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与潜流——2018年7月中国观察
楊建利
观察和分析中国现时政治的难度首先在于信息混乱和难以核实。一方面是伟光正的宣传媒体，另一方面是迅速流传的“谣言”（其中确实包含很多事后被证实为被讹传和夸大的部分—并非全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就使得对中国政治的分析成为一个很容易犯错的领域。但是，中国政局的变化并非无迹可寻，首先，长期以来，中共专制政治形成了一套虽然复杂但很形式主义的话语体系，人们对其字里行间隐藏的秘密并不陌生；其次，政治不是孤立的系统，政治上的变动必然要向社会各领域溢出，通过对社会领域的观察和逻辑性思考可以反推政治的变化；最后，互联网时代，通过对海量信息的收集和有效筛选，有经验的思考者也完全有可能比较敏锐地接近一些黑箱中的内幕。
7月4日，来自湖北的女孩董瑶琼在上海对习近平画像泼墨，董瑶琼很快被抓，现已证实被官方非法强行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类似的迫害案件在中国并不罕见，但这一次有所不同，在董瑶琼被抓后短短几天，各地传来撤下习近平画像的消息，不仅如此，人民日报几年来在头版位置铺天盖地吹捧习近平的做法突然发生了改变，国内各大门户网站也同步跟进。一时间，传言纷纷，甚至有消息说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遭到高层的集体抵制，习近平面临下台危险，等等。
民间传闻由于缺少权威信息来源，容易对突发性事件过度反应，这是一种常见的传播现象，未必是有人故意夸大或造谣。经过六年时间的经营，习近平党政军一把抓，权力已经相当稳固，依靠传统政治角力的方式，目前很难形成挑战他的力量。这一点，从他在传闻纷纷时未改变出国访问计划所表现出的自信就可以看出。
这并不是说2018年的7月对习近平来说风平浪静。除上述反常事件以及官方网站“批评华国锋”等含沙射影的言论以外，另一件反常的事是201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央军委没有举行上将授衔仪式。从2013年起，每年的7月份习近平都会为数量不等的军官授衔，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掌控军队的重要手段。2012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后仅仅一周（当时尚未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就急匆匆地向魏风和颁发了上将军衔，至同年7月，胡锦涛已经晋升了六位上将。自2007年以来，每年7月份晋升上将已成中共军队传统，7月之外被授衔的上将仅有三位。11年来年年如此，这个传统在2018年却被打破了，这当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是授衔仪式与习近平对阿联酋、南非等国的访问日程冲突吗？从公开报道推断，至少7月11日至7月19日这些天习近平住在北京，日程不是问题。那么，是恰巧今年没有可晋升上将的人选吗？
也许上述反常事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人民日报一改多年惯例，让习近平不再每天铁定出现在头版最重要位置，这足以说明问题，更何况，多数城市街头的习近平画像在陆续撤去。这一变化发生在习近平画像被董瑶琼泼墨事件之后，毫无疑问地说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正在被降温。记得2016年两会前，李鸿忠、黄兴国等人对习近平的高调吹捧，显示习近平很可能在当年的两会上成为“核心”，西藏代表团成员则揣测圣意佩戴习近平像章入场。虽然2016年的两会开成了史上最沉闷压抑的会议之一，代表们噤若寒蝉，可会议结束后，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并未写入官方文件。正在人们以为习近平在2016年两会上的“核心”企图只是坊间谣传的时候，习近平在当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上俨然成为“核心”，此后，各种肉麻的吹捧甚嚣尘上，以至于梁家河的“大学问”也成了陕西省社科院的正式研究课题。这些都说明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是政治核心层的长期计划和持续行动，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造神运动应该持续在路上，而不是嘎然而止。
可如今，这些将肉麻当“学问”的研究，这些大量贴挂的习近平画像，在董瑶琼泼墨事件之后突然不见了踪影。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宣传已持续多年，而且出现在官方媒体最重要的位置，习近平不可能看不见，看见了不管说明他至少是欣然接受的。那么，在这突然的变化背后，中南海里发生了什么？是遭到政敌的狙击，还是习近平本人意识到了这种恶俗化宣传的风险？中共没做任何解释，我们目前也不敢妄下定论。但我倾向于认为这并非习近平主动所为，否则，栗战书、赵克志没必要在事件发生后的敏感时刻站出来挺习。
