電通訊設備
伴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不只是住在淪陷區內的中國人，就連許多的日本人也認知到了日本即將戰敗的事實。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只張景月領導下的敵後武裝已經對濟南這類日軍控制下的山東大型城市進行了滲透，來自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的地下工作小組，也因為日本人所採取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態度，而開始在佔領區內有了大量的活動。
據王中逵先生回憶，包括日本憲兵隊在內的各大濟南特務機關，都已經為一個名為中國國民黨敵後工作委員會的組織所成功打入，時常進入濟南活動的他也因此與該組織建立了聯繫，甚至於取得了委任狀。得到了委任狀的王中逵，在濟南的行動如同入無人之境般的便利。其中最誇張的地方，是在於他可以住進由日本特務機構所主持的櫻花公館招待所。
在這樣的情況下，王中逵雖然穿著一身黃色的建國軍制服，但是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替重慶方面工作的。哪怕是看到王中逵在當地的長老教會裡散發抗日傳單，吳化文的部隊或者濟南市公署的官員也不會予以攔截。更誇張的，則是在於暗中協助游擊隊的不是只有同為中國人的「偽政府」與「偽軍」人員而已，同時還包括了一些反戰的日本軍人。
大約是在民國，王中逵接受張景月的指派，進入濟南替游擊隊採購新的無線電發電機。由於無線電通訊設備當時屬於軍用管制物資，除非得到來自日軍方面的協助，王中逵根本無法輕易取得。所幸，經由中國國民黨敵後工作委員會方面提供的情報，他得知有在日本憲兵隊裡面有一位名叫酒井的軍曹，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因為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無限熱愛，而在暗中支持抗日運動。
於是，王中逵就拿著委任狀去與這位日本憲兵軍曹接觸。他還記得，第一次看到酒井的時候，他身上穿的不是日軍制服，而是中國式的長袍。在看到王中逵手上的委任狀，並且瞭解了其來歷與需求以後，酒井一句話也沒有多說，馬上就帶著他前往日軍經營的濟南無線電株式會社購買設備。在那裡，酒井替王中逵購買了十五瓦的無線電發電機。
接著，酒井軍曹又在王中逵的要求下，將購買來的這十五瓦無線電發電機用火車托運到了羊角溝交給他，然後再將這些設備平安的帶回到了游擊區。由此可見，山東國民黨游擊隊與日軍「勾結」的目的並不單純只是為了反共。令共產黨方面所不願意承認的是，這些許許多多的「勾結」行動，很多時候恐怕比真槍真刀的游擊戰更加削弱日本軍國主義的力量。
王中逵爺爺
「利用敵偽」的原因
儘管包括張景月在內的游擊隊領袖，透過各式各樣「利用敵偽」的方式替國民黨在戰後的山東淪陷區內建立了一個較為有利的政治環境，但是與日本人還有附庸武裝的合作，在當時國人的心目中普遍還是無法接受。於是在共產黨宣傳機器的大肆攻奸之下，國民政府很快就因為普遍的被老百姓視為「民族敗類」的原因，而失去了統治山東的正當性。
王中逵還記得，抗戰勝利以後，他穿著一身國軍的黃綠色制服進入濟南接收日軍電台的時候，就遭到了老百姓的閒言閒語。原來，還是有許多人不知道當時穿著保安隊制服進入濟南活動的他其實是游擊隊的臥底，於是看到一身中華民國國軍打扮的王中逵又出現在城裡，他們很難不去聯想重慶與南京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默契，才會讓「偽軍」搖身一變成為「抗日英雄」。
甚至，許多曾經在沙場上與日軍浴血奮戰，然後被派往山東接收淪陷區的中央軍高級將領，對於張景月等游擊領袖「利用敵偽」的行為，似乎也是百般無法諒解。戰後被編入中央軍通信兵團獨立第7營的王中逵，就還記得他們那黃埔軍校出生的團長張維新，曾經當面辱罵自己是來自於張景月部隊的死老百姓與「游雜部隊」，令他感到相當不是滋味。
回憶起那段曾經遭到國人誤解的歷史，王中逵承認張景月部隊到了戰爭末期確實很少有與日軍正面衝突的狀況發生。不過他也換了一個角度，指出那也是在於山東半島上的日軍都知道自己的祖國日本即將輸給美國，所以戰鬥意志日趨消極所導致。換言之，並不是游擊隊不想要抗日，而是日本人本身出於保存實力的考量，也減少了對游擊隊的掃蕩。
事實上，當局勢發展到了1943年以後，山東的游擊隊、日本人還有附庸武裝都非常明白自己腳上踩著的土地，對於整個戰爭的結局不會帶來任何決定性的影響。哪怕是從中國戰場的角度出發，滇緬、兩湖與兩廣才是國軍與日軍的真正決勝點。在山東的國民黨游擊隊要準備的，就是維繫一個有利於國民政府在戰後接收的戰略環境。
