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永难忘怀的血泪史

——文革大屠杀中南宁“422” 派部分幸存者的往事今生

 

                 

南宁、乃至整个广西,在文革运动初始阶段的1966年5月至1967年的11月间,基本情况与全囯其它地方相比是大致相似的,并无什么特殊之处。如由开始时的批《海瑞罢官》、“三家村”、“ 四家店”, 都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其后中共文革运动《十六条》的公佈,北京红卫兵的出现,影响到全国,学校停课,破“四旧”, 学生打校长和老师、遊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 大串连,无政府主义空前泛滥。紧接着是两派的出现,內斗,再到上海爆发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号召“从走资派手里夺权”, 解放军“支左”——等等,直到此时,机关干部、工人、市民、农民都被卷入到运动中,紧接而來的是两派武斗的出现,使一些工厂停工,交通时有中断,到处都处在一遍混乱不堪的局面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宁及广西各地形势虽是昆乱,经济受到影响,个别地方武斗中有极少数人被打死,对此百姓们当然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但此时的广西并未见有随意乱杀人的事件发生。

 

到了1967年的11月,广西“422” 和“联指”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协议”, 中央同时下达了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 广西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 也正式成立。此时的广西人民(特别是受压的“422” 派)  是高兴的,他们以为广西形势从此会变好了。然而后來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人们之所料,形势不但沒有变好,反倒愈来愈糟,终至出现大武斗、大屠杀,使十多万鲜活的生命惨遭杀害,这是善良的人们怎么样也不会想到的,更是无法理解的。

 

关于广西各地从1967年冬至1968年8月(不少地方乃至9月、10月)的大武斗、大屠杀情况,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作者本人的《广西文革痛史钩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两书,以及其它文革的亲历者、研究者们有关广西文革的许多文章,广西各县的县志——等等,对此都有详尽的记述、论述,在此不必赘述,关心此事的朋友们可以去参阅这些有关的史料,对广西1968年大屠杀的问题定会是一目了然,触目惊心的。

 

在这里笔者仅就近年來在南宁结识的原“422” 派部分幸存者,从他们口述的当年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一切,这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现把他们的回忆和反思整理成文,以享读者,定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文革期间笔者生活在桂林,是一个单位“老多”( 造反)派的负责人之一,亲历了这里文革运动的一切。那时在桂林就久闻南宁“422” 派的负责人龙智铭、曾春生、曹东风、石怀宇、黄达升、熊一军,以及朱仁等人的大名,可惜从未曾有机会与他们结识交往。

     

文革结束后,转眼数十年过去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退休后得以在南宁生活,从2000年起开始了对广西文革问题的回忆、反思与写作,但始终未曾结交南宁“422” 派的相关人员。直到2016年初始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笔者有幸结识了盛国福先生,从交谈中得知他在文革中是南宁”422” 派的骨干成员,他向我讲述了不少当年文革的辛酸往事;其后他又介绍我与张绍佺、熊一军、朱仁、史妙甫、曾春生、张俊秋、秦尚群、高丽霞、高兴学、唐莉娜、李曜增、王云高、黄振仕、郑绍兴、黄可钊、贺晓晴——等等一批当年“422” 派的幸存者结识,令我十分高兴。这些幸存者可以说都是那个荒唐时代下湧现的风云人物,文革开始后,那时他们非常崇拜毛泽东思想,忠实于毛的革命路线,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勇敢地站出來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派的反,成立造反派组织,这些风云人物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目,或者是骨干成员。那时毛泽东支持学生们起來造反,因而“造反派” 这一名称在那时是很吃香的。但好景不长,到了1968年开始之时,毛泽东打倒政治对手刘少奇等一批人的目的达到,就把“造反派” 抛弃了。在南宁,这批风云一时的“造反派” 大小头目及骨干成员,随之饱受磨难,有的人険些丧命。但他们却侥幸活下來了,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经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交谈,其中与一些人还有过多次的交往,从他们的口述中,使我进一步得知了在文革中南宁大武斗和大屠杀的更多真实史料。

 

现将这些风云人物的辛酸往事简述如下:

 

1、盛国福: 是我在南宁第一个结识的“422” 派幸存者。他1942年出生于东北黑龙江省一个农民家庭,汉族,初中文化,1961年入伍当兵,1965年复员后被安排在广西南宁桥梁建设部门工作。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之时,作为生产建设部门的职工,他只是在单位党委领导之下参加运动,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声讨会之类的,其后虽是参加了南宁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也只是一般的投入到运动中而已。但到了1967年“1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当广西军区砸了南宁“工总”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激起了盛先生的极度不满,认为这是公然的侵犯人权,是极其错误的,从此使他全力投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