面对多年高音之后的突然降调，民间不可能象中共这样“淡定”，多数人将这种变化视为2016年两会之后，习近平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遭遇的又一次挫折，而且这一次比2016年难看得多。2016年，人们对习近平权力的上升势头没有疑问，好奇的只是“核心”被写入官方文件的时间，意即习近平爬到最高处的时刻，而这一次，人们却可以解读为习近平爬到不能再高的最高处之后的一个大跟头，是失势的开始。无论如何，类似“梁家河大学问研究”的尴尬终局，让习近平丢脸了。由于个人崇拜造势是由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负责，近期有关王沪宁“地位不稳”的传言也就有了一定可信度，至少，在党内遭受批评并非不可能，即使站在中共高层官员的角度，也完全可以说“对领袖的宣传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帮倒忙，不能高级黑”，而不必担心有什么政治不正确。
董瑶琼泼墨事件是高层阻断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契机，而泼墨事件如此迅速带来效果，只能说明，民间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厌恶以及党内反制其膨胀的心理酝酿已久。究其根本，人们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而进入信息时代，即使信息并不完全畅通，毛左人还在心不在，这套造神的做法还是缺少普遍的社会基础的。从董瑶琼泼墨到中共高层对个人崇拜的降温，说明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对个人崇拜有共同的反感，长期以来，有推特网友的激烈批判，有微信网友的冷嘲热讽，有李大同、许章润对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呼吁，有孙文广、樊立勤对个人崇拜的正面批判，而在这次董瑶琼之后的个人崇拜降温后，即使被公认为习近平嫡系的官员，除栗战书、赵克志，也少有人出来力挺习近平，这说明在人们内心，个人崇拜的对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按照当今社会中高级管理者的年龄计算，在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中，亲历了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而利益分化的市民社会，更对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毫无兴趣，也就是说，对个人崇拜的反感，其实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即使权势之大如习近平，也很难长期挑战这样的共识。而这种共识，也代表了全社会对习近平政治的不认可。
这可以被视为全社会向习近平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六年来，通过“反腐”，习近平清洗了一波又一波公开和潜在的政敌，大权独揽，因此在党内广泛树敌，我相信，潜在的政敌已经不敢再轻易公开对习近平表示不满，可是当官场不满者全都选择了沉默的时候，习近平也就很难判断谁是反对者了。但他应该但不一定明白，如果继续沿着前几年的道路大搞个人崇拜，变着花样提出一些华而不实的口号，可能从上到下会遍布他的“无言的反对者”，从而遭遇各种非正面抵抗。
2016年两会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习主席不是毛主席》，其中写道：“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实现的，从1941年左右开始，到1966年才达到了可以借此改变政治自然进程的力量，这中间需要毛泽东大量杀人，也需要官员的更新换代，无条件的崇拜基本上只存在于对毛泽东历史无知的年轻人当中。”而且，“与毛泽东时代更大的一个不同点，习近平面对一个发育中的民间社会。”毛泽东时代并非不存在个人崇拜的挑战者，但他们不具备董瑶琼、孙文广、李大同、许章润这样的发声条件，而今天中国人的总体教育水平和政治素养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所能比拟。尽管邓、江、胡时代也程度不同地对最高领袖进行吹捧，但习近平的大搞个人崇拜的做法远远超过他的前任而直追“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相信，在遭遇此次挫折之后，再次通过铺天盖地的肉麻吹捧来推动个人崇拜的可能大大降低了，但我们需要问一个看似奇怪的问题：习近平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从权斗的角度讲，通过中纪委和司法机关基本上可以达到目的，短短几年，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一时间无人可以挑战，他为什么还要搞这种被广泛厌弃的东西呢？
