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中国少有为受难者或失败者挺身而出的义士，更鲜见“蚍蜉撼树”般的母亲。“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安息吧，贺婆婆。驱逐山寨大王，建立自由宪政中国，我们还有艰苦的路途需要跋涉。
时光飞逝，转瞬间贺婆婆已去世将近四十年，但她的音容相貌至今还萦回于我的梦中，把我带回那苦难的岁月。
贺婆婆，大名颜柏辉（1898年—1977年），自贡市人，曾担任过抗日战争时期的自贡市慈幼院院长。1941年5月，该院并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以下简称保育会）四川分会第六保育院，地址设在自贡市贡井。保育会于1938年3月10日，为了拯救在日寇铁蹄下亲人被害、无家可归的受难儿童，为保护中华民族未来人才，在汉口创立。八年间，保育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成立了二十多个分会，六十多个保育院，拯救、培养、教育了近三万名难童，为抗战建国做出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保育会完成其历史使命，于1946年9月15日宣布结束。
1964年蔡楚（左）与贺孝慈（中）冷豫民（右）于成都
我认识贺婆婆于1963年，当时，她与孙儿贺孝慈居住在成都转轮街55号。她的儿子一家居住在自贡市。55号有个小阁楼，贺婆婆和贺孝慈住在矮小的木阁楼上，下面的铺面贺婆婆用来煮火巴（pa）红苕卖，赚点钱以维持生计。贺孝慈与我和冷豫民、黄达文、熊德熊、陈亚夫等当时同在成都一砖厂做临时工，休息日，冷豫民同我常去临近成都的乡镇赶场买红苕，用架架车拉回成都，支援贺婆婆。
贺婆婆头已花白，瘦削的身材，慈祥的面容，说话轻言细语。衣衫补疤却很整洁，虽身处逆境，举手投足间，仍保持了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知书达理的风范。她以65岁的年龄处变不惊，用自己的脊梁撑起了成都这个眼看就要坍塌的家。
当时，她已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书写当地派出所责令“四类分子”每周必须上交的“思想汇报”或“坦白交代”，故而，有时她口述，我帮她代写。这样，我才知道了她在1952年3月25日在自贡市大逮捕中锒铛入狱的经历。
贺婆婆易帜前一直在自贡市从事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她被逮捕的缘故，据她叙述是因为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替一位名叫华树之的教师鸣冤叫屈。她说，当年国共两党合作，保育会和自贡市慈幼院及自贡教育界都录用了国共两党的人员。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她多次为保护有共产党党籍的员工向当局陈情，或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她的员工，一般都得到尊重，该员工会被教育释放，而且，她还因此受到自贡市教育界的普遍赞赏。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易帜后，贺婆婆以为共产党会更民主和自由，因此，习惯性地为被当局逮捕的、并被称为国民党特务的华树之向当局陈情，但没有效果。继而，她又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这次，却鸡蛋碰到了石头——贺婆婆不仅被逮捕入狱，而且还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二十五年后悲惨离世。
1963年至1964年期间，我常去转轮街55号，并与许多朋友来往，如贺樵山、徐奎光、李群富等同龄人。贺孝慈称呼贺樵山为三叔，他常说：少年叔侄如兄弟。我们之间互相戏称“欢郎”、“叫鸡”、“发发”“涅不落唯嘎”等。当时，我还认识一些前辈，如住在转轮街55号对门院子里的熊玉璋旅长（外号熊歪嘴）（1893—1967）；住在青石桥、与贺婆婆同是“管制分子”、外号人称“金蝴蝶”的刘老太太，及她的“管制分子”女儿、外号人称“银蝴蝶”的刘滞根。据刘老太太叙述，她女儿刘滞根，13岁嫁给王缵绪（1886—1960）当三姨太，易帜后改嫁给川医口腔系的刘教授，改名刘智根。刘老太太当年很活跃，经常不服从派出所的管教，不请假就外出访友。她常常挂在口中的一句话“我儿子在台湾当军长，马上会打回来”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我同贺孝慈戏称矮小的木阁楼为“云雨楼”，取风雨飘摇之意。记得当年阁楼上挂满字画，一部分是熊玉璋旅长送来的，他说阁楼上通风，易于保存；另一部分是友人赠送的，如一位住在小天竺辖区的邱老先生，号纯孝楼主；以及后来谢季筠送给贺孝慈的一幅行书等等。由于很契合我当时的心境，所以，至今我还记得一幅齐白石画的《不倒翁》，画面是一个泥塑的小丑模样的官员，并在画上题诗风雅地骂官：
