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小知党（三）——从“不容匡正”到红色恐怖
一、不容匡正
赤色革命仅凭一纸马说，全凭“经典作家”个人想象的改天換地，废己灭私，全无任何经验支撑，纯属尝试，危险系数极大，但能吸引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知青年，使他们恃新说以自贵，聚在一起，指点江山、“妄议中央”，自以为可新辟江山，形成五四偏激风气，如陈独秀名言：
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
不容质疑即不容商榷、不容纠误，相当今天的“不许妄议”。以如此极端的自以为是从事危险系数本就很高的革命，再增危险度。“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如此决绝之态面世，从陈独秀的“不容他人匡正”到毛泽东的文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赤色列车一路急驰，没了刹车，大陆八亿灾胞（包括跟老毛打天下的中共高干）只能等待老毛伸腿，人亡政息。
倒洗澡水倒掉了孩子
陈独秀当然是五四的产物。五四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左激。鲁迅提倡不看中国书，吴稚晖呼吁将线装书掷入茅厕：“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2”毛泽东：“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31922年，蒋梦麟在里昂中法大学鼓励学生读一些中国书，校长戴季陶急忙上台纠正，指说蒋梦麟发亡国之论——
“一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何以立国？古书可以救国么？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茅厕里去。4
吴稚晖竟将国故归为小脚、鸦片一类：
国故这东西，和小脚、鸦片、八股文一样，都是害人不浅的。非再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不可。5
中华文化传统纵有糟粕需要捡剔扬弃，但倒洗澡水（糟粕）倒掉孩子（精华），整体否定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致使传统文化未能拦滤赤潮。急躁易偏，偏激成暴，以躁躁然心态推行社会变革，走到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荒唐反右、三年饥荒、十年文革，便成了我们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
三、苏区的红色恐怖
有了极端的理论，就会有极端的行为。1932年4月11日，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湘赣苏区酃县）把16岁以上30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6因为苏区领导人张闻天（1900～1976）有这样的指示——
在某种条件之下，从法律上说来某个反革命分子枪决的法律根据还没有找到，但是在群众的热烈要求枪决的条件之下，我们把他拿来枪决，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还是为我们所容许的。……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富农等反革命分子的慈悲、宽容与公平，对于我们苏维埃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不存在的。……必须把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7
张闻天还有更突破底线的“法律观念有害论”——
必须经常使用群众的暴力去与反革命作斗争。一切法律观念是极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的。8
公略县裁判部长王法典稍微讲一点事实依据，被苏区“司法部”认为有“浓厚的机械的法律观念”——
判破坏扩大红军的分子表现动摇，对群众要求杀的拖枪逃跑的分子，表示浓厚的机械的法律观念，不是说要送上级批准，就是说材料不充分，或是判很轻，以致抑低群众的斗争热枕。9
四、根据革命需要办案
张闻天：
一切反革命的案件，我们不能常常寻找到法律的根据，我们应该首先依靠于当时同反革命斗争的革命的需要，来处理这些案件。10
苏区领导人认为司法人员毋须多少法律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就可以了：
不必需要多少法律的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就可以正确的给犯罪者以应得的处罚。11
反革命嫌疑的分子，也应即刻捉起，重的当地枪决，轻的押解后方监禁。12
苏区司法人民委员（司法部长）梁柏台（1899～1935）：
以后的案件应随到随审，非有特别事故，自受到案件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天，就要解决。13
赤史留痕，血泪证谬，如此这般只要“阶级感情”的革命，还希望“革命自有后来人”吗？能有“后来人”？誰愿成为这样的“后来人”？誰愿继续秉承这的“初心”？文革后，中共不也打出“依法治国”旗号？能以“坚定的阶级立场”治国吗？
注释：
1. 陈独秀：〈答胡适之信〉，原载《新青年》（北京）卷三，第三号（1917-5）。参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689。
2.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五四运动文选》， 三联书店（北京）1959年，页124～126。
3.《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5年，页639。
4.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长沙）2000年，页317～318。
5.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正编），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页14。
6.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1932-4-11），《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页270。
7. 洛甫（张闻天）：〈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1934-2-17），载《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第49期（1934-3-2），版6。参见《斗争》，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复印本，册二，页74。
8. 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载《斗争》（瑞金）第71期（1934-9-7）。
9. 〈中央司法部洗刷动摇妥协分子〉，载《红色中华》（瑞金）第174期（1934-4-12），版2。参见《红色中华》，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复印，1974年，册二，页92。
10. 洛甫（张闻天）：〈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载《斗争》（瑞金）第49期（1934-3-2），版6。参见《斗争》，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复印，1974年，册二，页74。
11.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页315。
12. 张闻天：〈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载《红色中华》（瑞金）第193期（1934-5-25），版1。参见《红色中华》，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复印，1974年，册二，页125。
13. 梁柏台：〈裁判机关的主要工作方向——镇压反革命〉，载《红色中华》（瑞金）第156期（1934-3-1），版3。参见《红色中华》，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复印，1974年，册二，页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