我认为，这来自习近平内心的恐惧。
在《习主席不是毛主席》一文中，我分析了习近平上台前的情势，认为他面临的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高层至少有三股力量试图取而代之，民间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习近平无论想不想有所作为，站在他的立场上，自身的不安全感和中共政权的统治风险，都使他需要抓权。最高领导人抓权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即使身为最高领导人，也并不保证权力会伴随职务自然而然形成，所以他从反腐入手，一方面打击政敌，另一方面在民间塑造强力反腐形象。
两方面他都颇有斩获。但随着权力的巩固，他应该负担的责任也在提升。在《习主席不是毛主席》一文中我曾说过：“与他在政治上的好运气比，习近平的经济上的运气实在可以说是很坏，江胡时代长期积累的经济弊病显现，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而擅长于‘政治’的习近平看来恰恰并不擅长于经济。”不仅如此，他还缺少一个诚实、有为的团队。由于缺少根基，出于巩固权力的需要（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共政治已失去弹性空间），习近平用人只能以远近亲疏而不敢以是否有德有才作为标准，所以，他所重用的人要么是陈希、李强、李希、陈敏尔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谨小慎微的人物（类似于习近平上台前的风格），要么就是蔡奇、刘奇这种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的瞎折腾人物，至于李鸿忠、胡和平这种拍马溜须者就更不足论。另一方面，“国王的人马”上位太快、太猛，中间伴随其它派系（如令计划、李源潮、孙政才等）被无情扫除，大量官员消极怠工，这样一来，随着时间推移，权力稳固的同时，大量社会矛盾却没有得到消除，甚至越来越多问题被制造出来。更重要的是，经济领域问题丛生，已是一日不如一日。权力的集中并不一定带来高效，比如带有鲜明习近平决策风格的雄安新区，在没有得到足够论证的情况下，由习近平拍板定案，两年后仍是纸上谈兵，陷入两难。
再稳固的权力也要面对社会，“反腐”赢得的名声，很快就因经济的衰退、民生的压力而被耗尽。经济衰退的根源并非始自习近平，社会矛盾的积累也非始自习近平，但是，当习近平表面上化解了上层权斗导致政权解体的风险后，中共的统治风险却毫无减弱迹象。这是多年来始终让中共担心的事情，弱势上位的习近平更是不敢怠慢，因此，习近平幻想通过个人崇拜的宣传，塑造自己完美而强大的形象，一方面强化对民众的洗脑教育，抗拒普世价值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让公民个体感到自己的渺小无力，从而达到恐吓社会反对力量的目的。也就是说，习近平希望成为“神”，这会让他觉得自己强大，从而克服内心的恐惧。
习近平对民间抗争的强硬立场有目共睹。无论是十八大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习近平多次提及的“法治建设”，都流于空谈，至于他讲的“改革”，更不过是词语的游戏。而对民间力量的打压（以709事件为标志），对法治的漠视（以雷洋案为标志），让人们对习近平不再抱有希望。如果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尚有一定针对性与合理性，“习近平思想”含义究竟何在，似乎没人能够给出答案，在大量的讲话背后，是陈旧空洞的语言，似乎讲话和“思想”仅仅是为了显示存在，让人们知道习近平很忙，并且牢固地掌握着权力，迫使官员们必须在第一时间表态支持吹捧。习近平剥夺了总理对经济的决策权管理权，自己却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人们看到的是他高价购买俄罗斯天然气、满世界大撒比、股市陡升暴跌、寒冬驱逐低端人口、半途而废的取暖煤改气、昂贵而低效的“精准扶贫”、对国力的自吹自擂引来美国的警觉和压制、一带一路的高风险、雄安新区的轻率决策……谁能说出习近平的切实政绩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时代还有太多的改革空间，如果说“六四”之后中共还有改革空间的话，比较理想的时机是江泽民后期、胡锦涛初期，但在刘晓波被捕后，尤其是在2011年经济明显进入衰退通道后，这个机会基本上就已经丧失了。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那么，习近平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中心问题根本不是改革，不是发展，而是稳定、保政权，是政治不翻盘，这是习近平时代一切的核心问题。所以，习近平思想的根本，其实就是如何在一个面临高度统治危机的时代保住权力，是如何在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让大家跟他一起认认真真地喊“自信”！
