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五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黒色“纪念日”，就是这－天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了所谓“五.一六通知”， 从而打开了“文革” 这个潘朵拉的匣子。虽然已经过去五十二年，但每逢这个黒暗血腥的日子都会令人特别郁闷，许多往事又会涌上心头……
共产极权专制国家，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座大监狱。在这座“大监狱” 中又星罗棋布着不计其数的用高墙电网围成的小监狱。文革到来时我和许多“右派”、 “反革命” 正好被囚于四川省的一所监狱里。从而逃过了被红卫兵造反派弄去挂牌、批斗、游街、活活打死的命运。当然更不会遇到像北京大兴区、湖南道县、广西农村里的所谓“阶级敌人”，被造反派，随意砍杀、活埋，甚至被灭门绝户地杀光。所以多少年后，我的一些旧日的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要好好感谢党打你成右派，又‘保送’你进劳改队，确实救了你，否则红卫兵不整死你才怪，算你运气好。”叫我听后真是啼笑皆非。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好运”真堪称絶妙的黒色幽默！
不过文革中的监狱也决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那里的阶级斗争仍在天天讲，斗争会也每晚必开（白天要服苦役劳动，不开会）只是没有像北京“联动” 红卫兵之流那样可以随意把人打死而逍遥法外。那时监狱里基本上还是“文斗”， 即低头、弯腰，站在那里，由其他接受“改造” 的“积极分子” 羞辱谩骂。到达－定“高潮” 时，“君子动口也动手”， 但一般只是拳脚耳光，皮肉之痛而不会弄到伤残乃至死亡。因为一来双方都是囚犯，不敢下手太重。二来，狱监当局也不准过份毒打，倒不是仁慈，而是监狱（劳改队）每接收一个囚徒，就要向其上级机关（劳改局）交一份“假定工资”。 于是便要这些囚犯“劳动力” 去创造财富和“剩余价值”来上交。 如果打伤残了，谁来创造财富？监狱，劳攺队还白养你不成？人家才不做“亏本生意”呢。所以斗争会上最严重的也就是用绳子綑起来。但不多久就松绑了，一般也不至弄到伤残，道理同上。看来我们确实比“人民群众” 中的“黒五类” 份子 要“幸运” 一些。
1967年一天晚上，这种“幸运”终于临到我头上了。那时人人都必须检査所谓“犯罪” 根源。人家说我在检查中不但不好好认罪，还在为流沙河的反动诗《草木篇》辩护。更糟糕的是那晚给我发言作记录的狱中难友叫黄泽荣，原成都晚报记者，笔名晓枫，即2014年因冒犯了中央某常委又被判刑的《往事微痕》主编鉄流。他大概出于同情，把我许多“不认罪” 的话都未作记彔。一个叫黄云成的狱吏便认定我们是“反改造团伙” 揪出来批斗。由于黄泽荣接受批判时态度“不端正”， 几个积极份子便对他动起了拳头，我也挨了几下。这时狱吏黄云成更要把我们綑起来。此时黄泽荣突然急中生智高叫“毛主席万岁”！ 凑巧监狱军管会姓朱的军代表恰从现场经过。闻声前来讯问，黄泽荣便抢先回答“报告军代表：我呼毛主席万岁口号，他们要綑我。”。那个军代表完全是一副参军不久的农民样儿，不懂监狱监管这一套，他说：“呼毛主席万岁没错，犯人也可无限崇敬伟大领袖嘛。算了，不要捆。” 当时全囯实行军管，军代表一言九鼎。那个狱吏听了也不敢多说，斗争会便草草收场。这就是谁权大，谁便拥有“真理”，谁说了算的“中囯特色”！
其实当时我们这些“右派”、“ 反革命” 硧实是在“反” 他们强加于我们的“改造”，根本不信他那些洗脑的鬼话：什么“形势－派大好”！明明－团漆黒－团糟。我们几个知心的难友之间，经常通过传递小小字条的方式，用曲折、隐晦和诗的语言互相提醒，互相鼓励，这些内心的由衷之言，当然无法用长篇大论去表达，都是小诗短词，这在当时，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动”，可以招杀身之祸的。大家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但也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如黄泽荣留给我的诗句便有“隔墙欲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 我则回以“黑夜漫长亦有边，春风不日到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等。
又如另一位难友，四川泸州的教师李仲言先生。就在“文革”红卫兵嚎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时，李仲言以一腔怒灭写成一首《满江红》词，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李仲言都绝对够“资格”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干部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便说：“好嘛！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仲言君劫后重逢，却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象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而仲言君则已于2006年辞世，更令人凄然。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侥幸。特别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检举的年代，在出卖人已变成一种“美德”的氛围里，有的刑事犯杀人放火，品质本就恶劣，有的人本来并不坏，却在这个“大气候”里学会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减刑。1969年，我和陈友泉、俞正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车，下一轮煤车未到，我们就在巷道边坐下等。日复一日，免不了闲谈几句。那天也许是合该出事，陈友泉是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学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满言论，便成了“反革命”。俞正清原是部队退伍，回乡作社队干部，胡作非为，强奸妇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讲到自己过去的事。俞正清便大肆吹他在农村搞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十几岁的处女，说他“判刑都值了”。陈友泉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爷爷、父亲是地主，枪毙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泪仇了”。我一听，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说：“我去解个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来，煤车就来了，这事我以为就敷衍过去了。
