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
—记成都酒案四君子和川渝的八九兄弟”
征文
“从宇宙塑胶人”到“八酒六四”
余杰
在中国，“八九六四”这四个数字是一个高度敏感词。在中共的日历上，六月四日是一个消逝的日子和危险的日子，凡是与这个日子有关的人士，在这个日子来临之际，都会遭到严密监控。正如慈禧太后杀了戊戌六君子之后，一辈子都忌讳谈及戊戌年间发生的事情，防止为戊戌翻案成为其政治布局中的“核心价值”；邓小平在下令动用野战军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对那一场被淡化为“风波”的事件也一直讳疾忌医，寻找接班人必须以对六四的态度为尺度，因为对这一事件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其历史定位。然而，满清政权未能阻止历史为戊戌变法正名，人们不需要由满清政权“平反”戊戌变法，因为辛亥革命直接终结了满清的统治，使满清为戊戌“平反”的机会和身份皆荡然无存；同样，中共政权也无法阻止历史为天安门民主运动正名，就连昔日对中共“自改革”抱有幻想的香港支联会也不再使用“平反六四”的口号——在不久的将来，中共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而六四的英雄们将被后人永久铭记。
与中共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捍卫记忆的战争。在这个战场上，不能让日渐凋零的“天安门母亲”们孤军奋战。这场战争需要代际传承，也需要在北京之外“遍地开花”。在四川发生的“六四酒案”便是此一典型案例：当事人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张隽勇等人先后入狱受审，成都女诗人马青仅在微博上转发广告亦被刑事拘留。可见，这是一瓶足以颠覆自称“充满自信”的中共政权的酒，这也是一项让纪念六四、铭记六四的理念形象化和普及化的“行为艺术”——八九六四的谐音正好是“八酒六四”，它让那一道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官方和许多民众刻意掩盖和回避的伤痕重新迸发出揪心痛楚，它将那一个充满血腥、硝烟和眼泪的日子重新呼唤出遥远而幽暗的地平线。不同于艾未未式的、跟共产党同样卑贱和粗俗的“反抗艺术”，“八酒六四”在创意和勇气两个层面都将载入史册：它本身的机智以及创意者对“求仁得仁”的责任伦理的持守，让人联想到当年捷克的“宇宙塑胶人”乐队——「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份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六四记忆”的代际传承
“六四酒案”中的一个亮点在于，人们看到了令人欣慰的代际传承。
二零零七年，我曾陪同在台湾推动二二八正名、让这场屠杀突破从禁忌进入公共舆论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苏南洲拜访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苏南洲希望以重评二二八为中心的台湾的转型正义成为未来中国的借鉴。那一次，苏南洲重点谈及代际传承：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二二八才在国家政策层面得以“反正”，这是整整两代人长大成人的漫长历程。二二八受难者的子女及孙子孙女辈从未放弃对真相、正义和光明的追求，更多的陪伴者、同情者和同行者也是数十年如一日不弃不离，最终迎来曙光乍现。当时，丁子霖感叹说，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代际传承，就连很多六四受难者的后辈，甚至天安门母亲组织资助上了大学的孩子，后来都转身离开这一场域。
丁子霖担忧的代际传承的中断，近年来已经不再是一个严峻的困境。陈卫和陈兵这对孪生兄弟在民主路上的“交接棒”算不上代际传承，他们同是八九一代：当年，陈兵接受哥哥的托付，在家留守，照顾父母家人。如今，哥哥在坐第三次牢，弟弟在母亲为母下葬次日就因参与制作“铭记八酒六四”纪念酒被成都警方拘捕。陈兵对律师说：“八九时，如果不是陈卫要把照顾家庭的责任交给我，我肯定会去北京，就可能死在清场的时候了”，“（酒瓶上）那句!!!永不忘记、永不放弃!!!，就是我们需要对六四追寻真相。纪念六四，永不放弃对真相的追求，是我身为八九学子必然的选择。如果要因此判刑，不管是5年还是10年，都是我应当的承担，也是我和陈卫兄弟俩应当的殊途同归，只是愧对家人。”真是有其兄必有其弟！
陈卫、陈兵并不孤独。参与“六四酒案”的人士，既有八九一代，也有七零后（八九年的时候在上中学）、八零后（八九年的时候在上小学或幼稚园），甚至还有八九年之后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近年来，在报纸上刊登“向天安门母亲致敬”广告、六四公祭以及“六四酒案”等事件，若干当事人为之付出沉重代价，但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使越来越多青年一代被触动、被唤醒、被启蒙，进而成为六四的关怀者、言说者和记录者。可见，再高明的愚民政策，也不可能贯穿所有的时间段、愚弄所有的人。经历过六四的那一代，有的离去，有的背叛，有的同流合污，有的与狼共舞；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后来者络绎不绝，寻求真相和真理的年轻人不会断绝。
二零零零年，我经刘晓波的介绍与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群体接触时，天安门母亲们说，如今终于有并未亲身参与六四的七零后青年心念六四了，让她们觉得前面还有希望。如今，我已人到中年，海内更有一群留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如古懿、秦伟平、权平、张树人等人，先后挺身而出，为六四死难者发声，公开批判习近平政权的倒行逆施。为此，有人遭到拘押，有人有家不能归，有人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安全部门的威胁恐吓……他们毫不妥协，风雨前行，毫不比六四一代逊色。照理说，他们不是六四当事人，没有亲人在事件中受难，自身的人生轨迹也未曾受该事件影响，他们纯粹是出于公义和良知才选择“在沉默中爆发”。中共当局扼杀六四记忆、封锁六四资讯的企图全然失败，火从冰中喷涌而出。
民主运动的“地方志”
“六四酒案”发生在四川成都，此前陈云飞策划在报纸上刊登“向天安门母亲致敬”广告也发生在成都，这绝非偶然。四川的民间社会最具活力，四川的异议思想者和人权活动人士层出不穷。
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自古以来，四川人天生就有“反骨”。辛亥革命的先声是四川的保路运动，若没有捍卫私有财产权的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被清廷调动去四川镇压该运动，使湖北的防务出现漏洞，武昌起义未必能轻易获得成功。身处帝国边缘的四川，尤其是成都平原这一块，从来是鱼米之乡、风调雨顺，人们自然而然地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我们要奉养遥远而专横的皇帝及其朝廷呢？我们自己可以过“小国富民”的生活啊！四川历来就有脱离中原或北京的控制的分离主义冲动，以及奋起反抗强权、自己当家作主的意志。