乌纱白扇俨为官，
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汝忽然来打破，
浑身何处有心肝。
1965年8月我参加石油会战，一去就是五年。这期间由于在外地，我没有见过贺婆婆。直到1970年8月我被开除并遣送回成都，才又见到贺婆婆。当时，由于生活所迫，贺婆婆把转轮街55号下面的铺面，转给街道的一个生产组做纸花和绢花，生产组才允许她参加打工。由于是计件工资，贺婆婆已年逾古稀，体力不支，故每月收入仅有不到二十元，只能勉强应付生活，但当地派出所责令“四类分子”每周必须上交的“思想汇报”或“坦白交代”却一直在书写。文革中，贺婆婆还被迫每天清扫街道、打扫厕所、接受批斗，受尽屈辱，成为所谓的“阶级教育”的活靶子。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去，文革结束，贺婆婆的处境没有丝毫改善。她不仅没有摘去帽子，还由于在生产组打工，生病也没有官方的公费治疗。1977年3月初，贺孝慈和贺樵山分别通知我，贺婆婆因为患急性肾炎被送进成都市第一门诊部治疗。当时，我在轴承厂做临时工，下班后赶到医院，见贺婆婆躺在门诊部的长椅上，无人理睬。我问她为何不进病房，她声音微弱地说：医生不收我入院，说我是管制分子，没有公费治疗。我即去门诊部问询，他们说，一来门诊部床位紧张，二来缺少抗生素针剂，三来因为她是管制分子，且已年高没有抢救的必要。我申辩说：毛主席说过“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白求恩还为被俘的日本军人治病，请你们发扬这一崇高精神。他们说，如家属提供“庆大霉素”，他们就治疗，并拿出一张行军床放在走廊上，护士和我把贺婆婆扶到床上躺下。我即与贺孝慈和贺樵山等商议，分头去找“庆大霉素”。
几天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盒“庆大霉素”送去市一门诊部，见到贺婆婆的病情稍有改善，亲属和友人们也找到一些“庆大霉素”，我们都以为贺婆婆会化险为夷。
谁知贺婆婆因年高，病情有反复，当时市面的药店里买不到“庆大霉素”，而医院又拒绝提供，久之，药源断绝。贺婆婆生命力再顽强，也拖不了多久，不幸于1977年4月9日惨死于成都市第一门诊部的行军床上。
今天，我纪念贺婆婆，首先想到1957年著名的“党天下”提出者储安平先生。虽然他早在1947年就预言过：“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但他明知如此，还是留在中国，并担任过新华书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结果，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可见，当年他和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我的许多前辈）对共产党多多少少都支持过，或存在过一些幻想，总以为共产党不会对知识分子斩尽杀绝。而且，直到今天，储安平先生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他的教训并未被后来人吸取，当前，还有一批非党知识分子，谁上台就吹捧谁，为当局吹喇叭、抬轿子、货予帝王家。
中共发动多次政治运动的特点包括制造恐怖化和血腥化，甚至其内部也自相残杀。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善良的贺婆婆及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已经证明，在中国，自古至今仍然没有摆脱“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规律。五十年代以后，中国人的生老病死被建在基层的党支部通通管控，民间社会已荡然无存。而且，各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至今，人们仍能听到被中国政府不断践踏的受害者发出的声音。
历史由参与者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构成。宫廷和官方历史向来粉饰太平或用胜利者的姿态书写，而民间历史记录可以寻回人生的独特意义，以细微的情节见证历史的真伪。中国少有为受难者或失败者挺身而出的义士，更鲜见“蚍蜉撼树”般的母亲。书写民间历史不但能使被书写的个人活在历史记录中，而且对还原历史面目、建立公民社会都有切实的意义。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安息吧，贺婆婆。驱逐山寨大王，建立自由宪政中国，我们还有艰苦的路途需要跋涉。
2016年9月12日
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