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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马克思主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存在“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国家，不管历史和文化如何，迟早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后期马克思主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不存在“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显然，这是两个完全对立且无法调和的马克思。两个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不仅表现在前后两个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截然相反的客观论述中，而且表现在前期马克思的客观论述中的科学取向和包含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中。马克思彼此对立的学说，分别被他的两部分不同的继承者所继承，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由此出发，也就导向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历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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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马克思以降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东西方文明向前演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统一体，而有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主义）。一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是：前期的主张社会发展“自然历史过程”论的马克思；后期的主张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论的马克思。另一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是：前期著作中的客观叙述中的科学取向和主观价值中的空想主义成分的两个马克思。两个马克思，也就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既然存在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究竟将哪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不能不成为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的现实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更不可盲目处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前期马克思主义；后期马克思主义；客观取向；主观取向。
【作者简介】顾乃忠，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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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差距，这是一切直面现实而又客观公正的人们都不否认的事实。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需要改变也能够改变，这是一切具有理性且又追求正义的人们的美好想法和共同愿望。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差距改变的过程中，就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以自然演化为主和以人力主导为主的两个不同的过程。在过去——19世纪以前——的历史中，限于当时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状况，东西方文明之间差距的改变，基本上是以自然演化为主的过程。在今天——19世纪及其以后——的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东西方文明差距的改变，已经不再以自然演化为主，而开始以人力主导为主的过程。所谓以人力主导为主，就是人的目的、意识即指导思想在其中的作用愈来愈大。而在思想巨擘马克思之后的时代里，东西方文明之间差距的改变——严格地说，指的是东方国家文明的进步以缩小与西方国家文明之间的差距，但为了便于比较，本系列文章所论也包括西方国家文明的进一步演化——，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里就产生一个如何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亦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所以成为问题，需要专门讨论，是因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不是像人们，尤其中国人，通常理解的那样单纯——全盘肯定意思上的单纯和全盘否定意思上的单纯，而是一个金沙混杂、正误皆有、是非交织的整体。因此，任何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和枝叶、真实和空想、正确和错误仔细地进行甄别。
笔者曾经论及，马克思有两个，即前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 前期马克思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代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紧接其后，马克思又指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还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主张的是历史发展的单线论。
前期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单线论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对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中，而且体现在对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论述中。
关于印度社会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于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对印度未来发展前途的判断是再明确不过的，而且这种判断已远远超出了印度本身，而涉及整个亚洲了。
的确，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前景也是这样认为的。1850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一）》中预测：“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无须多加一个字，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便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命运。
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东方不仅包括亚洲，而且包括欧洲的斯拉夫世界，尤其包括俄国。关于俄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前景，马克思的论述尤为具体、全面。
19世纪中叶，俄国围绕着发展道路问题，民粹派和西化派曾进行激烈争论。民粹派理论家认为，俄国由于存在着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因此俄国人民具有先天的优越性，“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俄国独有的这种特殊国情，使它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由村社制度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的马克思对于这种俄国特殊论的喧嚣一直持否定和蔑视的态度。他坚持认为，俄国在世界历史发展面前，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性，村社土地公有制决不能使俄国避免西欧的发展道路。1855年2月1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了他对民粹派创始人赫尔岑及其思想的反感，说：“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
19世纪50年代末，俄国在正式宣布废除农奴制之前，政府在解放农奴方面已经采取了不少切实有效的措施，马克思对沙皇政府在改革中的自由主义倾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1858年，他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中写道：“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的‘8月4日’（1789年）还没有来到，因而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 。的确，请设想一下，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1858年，俄国的专制君主，道地的“全俄罗斯独裁者”，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俄国的出路同西欧国家的出路一样，应该倡导自由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走普世文明之路。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马克思在预测俄国农民起义可能导致的结果时以更加明确的语言，再一次表达了他的俄国应该走西欧的普世文明之路的观点。
他说，被贵族束住手脚的农民必然要求发动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
直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马克思仍然对俄国未来的资本主义前景充满信心，并坚定不移地坚持他的以普世文明为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俄国地主的因货币资本不足，难以用雇佣工人代替从事强制劳动的农奴来经营农业的抱怨，劝导他们说：你们尽可以放心。不是花不开，而是时未到；“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意思是说，只要时机成熟，“产业资本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拥有别人的货币。” 1870年2月1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再次申明他的不同意俄国村社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说“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