從日軍的角度來看，他們與國民黨之間的戰爭是純粹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日軍固然希望趕走國民黨的勢力，並且取得山東的軍事統治權，但是他們卻無意在地方上改變戰前的社會與經濟秩序。甚至在有必要的時候，日軍願意扶持國民政府時代的仕紳回頭來主持維持會以鞏固地方上的安定。在這一層面上，日軍與國民黨游擊隊是存在共同利益的。
而在山東境內活動的共產黨，在訴求上則並不只是要趕走侵略者，同時也要改造他們內心所厭惡與不屑的舊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8路軍無論是在面對張景月還是日軍的時候，都採取著絕不妥協的態度，非要將自己的「階級敵人」消滅不可。於是到了戰爭末期，淪陷區才會出現國民黨游擊隊、日軍與附庸武裝三方聯合壓制共產黨的局面。
國民黨游擊隊這麼做的目的，本身並不是想要賣國求榮，而是希望提前阻止共產黨利用日本投降，中央軍尚未進入淪陷區的時間點發起內戰。日本人則在戰敗命運無法避免的考量下，願意充分配合國民黨游擊隊的行動而已。簡單的用「勾結日偽」或者「蔣汪合流」來看待這段張景月與敵人的合作，絕對不是一種負責任看待歷史的態度。
當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國民黨與日本人之間都得到了不少的好處。首先是遭到日本憲兵隊逮捕的共產黨抗日份子唯一的下場是遭到槍斃，而國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最多只是被關起來，或者毆打一頓就予以釋放。同樣的等到日本投降以後，戰時曾暗中替國軍工作的「偽軍」與日軍人員，以都會得到國民政府或者山東省政府的獎賞。
比方說替王中逵購買通訊器材的酒井軍曹，就因為成為了日本人眼中的「叛國賊」而無法在戰後被遣返回國。於是，熟悉中文與中國文化的他，乾脆換了一個中文名字直接加入山東省政府，成為了中華民國的接收大員。後來酒井又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但是卻因為日本人的身份被發現而被驅逐出團。王中逵並不知道這位日本友人，後來有沒有跟著政府一起遷來台灣。
至於李青山與王硯田兩位「偽軍」司令，則在戰後順勢的由張景月部隊所收編，投入與共產黨的戰鬥。不幸的是，李青山於1946年在壽光遭到中共渤海軍區的部隊俘虜，並於兩年後遭到公審槍斃。另外一位「偽軍」司令王硯田，則相對而言比較幸運的跟著張景月一起撤退到了台灣。王中逵指出王硯田在1986年過世以前，還一度出任過台北市中華路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當然，這些歷史的小細節，並不會為大多數的老百姓所瞭解與相信。所以直到今天，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承認了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貢獻，但同時仍然以指責國民黨游擊隊在「敵後戰場」如何「勾結日偽」的方式，來消解其民族主義上的正當性。這一類的攻奸，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帶來的傷害仍然是無窮的。
舉例而言，許多深受國民黨「勾結日偽」政治宣傳的西方左派人士，就發自內心的相信每一個國民黨人，從領袖到基層支持者都是天生的賣國賊與叛徒。民進黨剛好就利用了部份歐美左派人士這方面的認知，在國際社會上大舉宣傳國民黨過去八年執政時如何「親中賣台」的事蹟，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聲望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重創。
隨著近年來越來越多二戰史料的公佈，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利用敵人」的手段，無論是在歐洲戰場還是太平洋戰場上，都廣泛的為包括英國特別行動處與美國戰略情報局在內的盟軍情報機構運用。此一手法，可能令大多數痛恨侵略者入骨的國人無法接受，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那是打贏戰爭的一種必要手段。唯一的差別，可能只是張景月的部隊沒有等到山東版本的諾曼第登陸發生而已。
因此，筆者認為王中逵上校所提供的回憶，不只值得歷史愛好者參考，同時也值得研究兩岸與國際戰略局勢者加以思考。事實上，從首次接觸國民黨在敵後戰場上如何「利用日偽」的議題開始，筆者就一直認為張景月他們的行動，非常符合薄富爾（Andre!!! Beaufre）所提出的「間接戰略」理論。其根本精神，就是在於贏得一場戰爭的勝利，未必非要以軍事的直接手段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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