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毛泽东真诚“感谢皇军”
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党员从432名增扩至57900余。1937～1945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从「七•七」前的3万增扩至121万1。中共才是依靠抗日养精蓄锐——「进城摘桃」。为此，1949年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抗战对中共的重要性。拙文撮扫这方面史料，集中呈供《议报》读者。老规矩，简述史实，详列出处。
「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
1959年7月31日庐山，为打倒彭德怀，毛泽东指责彭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乃是帮了国府的忙：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2
1959年8月17日，毛泽东抱怨「日本投降早了」——
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3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说了一句大实话：
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就是准备。4
多次向日本人示謝
1960年6月21日，毛对日本文学代表团说：
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5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对访华的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说：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6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对亚非澳等国訪华代表团说：
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7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
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8
1972年9月下旬，毛再次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皇军」帮助中国革命提早成功。余英时先生（1930～ ）认为毛感谢皇军：「确是一句由衷之言。」余先生评共：「靠民族主义起家，趁民族危机夺权。」9
「统一战线」的底牌
中共价值序列上，革命大于抗日高于民主。「统一战线」乃是向国府要钱要粮，底牌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坚决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毛语）；「抗日战争成为真正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胡乔木语）10
西安事变后，中共得到国府资助。1937年2月6日，范长江与博古、罗瑞卿同车自西安往肤施（延安），车上「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里运来的几十万法币」11。舒湮《边区实录》记载1937年初：「自从统一战线完成后，中央对第八路军有饷额补助每月五十万元。」12
中共也承认：八路军每月得到国府50万元军饷及衣物药品等军需补充13。1938年3月24日，毛对记者说：国府每月拨给八路军几（五）十万元经费。14
1940年6月初，朱德向陈嘉庚介绍：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军队三万人编制，每月拨饷68万元，步枪子弹800万粒，中共则实行三民主义。15
1937年12月3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1884～1971）日记：「中央（按：国府）发给八路军饷械比其他部队为优先，所以未能全部解决，大概中央亦很困难之故。」161937年10月21日，叶挺首次领取新四军开办费五万元；此后每月至少6．5万。17
1938年4月，国府赈济委员曹仲植携赈款十万赴延，发现延安报刊刻意强调两党磨擦：「《新中华报》每五天才出一张，每一张还要把磨擦的问题写得这样多，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都写上了。」181944年12月5日，贵州独山失守，重庆震动，8日国军收复独山，「新华日报拒不登载，引起读者重大反感。」19
英美史家认为：
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他们（按：中共）在华北边区贫困的根据地里可能会被饿死。总之，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共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20
9/30/2018 Princeton
注释：
[1]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67、170、185。
[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北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页223。
[3] 1959年8月17日毛泽东谈话。北大1968年编印：《毛泽东文选》。转引自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203。
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页260。
[4] 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原载《北京党史》2003年第12期。参见《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22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分子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438。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45～246。
[7] 《毛泽东外交文选》，页534～535。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169。
[9] 余英时：〈中共政权的历史起源〉，载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页4。
[10]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49。
[11] 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89。
[12] 舒湮：《边区实录》，国际书店（上海）1941年4月，页12。
[13] 钱之光：〈我所了解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前后国共合作的有关情况〉，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5年，页193。
[14]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17、59。
[15]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长沙）1998年，页180～181。
[16]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册，页190。
[17] 《中共中央东南局》，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6年，下卷，页499、512。
[18]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76。
[19]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下），页673。
[20] （英）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上卷，页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