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于薛涛墓前：邓垦：（右）蔡楚（中）和谢庄（左）。
追寻的灿烂——记邓垦二三事
蔡楚
蔡楚按：我们希望不再回到那个简单化的时代，极权者不再能强求人们只穿一套绿军装，（穿不上绿军装的都是剿灭的对象）而极权者却吹嘘那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人不能聪明到没有错觉，思维同样容易短路，使用谋略只能逞强于一时，这往往是极权者的致命弱点。
七十年代初期，野草文学群落的吴鸿君，常到我院邻谢家见他的老师谢朝崧先生。谢先生在文学界有许多老朋友，他曾引荐我认识诗人，作家尹一之先生，使我走上酷爱文学的不归路。吴鸿君知道我爱好诗歌后便把陈墨君的“独白”及邓垦君的“久别的微笑”等诗作冒卞之琳，陈梦家之名抄给我读，同时还有他的诗作“清音阁”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还把“久别的微笑”抄录在我的笔记本上，作为陈梦家诗作保存。并曾推荐给轴承厂一位诗歌爱好者阅读。79年3月初在总府街墙上见到张贴的《野草》第一期时，我还以为这些人抄袭前人的诗作，造成小小的误会。当年，我抄录的版本如下：
“无题” 陈梦家
象一朵褪色的小花
在颓唐的枝头上轻摇
孤睡中我悄然忆起
一个久别的微笑
但我更爱那颗珍洁的星
在迢遥的天空将我引照
为它我曾多少回驾一叶舟
穿过梦中幽暗的波涛
78年底我在轴承厂做搬运工，恰逢九九君也调到该厂的大集体轴承零件加工厂，我俩朝昔相处自然多了一份了解。原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经历都大抵相似，从此彼此间更加亲近，九九君亦知道我爱好文学。79年九九君去了香港。通过他的介绍，80年的3月13日，我在老友樵山君家与~野草文学社~的社长邓垦君晤面。我们相逢恨晚痛饮大醉。当月25日我涂成 ~十三日后酬诸君~一诗，发表在《诗友》第十三期上，从此，我便正式介入~野草~。
“十三日后酬诸君”
爱说血不再沸腾，
爱说心久已封尘。
三十年蓬门紧闭，
说什么悠悠恨恨。
杯中之物常沉沉，
不信神，也昏昏。
昨夜与君一席话，
如星坠，听山崩。
天南传来友的信息，
始感到手的温存。
邓垦君，本名邓祖铭，俗称毛哥。属猴，比我大几个月。高中时，因涉嫌“劳革党 ”被打入另类。青年时期，因长期被迫吸入水泥粉尘，留下水泥尘肺和哮喘的病根。其身材瘦小，相貌普通，戴一副眼镜。逢人便下矮桩，作过于谦逊状，给人一种老于世故的圆滑感觉。但久而久之，你会感到他的耐心强，且有凝聚力和前瞻性，胸有千峰万壑。因此，在圈内享有公信力。毛哥深受山寨文化的影响，有兄弟伙情结，喜欢排座次。被圈内人戏称为毛大哥。我曾在他的天涯博客上留言：
《打油》
米国黑总统，草寨白雪梦。
一念感天地，承载各不同。
当时，油印的《野草》已因被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正式宣布为反动刊物而被迫停刊。为了延续《野草》的生命，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魏京生入狱刚半月，诗友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1980年5月我从邓垦那里接手编辑《诗友》18期起，我与邓垦和陈墨之间的交道多起来。那时，我常在下班路过一号桥时去毛哥家取稿件。毛哥负责催蛋，（诗友们把写稿戏称为下蛋）我担任责任编辑，陈墨负责刊头专栏题字和插画等。记得《诗友》的栏目有：带露摘花（新作），秋风一叶（旧作），自由谈（评论），评选揭晓，蛋鸡图，歌曲，通知，简讯等。虽然《诗友》的制作、传递都处于地下状态，有一定的风险，但诗友们都乐此不疲。
《诗友》至九三年底，几起几落共出八十一期。这期间，我与邓垦和陈墨之间有较多的文学交流。有时，还互相改诗句。比如，我的诗歌“自己的歌”，发表在《诗友》第十四期上。其最后一句原文是“我希望用大海的巨波，去熄灭那照耀的天火。”毛哥给我改成“我希望借来银河，去熄灭那照耀的天火。”显然气势更磅礴，诗意更浓郁。我也给他的诗作，提出过修改意见。比如，“公孙树”和“路”等，尤其是“路”中的一句“打不碎一顶顶想戴皇冠的头颅”，我修改成“打不碎一顶顶[争]戴皇冠的头颅”，至今我还记得。这样的切磋很有意义，能启发我们的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上互补。
我曾对毛哥给我修改部分诗作不理解。比如，我的诗“人的权利”中有句“有人说要像雷锋那样活着并死去，做一台永远转动的机器。”，他给我改成“有人说要像奴才那样活着并死去，做一台永远转动的机器。”把专指假道学雷锋，改成泛指奴才，我认为失去了针对毛时代的尖锐性。再如，我有首诗题目叫“致王震”，他给我改成“致x震”，完全失去了反对左王的意义。但在专制制度下，这也是编辑的自我保护和对作者的爱护。所以，我从未责怪毛哥。
