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乃忠：中国社会是如何被封建主义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之四（下）
在上述国际背景下，中国人开始思考和讨论中国传统社会和当时社会的性质问题。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有了了解西方的机会，开始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直至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国知识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有认识的，尽管这种认识比较模糊也比较肤浅，没有具体的社会形态概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而且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在周代是“封建社会”，自战国后，尤其自秦以后，一直是专制主义社会。然而，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应该是从苏俄转手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人开始使用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类的概念思考中国社会性质了。
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使用“封建”概念。他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1]显然，在陈独秀的心目中，封建与愚昧、落后、保守乃至反动同义，而且中国自古以来，至迟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封建社会了。
也在1915年，陈独秀在论述教育方针时，倡导“惟民主义”，批判专制主义。他说：“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联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2]陈独秀在这里将“封建时代”与“君主专制时代”作为同义语使用，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社会也就是封建社会。
还是在1915年，陈独秀在比较东西方民族精神的差异时认为，西方民族主个人本位，东方民族则相反。“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3]从陈独秀使用的游牧社会、宗法社会及酋长政治、封建政治等概念来看，他是读过严复翻译的、爱德华·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但是，他将这些概念完全混淆了：既然东方处于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怎么又“进而为封建政治”了呢？显然，在这里，陈独秀又把宗法社会和封建政治（封建社会）相混同。虽然此时陈独秀的错误认识属于个人行为，但是，他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而且后来又成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错误认识也就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和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
1923年，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分析中国形势时说：封建阶级已经成熟，有产阶级正在形成，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代表各阶级的党派分别是：北洋正统、国民党和共产党。[4]在李达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无疑是封建社会，所以封建阶级应该是革命的对象了。1927年初，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再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5]
1928年，蔡和森也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农奴制”，“封建残余，在全中国还占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具有“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6]
除了党的领导人持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是封建或半封建制观点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泛义封建说的影响，也持此说。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开篇讲道：“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所以未能成功之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该文还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7]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仍然秉承列宁力主的泛义封建说。
在成立初期，由于受外部影响很深，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摇摆不定。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由于自然因素和历史因素的综合，最终形成的是马克思所称为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社会。[8]1927年底，由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为了与托派观点划清界线，1928年7月，中共六大不仅改变了1927年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而且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对此前主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作了批评：“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式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9]自此以后，中共坚持的中国社会性质封建论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
中国社会之被封建主义，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努力以外，历史学家们也没有少做“贡献”。
1930年11月，翦伯赞在《三民半月刊》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一文，批判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说，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实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是封建的生产方法。”[10]1938年，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翦伯赞再次强调：“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11]
吕振羽在1933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虽然检讨了自己“曾误受”1931年2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中戈德斯等人主张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封建主义”观点的“影响”，但是他仍然认为戈德斯对于马扎亚尔学派主张的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说”的批判中“大部分”——对“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的解答——“是正确的”，并不否认中国有过封建社会。[12]而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纲》中，吕振羽则明确主张中国有封建社会的观点：具体地说，中国在夏之前是原始社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由秦代到鸦片战争前这一阶段，为变种的封建社会时代，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3]
范文澜的出版于1941年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把中国社会奴隶制的同时，也把中国社会封建主义——而且是自西周以降三千年一以贯之的封建主义。他在该书中以封建社会为纲，把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分为三个时期：西周是封建制度开始时代，后延至春秋战国时期；秦汉至南北朝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隋唐至明清是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时期。在第三个时期中，唐是“封建制度发展时代”，宋是“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时代”，明则是“封建制度更高发展时代”。[14] 在这里，范文澜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系统地封建主义化了。