谁知十多天后，中队办公室叫我去，一进屋只见“周中队”、“王指导”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干事”，分别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见这“三堂会审”的架势，我知道出事了。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认为你近来还是有进步，学习主席诗词，这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靠近政府，将来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这些都是鬼话，一边唯唯诺诺，一边打主意如何对付他们。后来终于“言归正传”，问我“你近来听见什么反动言论没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却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说劳动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说完，“大老粗”老张就吼道：“哪个问你这些球不能疼（四川方言粗话，即鸡毛蒜皮之意）的事？我提醒你，你们三个人在井下推煤车歇气时说些啥？”真是“图穷匕见”。我也明白了，这肯定是俞正清告的密，满腔怒火，却不敢发作。于是便想来个“围魏求赵”，说：“张干事提醒我，我想起来了，俞正清近来极不认罪，经常吹嘘他的犯罪行为。”接着便说他如何吹嘘，玩弄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处女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俞正清就是这么个坏蛋，他的话能信吗？
可人家才不这样认为。老奸巨滑的王指导，冷笑着对我说：“你检举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追究，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现嘛！但我要告诉你，还有人说极端反动，反动透顶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说我没听见，我解小便去了。就这样在逼供和抵赖中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大老粗”张某发怒了，连骂带吼地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你当真没听见？你赌个死人咒给我听。”我抓住他这个低级失误说：“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赌死人咒，还敢拿全家人来赌咒，不过共产党好像是不信赌咒的吧。”弄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其他亲人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非正常死亡了”，我还怕赌什么“咒”啊！就这样“拉锯式”地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最后“周中队”想了个“收场”的办法，说：“你没听见他二人在说什么，至少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说话。”于是叫我写个所谓“旁证材料”，写明时间、地点看见他二人在一起说过话，至于内容，我推说解小便去了，没听清楚。
没隔多久，陈友泉便被送入单人牢房单独囚禁，一年多以后，陈友泉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条“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嚣要报‘我家三代血泪仇’，实属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俞正清因此记一大功，我则记一大过。
陈友泉被杀之前，我被调到监狱医院“劳动”。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予以交还。陈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是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那么一句话便消失了，我悲愤，更有几分自惭、自责，甚至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去写那个什么“旁证材料”，你虽写的是没听清楚谈些什么，但至少证明陈、俞二人谈过话，加强了俞正清“孤证”的力量，陈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帮凶的责任。尤其使我钦佩的是，我和陈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间，还说过不少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反动话”，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个坚贞不屈的人啊！
时间又来到1971年10月初的某天，当时我和黄泽栄（铁流）又在一起从事监狱医院犯人“护士” 的“劳动”，成天围着病人转，打针，换药，喂饭，洗衣……忙得晕头转向。那天晚上我与他同值夜班，当我们把“晚间护理”那一套忙完以后回到护办室，我拿起病历本，画病人的“体温坐标”。这时黄泽荣拿起一张人民日报看得十分专注。我二人已是无话不说的难友，我便对他说：“快来帮我画体温坐标，报上那些鬼话有个啥看头？还不是天天形势大好！” 他却对我神秘一笑说：“今天说的不是形势大好，而是要形势大变”。我莫名其妙，便说：“别在那胡说八道。这时黄泽荣便把那张人民日报递到我面前，指着一篇文章对我说：“你看，你看……”边说边用指甲在那篇文章的一句话下面划出一道指甲痕。我一看那句话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我登时猛醒，当时报刊上对此的提法必须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就像今天的“ＸＸ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成固定模式了，决不允许有一个字、半个字的改动。因此我也察觉到，这肯定是“出大事了”。当然，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林死了，毛的政治信誉也彻底破产，再随着毛的死亡，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直到今天，不但未看到民主宪政的一丝曙光，而文革的雾霾不时又对人们露出了鬼脸。个人崇拜的阴风也阵阵袭来，甚至还有人妄想恢复终身制……这是我在文革爆发五十二周年之际，最感到痛心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