 

1967年“一月革命” 后,广西军区受广州军区的指示,在群众中做“让韦国清站出来” 的工作。由于此时韦国清尚未检查错误,必然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也有不少人听军区的话,支持韦国清。到了4月,南宁就出现了支持韦国清的“联指” 派与打倒韦国清的“422“派。从此,两派围绕韦国清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至出现武斗。

 

盛先生当时是“422” 派“工总” 的负责人之一,也是“422” 派的赴京代表,1967年6至11月周总理曾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盛先生参加了前面的4次接见。

 

在1968年6月开始的南宁大武斗中,盛先生受命驻守解放路据点,成了该据点负责人之一。在“联指” 派及部队多次的联合进攻中,“422” 派负责人及部分人员战死,最终解放路据点在8月5日被攻破,“422” 派全军覆没,据点内全部人员被抓,许多人被当场打死,相当多的人因到下水道中躲藏逃生,不幸被水淹死。

 

盛先生说,当据点被攻破后,他与少数人仍在据点内的民房中躲藏,直到8月6日中午因饥饿他们才手举白旗走出來,但“联指” 派武装人员仍向他们开枪,走在前面的一人(属南宁航运公司的职工)被当场打死,一人受伤。此时走在后面的盛先生高喊“不要开枪,我们是徒手岀來投降的”; 当他们几个人扶着这个伤员走出來后,看见有解放军,盛先生就向解放军呼救:“解放军同志,救救这个伤员吧”, 谁知这个军人却说“你自己不死就算你命大了,管他干什么”。 听了这话,盛先生心里一阵悲伤难过。

 

据点被攻破,盛先生算是逃过了一劫,保住了性命;但其后他被押送到公安厅的看守所关押,不久又把他送到茅桥监狱,直到1974年才把他释放。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他曾多次被严刑拷打,逼迫他承认是“反共救国团成员”, 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是他一生中经受的最大磨难。

 

释放后,盛先生虽恢复了工作,但并未获得平反,非法关押期间的工资也未补发,直到1983年文革“处遗” 开始时才获得平反。90年代后期盛先生退休后,除了与朋友办公司做生意而外,他经常邀请当年“422” 派人员相聚会歺,回顾文革中的辛酸往事。不幸的是在2018年6月他因病去世了,使“422” 派的幸存者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团聚组织者,使大家十分悲痛。

 

2、张绍佺: 是我在南宁第二个结识的“422” 派幸存者,是经盛国福先生介绍的。他本是南宁郊区亭子公社的干部,1967年一月革命后,他也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其后成了南宁“422” 派“农民造反总部” 的负责人之一。1968年南宁局势紧张时,他也驻守在解放路据点,是据点的联络员。当据点被攻破后,他被“联指” 派抓回乡里,受尽折磨,几乎九死一生。在解放路和被抓回农村后,他亲眼看到地上摆满了许多尸体,许多“422” 派人员及“地、富、反、坏、右” 人员被枪杀,或者被棍棒打死,刀捅死,惨不忍睹。他自己曾多次被斗、被打,万幸的是保住了一条性命。直到1973年他才被释放回家,其后恢复工作,80年代初“文革处遗” 时才被平反。

 

90年代中期他退休后,有幸随子女移民到了美国,生活在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世界里,他感到十分幸福。他每年都要回广西两次,住上几个月,与朋友们相聚。自我与他结识后,每当他回到南宁时,常带我去拜访“422”  派的幸存者, 看当年武斗及杀人的现场, 这些常常都会引起他对辛酸往事的痛苦回忆,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 。不幸的是他在2018年初回南宁时,3月初时我与他和几个朋友还一起聚歺,不曾想到4月中旬他到北旅遊返回南宁时中途遇车祸身亡,使“422” 派的朋友们万分悲痛。

 

除这二人外,另外结识的十多名幸存者,都是近三年來由盛国福先生和张绍佺先生二人多次邀集的早茶会、聚餐会,大家会聚一起喝早茶、中午聚餐相识的。

 