在将中国社会从主观上推向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中，“贡献”最大者仍数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认为，从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社会就“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后来在秦统一了天下以后，在名目上虽然是废封建而为郡县，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岿然的存在着的。”[15]郭沫若强调，实际上“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拘泥于中国史籍上的文字，“说中国封建社会在秦时就崩溃了，那简直是不可救药的错误。”[16]基于上述认识，郭沫若对中国社会四千多年历史的阶段作出了划分：一，西周以前是原始公社制；二，西周时代是奴隶制；三，春秋以后是封建制；四，（始于英国入侵的）近百年时间是资本制。[17]近百年来，尤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郭沫若的书，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直被中国史学界奉为史学经典，一版再版，版本达十数种之多，印数更无法计算，在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影响极大。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不乏不同于上述史学家们的声音。比如，胡秋原就主张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认为“如果要应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名词，那么，就是指中国（或印度）之先资本主义制的复合方法（……），就是指亚洲的专制主义。”他还说，“中国东周的封建主义，因商品经济之分解，发生变质而为专制主义，自秦至清末，就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个阶段。”[18]瞿同祖也持此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春秋时代已呈崩溃的现象，但一直到秦统一天下才全盘地将封建制度推翻。”瞿同祖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自然的发展，不过经秦国加以政治力量的结束而已。秦国若不如此，迟早总有一国会这样地结束了封建制度，而代以中央集权的国家。”[19]瞿同祖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不是封建社会。但是，主张中国传统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声音显然十分微弱，根本不能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封建说相抗衡。
中国社会之被人们从主观上错误地推向封建主义，毛泽东的作用不可埋没。这不仅因为从2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陆续使用关于中国社会的“封建”、“封建制度”等概念，更主要的在于，在上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由毛泽东一锤定音般地做了结论。1939年5月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把当时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推翻“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20]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讲得更加明确：“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21]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一次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毛泽东接着说：“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强调，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22]
20世纪40年代以后，郭沫若等许多历史学家都根据毛泽东的观点为中国社会定性，进行历史阶段划分，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即在此间定型。50年代后，随着中共的建政，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观点更是充斥教科书、工具书和各种宣传读物。甚至对外宣传也是如此。有论者指出，1959年在北京用法文出版的翦伯赞、邵循正和胡华合着的《中国通史》中，一开始就宣称：“如同世界上其它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历史也经过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甚至连封建或奴隶社会的特殊的东方变种也不再提了，而那种提法在列宁格勒辩论会的结论中是承认了的。[23]以致现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观点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甚至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绝大多数学者，也普遍认为中国自秦至清的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就是这样被封建主义的。
中国社会由于不是在客观上而是在主观上被封建主义（以及此前所说的被奴隶制），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混乱。这种混乱至少有如下几点：1．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统一；2．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学术界内部争得一塌糊涂，仅郭沫若一人就有三种观点；3．中西封建社会能否比较，看法也不一致；4．为什么中国长期走不出封建社会？或者说，在两千多年中，中国为什么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更是一个久争不息的问题，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又有了各种莫名其妙的答案。等等，等等。为什么理论上出现如此严重的混乱？答案其实很简单，而且只有一个：因为上述所有问题都是伪问题。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后，三千年以来，一直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从来没有变过，既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也没有出现过封建社会，更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社会，学术界所说的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实际上都是亚细亚社会。因为中国一直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当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将亚细亚社会和奴隶社会分开的标志，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节点；因为中国一直没有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何谈走出封建社会；与其问中国为什么发展不出资本主义，不如问中国为什么发展不出奴隶制和封建主义更为恰当。而中西封建社会能否比较？不管作肯定回答还是否定回答，都是错的，因为它压根就是一个伪问题。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近百年来，直至现在，这些伪问题仍然是学术界讨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无数人穷经皓首，一生致力于这些伪问题的研究。为了早日结束这种研究伪问题的局面，更为了使人们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揭示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原因似有必要。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一步步地被封建主义，原因当然很多，非此处的篇幅所能尽述，就主观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认识论上看，缺乏形态学观念，这是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开始接触并了解西方，也逐渐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知道了欧洲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在这一背景下，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所谓新锐学人，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追求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这本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一种有益的追求。然而，他们普遍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历史的或文化的形态学观念。