在当代的几波民主运动当中，四川人从未缺席，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在八九民运中，成都学生和市民抗争之激烈、规模之宏大、牺牲之惨烈，仅次于作为首都的北京。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党组党、零八宪章、维权律师崛起等后浪推前浪的民主浪潮中，四川有许多草根人物赤膊上阵、前赴后继。再比如，以基督教家庭教会参与公共事务而论，王怡牧师带领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是最关心六四及自由、人权议题的城市新兴教会。每年六四前夕，秋雨之福教会都会举行大型祷告会，并设有良心犯救助基金。四川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学者亦如群星璀璨、相映生辉：胡平、廖亦武、冉云飞、萧雪慧、徐友渔、谭作人、刘贤斌、欧阳懿……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他们为追求民主自由而失业、坐牢、流亡。即便如此，他们从未停止对六四及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怀、记录、推动和研究。
中国民主运动必然具备多个面向。在地理和空间的意义上，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应当“唯独北京”，不应当完全围绕作为政治权力核心的北京来展开。民主运动要达致的目标，不仅是在中央政府层级实现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全面普选、宪政法治，更需要在地方层级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不排斥某些地方以“住民公投”的方式选择独立）、文化宗教及历史传统的多元并存。联邦制和邦联制都是未来中国的可能选项，甚至解体中国、重建华人文明圈也是可以某种想象的愿景。是故，四川和其他各地区（如民主运动的重镇广东、浙江等地）的民间抗争应，当受到有识之士和国际媒体的更多关注。
以创意颠覆独裁政权
中共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和审判“六四酒案”多名参与者，反映出独裁者内心的虚弱和惧怕，一个被几瓶酒就给颠覆掉的政府，岂有统治的合法性可言？
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铭记八酒六四”这一创意，确实对专制政府具有潜在的颠覆性。正如当年捷克的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ThePlastic People of theUniverse）」让捷克共产党政府心惊胆战一样，陈兵们发明的这种“六四纪念酒”让习近平一口都喝不下去——杀人凶手喜欢装扮成温柔慈爱的“狼外婆”，但这瓶如同苦口良药般的“酒”让其瞬间原形毕露。这个酒瓶里，装的不是酒，而是红色的鲜血。无论习近平的“中国梦”表面上如何光鲜亮丽，依然掩盖不了满屋子的血腥味。
共产政权什么都怕，怕菜刀，怕摇滚，怕酒，怕儿童绘本，怕真相，也怕良心。谁也没有想到捷克共产党的掘墓人居然是名为「宇宙塑胶人」的一支摇滚乐队。 「宇宙塑胶人」在捷克民主运动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乐队成员一开始只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开始其事业、并没有充当反对派的计划，但他们的狂野的音乐点燃了憋闷已久的民众对自由的渴望。
捷克民主化之后的第一任总统、异议作家哈维尔，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载与「宇宙塑胶人」的第一次会面：一九七六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门，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西罗思（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西罗思别名「马哥（Magor）」，是「宇宙塑胶人」的「艺术总监」，是这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的精神领袖。哈维尔此前热爱古典音乐，对摇滚乐并不感冒，他只是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马哥在布拉格安排了一次会面。那天，马哥拿出了两三卷卡带，塞进破旧的录音机，放给哈维尔听。哈维尔听著录音机里的音乐，顿时大受震动，推掉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两人成为忘年至交。
多年后，哈维尔如此描述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这就是艺术的神秘力量。
后来，捷克当局悍然抓捕乐队成员，哈维尔拍案而起表达抗议，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此事成为七七宪章运动的先声，也为一九八九年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打下了伏笔。
独裁统治者的愚昧总是超过人们的常识。难道捷克当局真的相信「宇宙塑胶人」的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正因捷克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消音，摇滚乐反倒成为民间某种心照不宣的反抗符号。极具讽刺意义的事实是，这个自信满满的政权真的垮了，而且崩溃的原因确实始于一个遭到迫害的摇滚乐团。
同样的道理，我们相信，“铭记八酒六四”必定是中共的一道催命符。中共可以将陈兵等人关进暗无天日的监狱，却不能摧抑他们捍卫记忆、拥抱自由的决心。公民社会跟共产党政权的这场竞争，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竞争，更是创意、文化和审美等全方位的竞争。共产党里面已没有人能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可以掀起类似文革这样的、空前绝后的行为艺术；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拙劣模仿，只能是东施效颦、徒增笑柄罢了。而像“铭记八酒六四”这样的创意，拥有如同核弹般的内在能量，庖丁解牛般地解构专制制度，还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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