以上就是前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宗旨都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还是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和正在起着的革命性作用，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前期的马克思主张的是历史发展单线论。
然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在世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改变了：由此前的反对和批判民粹主义，转变到同意和支持民粹主义，以至提出与民粹主义一样的主张。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提出，俄国因为保存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又处于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时代，因此“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马克思强调指出，俄国不应该沿着从1861年开始的消灭农奴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前进，“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自此以后，俄国应该而且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想法，马克思一直坚持到临终之前。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进一步申明了上述看法，他（们）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在这种前后的变化中我们看到，前期马克思主张，所有的——无论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国家，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即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后期马克思主张，有些国家，比如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俄国，不需要且不应该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即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也就是说，前期马克思主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存在“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国家，不管历史和文化如何，迟早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后期马克思主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不存在“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显然，这是两个完全对立且无法调和的马克思。
我们当然注意到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反复强调的，他早年的《资本论》明确地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话。 我们也注意到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时说的话；马克思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在这里断然否认他前期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马克思想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似乎从来就是主张历史发展多线论、至少是双线论的——西欧一条线，东方一条线，并力图把前后对立的观点统一起来。但是，我想不客气地说，马克思的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在这里，马克思是以歪曲事实、文过饰“是”为前提的。纵览《资本论》，我们发现，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时，不仅论及法国、德国以及西欧的一切文明国家正在发生与英国同样的变革，而且论及美洲、澳洲和俄国也正在或即将发生英国式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式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没有忘记亚洲。
关于亚洲也存在着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资本论》有很多深刻的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录一段。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资本的循环时写道：“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着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亚洲同样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所不同的是亚洲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他的时代还处在一种潜在的状态而已。
读完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以后，我得到的是这样一个印象：《资本论》不仅没有把以资本集中和“剥夺”小生产者为内容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甚至根本上就没有做任何限定。相反，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世界上的有所地方，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发生这一运动的时间有所不同：英国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最典型的国家已经完成了这一运动；西欧的其它国家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而美洲、澳洲、俄国和亚洲诸国或者刚刚开始这一运动，或者即将开始这一运动。总之，在前期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即所有国家，不管其历史、文化如何不同，迟早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是马克思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因此，前后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也是任何人——包括马克思本人——无法掩盖的。至于前后马克思在世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为什么会发生如此180度的变化，当然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马克思的历史观或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点，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讨论。
总之，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马克思：前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两个马克思，实际上也就是两个马克思主义：前期马克思主义和后期马克思主义。前者以历史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后者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这两者不仅不能统一，而且我们只能在二者之中择其一。这里就发生了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究竟将哪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并不至此。两个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不仅表现在前后两个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截然相反的客观论述中，而且表现在前期马克思的客观论述中的科学取向和包含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中。
关于前期马克思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讲得十分清楚。尽管伯恩施坦未对马克思作前后两期的区分，但他的具体所指就是我所说的前期马克思。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它许多著作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二元论，为了不致对伯恩施坦造成误解，我拟对之作较长的引证。伯恩施坦说：就《资本论》而言，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但是认为他们的手段和证据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对此着手修正，而且用的是科学天才所具有的勤奋、批判的尖锐性和对真理的爱。他不隐瞒任何重要事实，而且只要研究对象同证明公式的最后目标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也不去勉强缩小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在这一限度内，他的著作摆脱了一切必然会损害科学性的倾向。……但是一当马克思接近认真讨论那一最终目的的地方时，他就变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赖了，就产生了本书中尤其是在关于现代社会收入变动的一章中指出来的那种矛盾，就表明了这一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