他们只知道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存在普遍性和统一性，但是，他们不知道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并不存在同步性。就是说，东方民族——当然包括中国——和西方民族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这一点他们根本不知道，甚至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由于缺乏形态学观念这一致命弱点，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于是，他们就以欧洲历史为模式，在欧洲的古典时期找出中国的奴隶社会，在欧洲的中世纪找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甚至后来有人在与欧洲近代早期相当的明清之际找出中国的资本主义）。郭沫若说“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24]翦伯赞说“世界其它文化民族所曾经过的历史发展诸阶段，在本质上，中国也曾一样经过了的”，[25]以及范文澜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一样，“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诸阶段”[26]等等，都是缺乏形态学观念的典型表现。这种观念不仅主导着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研究，也主导着中国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研究，甚至主导着中国当前的史学研究。在这种没有形态学观念的观念主导下，要想中国社会不被封建主义是不可能的。
第二，从文化心态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缺乏理性而导致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内在的精神动因。
按照历史的实际和马克思的理论，中世纪的欧洲已处于封建社会，但同期的乃至近代的中国仍然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这一严酷的现实对于在缺乏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为了民族的“尊严”，他们不知不觉地让理性屈从于情感，或不假思索地或苦心专研后牵强附会地得出结论：中国的前近代也是封建社会，这样中国和西方就平起平坐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20世纪，将东方社会封建化的不独是中国，而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除了中国以外，土耳其、波斯、印度以及埃及等许多亚非国家，都被各自历史的严肃研究者说成曾经是封建国家，而与中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平起平坐。安德森指出：“政治上反抗欧洲优越性这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学术上把从一个大陆（欧洲）的历史得出的历史概念加以扩展，用以解释其它或所有大陆的演变。从未有任何一个术语像封建主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地推而广之，在实践中经常用来指介于部落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极之间的、没有打上奴隶制烙印的任何社会形态。”[27]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国际思潮的裹挟之下，中国未能免俗，像许多东方国家一样被稀里糊涂地封建主义了。
第三，从国际背景的政治上看，苏俄输出革命的需要，是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直接原因的一个方面。
众所周知，只有将中国的传统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将中国20世纪前期的社会说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能将中国当时的革命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为紧接而来的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前提。出于这一目的，苏俄,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罔顾中国历史，也罔顾马克思主义，硬生生地将中国传统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这是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直接原因的一个方面。
第四，从国内背景的政治上看，政治宣传的需要，是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直接原因的另一个方面。
与上述第三点密切相连，也同样众所周知，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主导下的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不仅影响着而且应该说是左右着中共，共产国际的——实际上是苏共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也就是中共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苏共有输出革命的需要，中共也有输入革命的需要。中共为了进行所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当然要将中国的传统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而为了将中国传统的“非封建”甚至“反封建”的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必然要滥用“封建”的概念进行政治宣传。对此，李慎之讲得十分透彻：“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 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28]原因已经十分清楚，国内背景上政治宣传的亦即意识形态的需要，是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直接原因的另一个方面。
第五，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讲逻辑，是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潜在原因。
以上几个原因虽然都十分重要，但并不能仅凭此几点将中国社会封建主义。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欲将中国传统社会人为地封建主义的时候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欧洲封建主义的本义是主张分权和反对专制的，而中国自秦以来的传统社会一直是强调集权和专制的，如果把中国的传统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个因子——不讲逻辑起作用了。按照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大越丰富，其外延就越小，反之亦然。根据这个原理，主张分权和反对专制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欧洲（姑且不考虑日本），而既主张分权和反对专制，同时又强调集权和专制的“封建社会”，即符合这一内涵的“封建社会”概念，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但是，同是在不讲逻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顾不得这些，他们干脆把与封建主义的本义相去甚远，甚至反封建的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说成是封建社会。吕振羽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专制主义的封建制”[29]，翦伯赞说中国秦以后的社会是“专制的封建制”[30]，以及范文澜说中国秦汉以后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31]等类似的提法，都是没有逻辑的思维方式的表现。也许是应了“当局者迷，傍观者清”这一俗语，也许是受过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濡染的知识分子更加高明。关于这个问题，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村哲在上世纪70年代就作过评析：“日本至少在近世（幕藩体制期间，按这里所言的时代划分看，相当于中世后期）是封建制，对于未形成欧洲型封建制的其它亚洲诸国——朝鲜、中国、印度等，这种问题的提起本身是不成立的。因此，结果是否定亚洲的中世，而将其纳入亚洲的古代。较之欧洲，亚洲前近代的发展就显得何等迟缓了。如果将亚洲的中世纪规定为封建制，在实证方面难度又很大。如果困难太大，想回避这一问题，便只有扩大封建制的概念使之接近于实证。这样一来，就丧失了封建制概念的严密性。”[32]问题应该比较清楚了吧，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讲逻辑，是中国社会被封建主义的潜在原因，也为中国社会的被封建主义扫清了最后障碍。
上述几个方面原因的综合，中国传统社会终于不幸地被封建主义了。然而，所幸的是，近年来，不断有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说进行质疑，而在这种质疑中，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冯天瑜的《“封建”考论》。该书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及其如何被泛封建化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证，是著者所见到的质疑泛化封建论的集大成的著作，对于史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问题在于，在否定了泛化封建论之后，该书得出的结论，即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和命名则大有商榷的余地。