3、史妙甫:  他的祖藉是上海人,上世纪40年代中出生于上海,父亲是商务印书馆员工,1950年到南宁印刷厂工作,史先生随夊亲移居到南宁,是在南宁上学、成长的。文革开始时他是南宁一中高三年级的学生,运动初期他参加盾牌红卫兵这个保守组织,其后很快就反戈一击参加造反派组织,后來成了一中“指点江山” 的负责人之一,成了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1967年6月开始,广西两派代表赴京学习和谈判期间,他是“422” 派代表之一,曾参加过周总理的四次接见会。

 

1968年韦国清和“联指” 派的幕后操纵者们挑起武斗时,他是南宁“422” 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解放路一片据点的总指挥,领导这一片据点内“422” 派人员多次击退“联指” 派的进攻。从7月下旬开始,在部队和“联指” 武装的強攻下,8月初解放路据点终被攻破,8月6日他在楼上被抓,幸好抓他的是解放军,不是“联指” 暴徒,因而沒有被打。后以“现行反革命”、 指挥“杀人放火” 、“坏头头” 等罪名把他押送到公安厅看守所关押,其后又送到监狱关押。开始时把他和另外21名被抓捕的“422” 派负责人和骨干成员五花大绑押到展览馆搞“活人展览”, 组织全广西各地的“联指” 派人员分批來参观。史先生说他心里一直不服,曾严正的对展览组织者们声言:“你们想用这种手法來羞辱我,实际上是羞辱你们自己”。 在关押期间曾几次把他押回学校进行批斗,在关押中沒有被打,但在学校被批斗时曾几次被暴打。

 

他的所谓“罪名” 都是胡说八道強加的,在监狱他被非法关押了九年多,从沒有经过司法正式判刑,直到1977年才从监狱中放出來,1984年广西文革“处遗” 时才被正式宣布平反。

 

由于他一直没有机会找到合适工作,1980年他结婚成家了,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他开始做些小本生意,后代理广西的水菓批发生意,销售到北京等地。经过艰苦地创业,逐步地挣了钱,不但改善了生活,还建了一座八层楼的房子。步入老年生活后,常与朋友们聚会用歺,回顾和反思文革中的辛酸往事。2016年春接受过香港电台电视部纪者的采访,制成“1968——广西故事” 在电台播放。不幸的是2018年春节前夕史先生因病去世了,使“422” 派中的众多幸存者朋友们无比悲痛。

 

4、高丽霞女士:  她的祖藉是江苏徐州,父亲是广西田阳糖厂员工,1941年他出生于田阳,是在这里长大上学的。高中毕业后,她到南宁工作,先到西厢塘一所小学任代课教师,文革开始时是新阳小学的教师,1967年“一月革命” 后参加造反派组织,成了一名骨干成员。1968年南宁大武斗时她驻守“422” 派的解放路据点,是据点内的广播员。

 

当8月初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她被“联指” 派武装人员抓埔,先在水牢里被关了三天,沒有任何吃的,饥饿难耐,险遭饿死。后被送到茅桥监狱关押,期间曾与另外被抓埔的21名“422” 派人员被押送到展览馆作为“现行反革命”、“ 坏人” 展览了三个月,供“联指” 派人员参观。想不到韦国清这个广西土皇帝、独裁者、迫害狂也來参观这个“活人展览”, 当他和一批广西的高官及“联指” 派头目走到高女士身边,看到高女士被捆着绑坐在那里被展览,竟无耻的说:“高丽霞,你这么年青漂亮也来参加反动组织,当反革命,早知道我把你送到越南打美帝去了”。 那帮随行者听后则发出了卑鄙的奸笑声。

 

在监狱中她受尽了磨难与羞辱,直到1972年才被放出來,仍被送到街道工厂管制监督劳动。“四人帮” 倒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工作,直到1984年文革“处遗” 时才被宣布彻底平反。80年代改革开放后,她辞去工作,走上了经商之道,而今已成了一个拥有三个门面摊位的老板,经营干杂品生意。业余生活喜欢唱歌,由她牵头组织了一个合唱队,常有联欢表演等活动。除此而外,也常会参加“422” 派幸存者朋友们的聚歺会,回顾和反思文革往事。

 

5、熊一军, 南宁人,生于1937年12月,文革前就是南宁橡胶厂的员工。文革开始后,他响应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 的号召,积极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自己也和一帮人组织工人的造反派队伍,成立“工人造反派总部”, 是负责人之一,担任宣传工作。1967年“一月革命” 后,是南宁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不久军区和南宁警司以“工总” 中成员不纯而砸了“工总”, 并逮捕了“工总” 宣传委员熊一军,使他蒙受了半年多牢狱之灾,直到1967年11月才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得以平反出狱。

 

