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鹰：如何做一个藏族知识分子？

“藏族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种陌生的存在。

万玛才旦横遭警察暴力的事件让我们突然注意到，还有一类人叫“藏族知识分子”。万玛被称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藏族公众人物”，[1]但抛开受关注程度较高而成为公众人物这一层，万玛身份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藏族知识分子”，因为他是藏族，同时是独立导演。他在事件中的遭遇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身份相关。

事件本身有很大的偶然性。万玛因为忘记了手提行李，返回机场控制区去取，随后遭到警方盘问、拘押和殴打，直至入院。由于双方各执一词，在一些关键细节上，我们还无法了解真相。但可以看出，这不是具有设计性的情节，没有特意的安排，在这个“警察国家”，除了特权阶层，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警方超出正常范围的暴力和他们给出的说法，却让人看出在这个“偶发事件”背后的针对性。第一，万玛因为其藏族的身份，被区别对待了。背景在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在国家中遭到特别对待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其二，万玛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遭受了第二重的针对。警察在逮捕万玛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这些懂道理、却不听话的人，我们针对的就是你们这种人。”[2]所谓“懂道理却不听话的人”，用在万玛身上，就是指他知识分子的身份。

无论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实际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弱者。藏族的弱者地位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虽然宪法规定有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上也有保障，但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始终跟随着中共统治者核心利益的指挥棒在转。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的民族政策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民族国家理论”，这种理论是以汉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民族整合，无论是藏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自身的民族认同都是从属于汉族的。[3]

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大力推动大汉族主义政策，对少数民族进行歧视和镇压。08年西藏抗议、09年的新疆75事件，和内蒙古的事情都可以说是这种政策的恶果。就目前而言，经济上的歧视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比如：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攫取了资源，但却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相应的回报。[4]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歧视却非常严重。[5]更为直接的歧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环节上，在服务行业，如在运输枢纽、边境安全检查，以及酒店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是普遍的。更为深层的歧视存在于宗教、语言方面，汉化政策正在剥夺少数民族语言的土壤，藏传佛教等信仰长期得不到尊重。[6]甚至在主管藏区的中共高官主导之下，在西藏屡屡闹出“假活佛”的丑闻。[7]

这些政策和做法只能使少数民族（藏族）成为社会的二等公民，被区别对待。藏族在这个国家实际是弱势群体。但万玛才旦还有一个身份是知识分子。

中国现存体制下，真正的知识分子境遇都不会好。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和政权保持距离，对政权持批判立场的。但中国极少有知识分子愿意和政府对着干。近十多年，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出现了一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对现实进行批评。但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他们保持着十二万的谨慎，不会越过红线。只有极少立场坚定、不畏牺牲的知识分子，敢于站出来直指政权的问题所在。但这些人不是被关，就是被迫流亡，或者走在流亡的路上，包括刘晓波、戴晴、高瑜、夏业良、王康等等……这种情况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所以，中共政权对待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绝不手软的。这也符合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历史和习惯。在前苏联，党垄断一切资源，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是“不听话者不得食”。不听话的人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他们以这种方式来使知识分子就范。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描述的布拉格也是如此。在共产党政权中，知识分子同样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万玛在这种社会正是一个容易被排斥的知识分子，那种“明白道理但不听话的人”。万玛在显性的层面没有明确表达过他对政权的态度。但他的获奖电影《塔洛》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放在被批判的角度。他的其他电影也是以影像的形式，试图让藏人的文化和信仰重获尊严。所以万玛的文化态度，已经表明了他和政府的距离，以及他对这个政权深刻的批判。这种人正是这个政权要对付的人。再回想一下警察的那句话，“你们这些懂道理、却不听话的人，我们针对的就是你们这种人。”这种语句对于知识分子的遭遇多么具有象征性，它的嗜血和傲慢仿佛是“绞肉机”发出的噪音。

万玛才旦既是藏人，又是知识分子；作为藏族知识分子，他实际是中国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民族结构）的双重弱者。这是他在青海机场遭遇的真实根源。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藏人要如何生存？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又要如何生存？而一个“藏族知识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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