《“封建”考论》是这样划分和命名中国历史阶段的：原始时代；氏族共同体时代（先夏及夏代）；（宗法）封建时代（商代及西周）；皇权时代（秦至清）；共和时代（清以后）。[33]
这种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和命名，需要商榷的问题很多，其它问题不说了，只说一点。把秦至清的中国传统社会定性为“皇权时代”的社会，一般说来是可以接受的，孤立地看也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封建”考论》所说的“皇权时代”的社会，既无法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也无法与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相比较。因为《“封建”考论》既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性，又否定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性，并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亚洲独具、乃至亚洲各国也各不相同的社会形态。[34]这样，中国人就变成了郭沫若歪打正着地所说的“神”或者“猴子”，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无法与其它文化民族相比较。如果说郭沫若等人的问题如冯天瑜所说，是“在强调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之际，排斥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存在”[35]，那么，冯天瑜的问题则与郭沫若等人的问题相反并相对等——借用冯天瑜的观点和语式——，在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之际，排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存在。
其实，如前文所说的，郭沫若等人所犯的不是“排斥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存在”的错误——将历史发展的所谓“多样性”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平等对置的观点本来就是应该排斥的，[36]而是缺乏历史形态学的错误。而冯天瑜所犯的错误——对不起，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使用“错误”一词——，由于他排斥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因此也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历史形态学，从而使他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和命名，特别是关于“皇权时代（秦至清）”一段，既无法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也无法与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相比较。如此说来，由于冯天瑜的中国社会史的阶段划分和命名只有编年史的时间概念，而无形态学的时间概念，所以洋洋数十万言的《“封建”考论》，很可能只是一棵枝叶繁茂、花团锦簇但不结果子的观赏树。
本书的观点是：1．东方没有封建社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即欧洲的封建社会；2．中国秦至清的所谓封建社会，是学者们和政治家们在没有文化形态学观念的情况下，以及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动之下，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3．中国没有封建社会，不是说中国在编年史的欧洲中世纪期间走着一条特殊的道路，而是既没有达到封建社会的发展程度，也没有达到奴隶社会的发展程度，即仍然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于这一点，除了本系列文章之二所作的论证外，下一篇还将继续讨论。
（未完待续）
作者附记：本系列论文由作者根据本人的书稿《东方在何处——欧洲国家西方化及其启示》的有关章节改写而成。
注释：
1.陈独秀：《敬告青年》，载于《新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2.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于《新青年》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于《新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4.《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 211页。
5.《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8页。
6.《蔡和森文集》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9页。
7.《先驱》第九号，1922年6月20日。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92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37页。
10.《三民半月刊》，1930年，第6期，第38页。
1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2页。
12.《吕振羽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13.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上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第7—36页。
1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0年。
1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第19页。
1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第20页。
1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第23页。
18.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载于《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1932年，第7—8期，第219—243页（该文第21页）。
19.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5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2、523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5页。
23.［意］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页。
2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25.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
2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前言”第3—4页。
27.［英］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1页。
28.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载于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08页。
29.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第1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第30页。
30.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
3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9页。
32.［日］中村哲：《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理论的重构》，冻国栋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33.冯天瑜：《“封建”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3页。
34.冯天瑜：《“封建”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5页及其前后。
35.冯天瑜：《“封建”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6页。
36.所谓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观点流传甚广，实际上并不正确，至少并不准确。因为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包含着逻辑悖论，而实际上在许多使用这一命题的论者那里，是以历史发展的所谓“多样性”否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的。因此，正确的或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历史的发展是“表象上的多样性”与“本质上的统一性”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