既然习近平的前六年以政治倒退和政治高压为执政理念，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一开始就拒绝了增加社会自由度以刺激活力，以法治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只一味迷信权力可以为这个政权“托底”，因此，六年后，即使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遭受重创，我也不认为他有重启改革的可能，个人崇拜只是其巩固权力的手段之一，为了自己的权力和中共政权，他仍然会以高压维护统治，镇压手段会更多样化。执政六年，习近平党内党外树敌太多，这已限制了他政治转圜的空间。这一时期，习近平将会出现更多公开话语与实际行为的背离和矛盾，而且，既然这次个人崇拜的退潮是在各方压力下发生而施压各方并未形成有效可持续的政治力量，那么，习近平也可能会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再次掀起自我造神运动。
在遭遇造神运动的挫折后，习近平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柔性语言来缓冲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他可能会祭出“改革”这面旗，使习近平政治稍稍回归邓小平主义，但习近平的强硬不只是个人性格决定，也与共产党政治空间被长期自我压缩有关，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都需要回顾过去四十年走过的道路，回到重要的节点进行思考，那么，正如许章润先生最近的呼吁，重新评价“六四”问题将是改革不可回避的议题，与反对个人崇拜一样，重新评价“六四”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强韧的隐秘共识，对此习近平不会不知道，然而，习近平有没有启动解决“六四”问题的程序的胆识和气魄吗？没有思想和抉择上的突破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已不可能完全由传统共产党和习近平来掌控和代表。
激烈权斗的结果是官场人人求自保，虽然7月的北京透露了中共上层暗流涌动的信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高层政治仍可能无“大戏”可看，统治阶层内，几乎所有非习派系的官员都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不求有为，但求无过。暂时放弃了铺天盖地个人崇拜造势的习近平，可能会在口头上喊一些“改革”的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采取更多更强的“左转”行动，包括对民众更直接露骨的威胁、控制，包括在经济领域更多地恢复计划色彩，也包括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隐形对抗——“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但社会层面的潜流涌动会成为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它会使统治者越来越风声鹤唳，从而持续推高维稳经费，直到财政再也无力负担，那时候，这种潜流的涌动才会与官场的潜流汇合，刺激官场内的不满者采取行动。
习近平在2018年7月遭遇了什么挫折是一回事，民间的解读是另一回事，个人崇拜的退潮（至少是暂时退潮）说明习近平既没有那么英明，也没有那么强大，就个人形象而言，习近平在 2018年7月遭遇了他的滑铁卢战役，他的政治未来有了多种想象的空间，人心开始发生变化，这会让统治者更没有安全感，而在维稳的高压之下，潜流的运行越来越难被权力者研判：2018年7月4日前，董瑶琼已经是董瑶琼，但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在卡友掀起全国性抗议前，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老兵们涌向镇江前，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什么时候聚集；P2P受害者几乎是一夜之间涌向北京；在岳昕、沈梦雨这些年轻人站出来之前，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新一波移民潮已经带有某种恐慌性情绪，连同被千方百计转移的资金；就连各地地粮库，竟也蹊跷地在同一时段内燃起大火……虽无数据支撑，但据我个人观察，习近平上台后的最初两年，社会群体事件有所下降，似乎显示人们对他抱有希望、有所期待。但自2015年起，群体事件的发生再度频发，而且有影响的事件也明显增加。这一转折点与709案和雷洋案之间的关联值得思考。这两个案件显示江胡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弹性尽失，习近平选择了全面彻底的强硬模式，从而使社会矛盾更加对立，群体性事件再次呈现高发趋势，而且往往使毫无征兆地突发。未来，深层原因将继续刺激群体性事件的增加：
