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初，在我们大学同班同学的微信群上收到群主通知，谓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我们首届学生被录取入学四十周年，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将于六月份举办隆重纪念活动，要求我们首届毕业的海内外同学踊跃返校参与其盛。
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的配套举措，母校还开始大规模征集回忆文章，准备编辑出版一本厚册，留名存印。我们同班同学们纷纷响应，大家迅速搜索记忆、查找资料、奋笔疾书，洋洋洒洒竟也汇编成了一个小册子。往事历历，蹉跎唏嘘，归结起来，“集体共识”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当年我们这一伙人抓住了恢复高考的机遇，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不久后，关于是次返校安排，群主又发了一则鼓动消息，说母校现任校长和党委书记正好都是那年“首届”入学的，情有所系，心有所往，他们俩对此特别重视、大力推动，预期到时举办呈现的各项活动，内容会格外的精彩纷呈。
这条消息，让我在记忆深处搜索余迹，不胜感慨。说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现任党委书记姜斯宪先生，我以前和他是有一定的“熟知度”的。我和他大学本科都是机械工程系，虽专业不同，但一起上过基础课程的大课，熟面认识；后来读研究生时更加近乎，都选了几门本系选修科目，一起上的小课，学习讨论时有交流。我们研究生毕业后都留校任教，我守着专业，他转去政工一路，交集就不多了。不过，因为居家同住虹口区，那是上世纪80年代，偶尔，我和他下班从学校回家时碰巧挤在同一辆公交车上，一路上近一个小时，彼此靠实，谈兴颇浓。那时，从他公开和私下的谈话中，我感到他是一个政治抱负远大的人。后来，姜斯宪果然年轻有为，在政界出人头地，仕途上一帆风顺，40岁就跳出校门，进入上海市委系统工作，担任过许多市府和大区党政的一把手要职；新世纪伊始，姜斯宪更升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达到个人事业的新高峰。可是不幸，2006年，据说因为牵涉到上海社保案（著名的陈良宇案），而影响到姜斯宪的进一步直线晋升，被外调海南省，任省级和三亚市的领导。2014年初，他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一个“高材生”，在国内政坛辛苦打拼几十年，转悠了一大圈，返回起点，他的母校，“站好最后一班岗”。
如今我这样的一介草民，恐怕没有机会冲破社会人事的障碍隔阂，再去当面相问姜斯宪先生，最终回到母校，他本人作何感想？当然，他现在也不会挤公交车回家了。
我觉得，在厚黑政治学的意义上，我们母校党委书记个人那进退起落的宿命，多多少少就是我们“首届”入学四十年来，这整个时代变迁和转折的真实写照，也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首届”毕业生全体生活经历的哀婉缩影。我们想靠金色的“首届文凭”和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能力与才华拼搏奋斗，青云直上，却往往半途而废，最终前功尽弃，难以真正升迁到金字塔尖的“核心圈”；另一方面，从精神层面来说，我们这群“首届精英”整体上也没有从当年的热血青年“升迁”为一代成熟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可以说差得远呢。
有人评说，我也倾向于赞同，如果不是因为那年的陈良宇案导致的不明不白的受牵连，以姜斯宪先生的才干和学识，还有他的翩翩风度，从正常的升迁渠道，无疑能做到国家级干部，直追我们“首届”毕业生中的翘楚，总理李克强――这里，“正常的升迁渠道”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罔顾党国逻辑的痛苦假设。
然而我要说，这引发另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那就是，即便姜斯宪作为个别的幸运儿，最终做到了李克强的位子，那又怎样？
人们也许忘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是故，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遵照最高指示，国内高校特别是有名的高等学府并没有完全停办，它们还是有招收和培养被推荐选拔的“优秀”学生，叫做“工农兵大学生”。
评论总说，现在的总理李克强弱势，被迫沦落为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兼执行首长，而相映成趣的情形是：他的顶头上司，那位一言九鼎握有决策大权任命大权甚至生杀大权、并且最近正式取消了任期限制的党魁国君（似曾相识，我们“首届”这一代人尤其似曾相识），恰恰是文化大革命中挂冠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以为这绝对不是巧合！文化大革命之中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两种教育体系/教育制度所输送的人才人物在现行中国顶层框架以及领导地位中的人上人下，谁高贵谁卑贱，不正是当前以至于历来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和权力生态的实证反映！
所以，作为“首届”毕业生，如果无视这样的“颠倒安排”和冷酷现实，还在自得自豪于身世现状，乃至鸡汤鸡血地回忆纪念，是有点搞笑的，是有点辛酸的，是有点……有点他妈的。
还有，我也非常质疑我的同学们写的那些回忆文章的核心观念：我们真的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不妨做一个“宏观叙事”上的极端假设，就可以把世道沧桑看得一清二楚：一则，如果30年前的“六四事件”放在今日中国，党国给出的答案肯定仍然是“正”的，也既最高领导还是会断然作出英明决定，坚决镇压，不惜任何代价，不在乎任何规模的流血牺牲；另则，如果40年前的“恢复高考”也放在今日中国，答案却很可能是“反”的，也既最高领导不会轻易违背毛泽东遗志，不会轻易改变更不用说全盘推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确立的教育方针和培养制度――所谓的“不能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是也。又譬如，如果今年当局下达红头文件到某个领导级别，严令全国各地各校不准大张旗鼓地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要管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
经历了四十年风风雨雨，国家命运某种程度上原地踏步甚或还在倒退，那么至少，对于“我们每个人改变了一生命运”的命题，我们作为受过严格正宗的高等教育的人，是否应当更严肃、更深入和更警醒地探讨和求证，而不是轻率盲目地作出结论，而且还那样的心安理得，那样的大言不惭？！
回归本文题目――如若较真，我们只能无语，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理直气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