伯恩施坦接着说：说得形象一些，他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在建筑过程中，只要科学建筑法的规律同脚手架的构造为他规定的条件不发生冲突，他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律的。但是在脚手架太窄以致不容许遵守规律时，他就忽视规律或者避开规律。在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它不能自由发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本身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脚手架。……无论如何，我的信念是，不管那种二元论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
对于伯恩施坦批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前期许多著作中的二元论的观点，很多论者都持反批评的观点。他们不对事实本身进行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歪曲和污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这种只扣帽子不讲道理的方法，实在不是学术研究的态度。平心而论，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二元论观点，即本文所说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如果我们真正领会了马克思前期著作的精神实质就会发现，这种二元论，即这种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情况，在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几乎到处可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主观的”目的即价值取向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但是，他的“客观的”叙述即科学取向，却是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肯定了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并且揭示了当今世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 的历史本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观的价值诉求是反对他那个时代的工业社会的把物的价值置于人的价值之上的做法，以致他认为必须摧毁把这一价值原则强加给工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的“客观的”叙述即科学取向，却是论证了资本运动正以“铁的必然性”向所有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而且这些国家既不能取消也不能跨越资本主义这一 “自然历史阶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二元论的马克思，即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马克思。
如果还有人对前期马克思的二元论，即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观点表示怀疑，那么，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本人对他的《资本论》是否存在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问题所持的看法。1867年12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及他的刚刚出版的《资本论》时说：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做的正面的叙述（另一个形容词是‘切实的’）和他所做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是包括了这一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者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坦率。他的主张社会自然演化的科学倾向的观点，“违反着自己意志”地“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这与伯恩施坦所说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存在“二元论”，“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必须摧毁脚手架”有什么不同？况且，伯恩施坦说的是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必须摧毁脚手架”，而马克思说的是“脚手架”已经被“摧毁”了——“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已经被“驳斥掉了”。所以，这里既没有伯恩施坦歪曲、污蔑和反对马克思之说，也没有本文所说的前期马克思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观点不能成立之说。姑且不对前期马克思著作中的二元论，即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对立作价值评论，仅从事实出发，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马克思。一个是在“客观的叙述”中基本上遵循科学、理性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在社会史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他完全接受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他甚至指出，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马克思同时也就——违反着自己的意志地——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另一个是在主观上怀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没有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不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在开始写作之前在头脑中就有一个研究“应当导致的结果”的公式——这个公式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因此也充满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所以说，这是一个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完全对立的两个马克思。
顺便说及，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这种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对立，在与其后期著作中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之间关系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这种对立是完全不存在的。马克思后期的主观的价值取向无疑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其客观的叙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是这一主观价值的具体体现，所以，这里不存在二者之间的对立。（这里不存在种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即二者之间的统一，不一定就是好事。很可能是负负得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在其前期著作中，如前所说，完全不一样。马克思前期著作的客观的叙述是论证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其价值取向则是论证消灭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这不能不是两个对立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对立是一种二元论，实际上，前文论及的前后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也是一种二元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二元论。如果将前文所说的二元论一起考虑，马克思则有双重二元论：不仅有伯恩施坦所说的、他自己也坦然承认的二元论，即主观的价值取向和客观的叙述之间的对立；而且有我所说的、他自己却断然否认的在主观的价值取向不变的前提下，客观的叙述与客观的叙述之间的对立。——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存在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
既然存在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即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究竟将哪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问题，就不能不成为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的现实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更不可盲目处之。
那么，东西方文明之间差距的改变——严格地说，指的是东方国家文明的进步以缩小与西方国家文明之间的差距，但为了便于比较，本系列文章所论也包括西方国家文明的进一步演化——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将哪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呢？
历史的应然发展是一回事，历史的实然发展是另一回事。由于存在着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因此在马克思（以及他的合作者恩格斯）逝世后，他的彼此对立的学说，分别被他的两部分不同的继承者所继承，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由此出发，也就导向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历史道路。
作者附记：本系列论文由作者根据本人的书稿《东方在何处——欧洲国家西方化及其启示》（待出版）中的有关章节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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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作者简介与联系方式
顾乃忠，男，江苏省滨海县人，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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