一、经济衰退。所谓的“经济下滑”已持续多年，民企生存困难，由于民企承载多数就业人口，国进民退的结果是就业形势的压力，所以在中共政治局提出的“六稳”中，“稳就业”名列榜首。除此之外，地方债、企业债均处高位，房市面临变局，金融领域乱象纷呈，更大的问题是中美贸易不平衡正在引发一系列冲突。邓、江、胡“闷声发大财”的时代，没有借助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力，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而是成为军事炫耀与“大撒币”的资本，形成对外贸顺差的长期依赖，习近平上台后为树立强人形象而对内强压对外咄咄逼人的做法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中美贸易冲突很可能成为一个开始，终结西方国家长达四十年的对中共输血，并重新定义中国与整个西方的关系，这是中共和习近平没有预料到的严峻问题。贸易战实际上是中美贸易关系不平等的结果，而在贸易战背景下，国内经济规则不平等导致的结果——消费乏力问题可能会显得更为突出。就业之所以成为“六稳”之首，是因为失业问题会壮大本已庞大的不满者、抗议者队伍，极大消耗中共维稳资源，使维稳和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二、司法不公。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治体系的配套，“权大于法”使长达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无法建立稳定可预期的规则秩序，也使民企与个人面对权力时只能任人宰割，于是，大量的社会、经济矛盾（尤其是涉及官民矛盾的事件）无法消除，往往演化为抗议和上访，让中共被动地增加维稳经费。习近平上台后，清洗周永康派系的同时，在技术上对司法体系的一些局部问题加以约束和改善，但大量案件的不公裁决是系统性的，突出表现为：民告官诉讼无法立案、律师辩护权无保障、黑社会手段被更多使用、羁押限期形同虚设、舆论监督大大弱化、敏感案件无人敢碰……
三、观念变化。在习近平试图以毛泽东的社会控制手段来稳固政权的时候，他忽略了时代变化的因素。尽管官方宣传洗脑依旧可以迷惑一部分人，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已非毛时代可比，几乎在任何领域，不同于官方观点的理念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中国早已形成大量的接受普世价值的人群，这一点，可以从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下的留言、从川普的贸易战引起中国民间的一片叫好看得出来。实际上，就在几年前，我们在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评论中看到的是绝大多数发言者对政府采取批评态度，以至于有官员惊呼“政府在网上是弱势者”，在习近平的网络严管下，如今的新闻评论区要么关闭，要么只剩下一疑似“网络评论员”的复制粘贴，几乎百分之百在吹捧政府，但这并不表明不满人群的消失，而是他们的言论被屏蔽，或者索性放弃了发言，成为愤怒的潜流，这个人群的数量之大，显然是令官方头疼和害怕的，尤其是在人们的普遍预期“不稳”、对未来感到困惑的时候。
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即使在专制社会也会提升民众对公共议题的发言权。中国民众依旧缺乏自由表达的空间，但习主席的中国毕竟不是毛主席的中国，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的国家，网络管理者能够过滤的，主要是所谓“敏感信息”，却不可能真正阻止信息的流动，不可能再垄断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行为，而且，过滤与反过滤之间的较量从来不曾停止，所谓过滤不过是自欺欺人，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还是在增加，网络世界的潜流以何种方式形成、流动，也是政府不可能完全掌握的。我们在很多突发事件中看到了网络的作用，它成为连接不同地域、不同身份者之间的枢纽。通过这个枢纽，不同人群会借助无法消除的利益性抗争事件形成声音的聚集。与理念性反抗相比，基于利益抗争的在地化议题更具初始社会动员能力，这些议题可能是一个商贩的被打，一个访民的死亡，一个官员的嚣张，一项政府决策的出台、甚至可能真的就只是某则谣言，这样的事件早已不胜枚举，这些利益性抗争反过来又促使非官方理念的传播，看上去每次都会被政府有效压制下去，但不能避免下一次的突如其来，而当事件发生的频率上升到某个程度，结果可能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共产党不能保证好运气永远站在它们那边。对于群体事件的高发，中共早已束手无策，习近平将会继续沿用“军警加印钞”的办法来拖延危机的爆发，然而这样的拖延只会使危机更深。