八十年代初期，一天晚上毛哥约我到锦江边散步夜谈。他七弯八拐才拐进主题，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答：不看好国共双方，寄希望于新兴的政治力量。后来，才知道罗鹤去香港探亲，把诗友的一些诗文以《无名草》的名义寄给中国之春杂志，被部分发表。估计，事前他与毛哥商量过。还有一次，毛哥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他问我在工作单位的厂报上是否发表过吹捧当局的诗歌或文章。我告诉他我是表里如一的人，我曾拒绝给厂报写发刊词，他不相信。我只好把我厂的厂报从创刊号开始，装订了一册，交给他看，他才没有再提起。胡适先生说：“做一条清澈的小溪，不做一条深不见底的混浊的水沟。”我不可能再做一条“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了，但绝不愿做混浊的水沟，我喜欢清澈见底的人。
毛哥不仅文才出众，还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他和陈墨是《野草》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他俩长期合作，创办、管理、固守《野草》。几十年来从初期《空山》的离群索居，到中期《野草》的反叛和抵抗，再到后期的固守《野草》。他俩不仅从精神和艺术上凝聚了一批诗友，还多次组织《野草》与其它文学组织和外界的交流，而且用餐聚或茶叙的纽带把诗友间的友情互动到当今。
记得是1981年元旦，鲁连（周永严）及其文友在衣冠庙铝材厂一文友家举行小说评选活动，邀请邓垦、陈墨和我参加。参评的小说有八、九篇，另有一首长诗。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六点，中午聚餐时，鲁连（周永严）对我的诗歌“我是一朵野花”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经过直率的点评和投票，评选结果是张浩民的《小青草》获奖，奖品是一套美国辛格的短篇小说选。鲁连（周永严），（1947年－2003年）老知青，文革中遭受十六年的囹圄之灾。因在《四川文学》上发表《阿庞》、《阿菊》等小说，被破格录用为《四川文学》编辑，但他更多的优秀小说，如《阴山下的女囚》、《蛮加》等都被当局封杀。可惜鲁连（周永严）在狱中罹患肺气肿，於2003年3月30日英年早逝。
杜远澍老师生前（1930年5月11日——2001年5月11日），于2001年2月25日入院前给我来信说，已给邓垦转达了我的意见，近来“诗太少”，希望他抓紧时间创作。邓垦回复说，“都59岁了”。（当时邓垦57岁）杜远澍老师在信中指出，“写诗不在年龄。而在情思与环境”。他表扬了陈墨和无慧仍坚持不断地写作，算得好样的。他说：“三十多年带枷行，能系恋野草，不容易，只要不忘初衷，“春风吹又生”总会有的”。
2001年春天，毛哥自费印刷了《邓垦诗选》，从万里外托朋友带到我手上，仍然过于谦逊地嘱我批判。我心知肚明，费尽心思才用诗的形式，表达了我对他的了解（父亲是城市贫民，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和评价。
追寻的灿烂——《邓垦诗选》读后——
寂寞地追寻了四十余年，
满纸不平溢于字里行间；
一首《三峡》透视着杀戮的历史，
一曲《海螺》吹响了刺耳的异见。
二十六年的茅屋，十八年的油灯，
“螺丝钉”钉死你大半生的苦难；
教堂的钟声敲不醒你沉溺的梦，
黄包车却拉来一部梦稿的心酸。
人的存在是你专注的视角，
喜怒哀乐唱得平实又前瞻；
《公孙树》是你不弯腰的灵魂，
价值关怀始终突显于笔端。
狗窦大开，脚生鸡眼，
全不顾有人指点边缘的荒诞；
生命的价值至今你仍在追寻，
而追寻的历程就是灿烂！
2001.10.14
2016年邓垦于成都黄龙溪
如今，毛哥因长期服用激素治病，面部有时能见到明显的“满月脸”。他的天涯博客仍然坚持每天更新，即使在【“发布中”转呀转呀，就是发不出来。】，他也不放弃。据他的博客说，毛哥编《“野草”三百首》仍在进行中。我敬佩他继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行为，但担心他的长篇纪实“南河背影”何日能完成。故特地抄录《邓垦诗选》“作者自传”中的最后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来时，教堂的钟楼没有敲响祝福的钟声。我不需要祝福，我就是敲钟人。听，我的钟声，正汇合所有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钟声，成为一股浩大的洪流，为一切丑恶送行！”
2016年6月6日初稿
2017年3月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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