由于法治缺失和中共政治理念与社会现实早已脱节，民间潜流的涌动是越来越强，这是关注和研究这一时期民间社会最主要的看点之一。政治局的“六稳”，最后归结于“稳预期”，正是面对潜流的恐惧和无从把握的心理反应，于是只能小和尚念经般传播“正能量”，给大家打气，而对负面信息严防死守，现在已经发展到在大街上随意检查行人手机了，但是，人民日报的预期首先就不稳了，“下半年要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遇事不慌”。这种慌，未尝不是看到习近平脱下皇帝新装后的一种茫然。
全社会之所以进入一个预期不稳的时代，更深层的原因，一是习近平改变了邓、江、胡时期淡化政治、强化经济的做法，重新开启一个不忘初心的“政治挂帅”的时代，二是在经济长期低迷的轻视下，中美关系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化会改变中国的国际环境，三是民生问题的压力累积，四是习近平在7月的政治遭遇给人们带来的中共上层裂缝可能会越来越显露的想象，逐渐将人们的心理承受推向临界点。全社会对一个政权的不稳定预期常常是自我实现的：人们觉得你是稳定的，你就是稳定的；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你不稳定，而且行为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你就真的变得不稳定。
面对民间社会，习近平足够强硬，但他对公民社会的弹压和对经济上的外行、乱插手会让权力完全站到民众的对立面。财源的枯竭和维稳费用的高企，将使权力越来越倾向于动用一切手段对民间—尤其是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层—进行搜刮，这些都是最好的思想启蒙和对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的潜在解构，预示着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即将开启。
在2018年7月这个微妙而关键的转折点，社会预期开始发生变化，预期其实就是人心，人心的变化比宫廷政治更值得我们关注。一旦时机成熟，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在这个信息时代，即使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有深深的无力感，我仍然宁愿相信他们的力量，而不相信独裁者永不失手翻盘的运气。
权力者在故作镇静，越来越多的民众却开始看透棋局。虽然民间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知存在差异，但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反感，对习近平形象、能力的否定，正在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权力是强大的，但在维稳全面紧绷的局势之下，任何权力都随之全面紧绷，随时会暴露其局限性和极限，正如强大的习近平也会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被迫认栽，正如新疆那种发展到极致的维稳已经骑虎难下，成为无法摆脱而又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权力体系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封闭系统，社会层面的变化才是影响政治的根本力量。在习近平强硬而粗暴的执政手段控制下，每个人面对的风险都在增加，因此，更多事件的酝酿和突发——无论涉及权力，还是民间的活动——注定会更多地带有隐秘性：人们看不清权力者的游戏，而只能诉诸猜测与谣言；反过来，越来越多“无言的反对者”的存在，让统治者即使肆意检查人们的手机，也无法获得一丁点安全感。
很多人在思考——一言不发，甚至装作什么都不懂；谁也无法预测潜流的走向——但它处处存在。这是一个转折的时刻，也是大事件发生前沉闷的时间——“维稳”和“谣言”将是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关键词。
中国需要摆脱传统政治的束缚，我们观察中国的方式也需要改变，习主席不是毛主席，无论权力如何虚张声势，无论政坛上如何装模作样地上演“毛戏”，都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闹剧，在市场化和市民社会已广泛发育的中国，毛泽东时代不可能重现，真正决定中国未来的不是习近平，是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变化。
2018年8月19日
于美国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