1968年南宁武斗时他是“422” 派解放路据点的负责人之一,当韦国清组织部队和“联指” 派武装频频向解放路等多条街道进攻时,街道房屋常被炮弹和燃烧弹击中着火燃烧,多处房屋被烧毀。为保护银行资金不受损失,在熊一军亲自组织领导下烧毁了解放路银行储蓄所中的50多万元现金。当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他被逼无奈带领一批武斗中未死的人员打着白旗走出据点投降,全被抓捕关押,有的被当场杀害。他因是“422” 派的领导成员,早就是知名的造反派,当局为了得到他的口供,因而未被杀害。他先被关押在公安厅的看守所,后转至茅桥监狱关押,为了获得他的口供,多次对他刑讯逼供,多次遭受毒打和非人的折磨,险些丧命。在70年代初期曾被法院以搞“反革命暴乱”、“抢劫银行”、“ 杀人放火” 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是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只是后来沒有执行而已。妻子也因他而受连累,被单位管制多年,儿子在80年代初考上大学时不不允许去上学,使家属子女苦不堪言。

 

1983年广西开始文革“处遗” 时,熊一军于8月5日才被释放回家,但并不是平反,法院的人对他说“是假释,放你回家就不错了”。 其后不久虽然恢复了工作,但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工资分文不补发。到1984年文革“处遗” 结束才获得正式平反。

 

而今熊一军重病在身,2016年夏季的一天张绍佺先生带我去拜访他时,他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见我们的到来,他热泪盈眶,只能细声的与我们作了简要的交谈,更多的是由他的夫人代他说的。见到此情此景,我们也不忍心过多的打扰他,与他夫人了解一些情况后,我们就告辞了。临别时我与张先生和他紧紧地握手告别,祝福他好好治病,早日恢复健康,一切多保重。他则呌他的夫人拿了一本书送给我,这是一本明镜出版社出版、旅美文革史研究学者宋永毅作序的《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一本十分珍贵的史料,令我非常感动。

 

去年底我曾给他的夫人打电话,询问熊一军的病况,他夫人回答说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但仍不能出门下楼,他只希望静心地调养,对过往之事不愿再回首了,不希望有人去打扰他。我们本想再度去拜访他的,也只好作罢。在此,只能祝愿他早日康健了。

 

   

6、朱仁: 广西栁城县人,出生于1930年,解放初期就参加地方工作,后到东北师笵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回广西,到区党校任教。文革前参加过“四清” 工作队到农村搞过“四清” 运动;文革开始后被调到“区党委文革接待站” 搞接待工作。因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一月革命”开始参加造反派组织。当1967年4、5月间广西因韦国清问题分裂成“422” 和“联指” 两大派后,他是“422” 派的一员,虽然他不是“422” 派的负责人,但却是一个比“422” 派负责人名声更大的“422” 派成员。1967年广西两派代表赴京学习、谈判时,他长期在北京活动,为“422” 派效力。

 

1968年初广西栁州铁道学校四名学生写出《今曰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影响很大,此文被康生定为反动文章,康生并指出学生是写不出这样文章的,是背后的黑教师爷写的,当时朱仁就曾被怀疑是这样的 ” 黑教师爷”。其后广西南宁、栁州、桂林发生大武斗时,朱仁也在北京活动,为“422” 派奔走效力。当中央领导人在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时,一味的指责“422” 派,并不许“422” 派代表申辫,特别是康生、温玉成这样的领导人,在会上公然叫骂:“南宁主要是朱仁、曹东风,栁州主要是白监平、王反修,桂林主要是刘振林、刘天赏”, 把韦国清和“联指” 派挑起的武斗、杀人、放火——等等罪责全部推到“422” 派和桂林“老多” 派的头上。此次接见会后,朱仁等一批人在北京即被抓捕,后押送回南宁关押。

 

朱仁是作为要犯押回南宁的,以“反革命罪” 长期关押在公安厅的看守所,受尽折磨。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出狱,文革“处遗” 时才获得平反并恢复在区党校的工作。其后调到广西大学任教,, 被评为经济学科的教授,, 出版了《简明发展经济学》等多部著作,为培养人材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今他虽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但仍是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能常参与“422” 派幸存者们的聚歺活动。我曾多次与他接触交往过,他与我谈过许多文革时的史料,他说他掌握的许多资料在被关押期间都被搜去了,十分可惜。我对他说,我们都年老了,要认真地回顾一下往事,趁身体尚好的时候多写点东西,多留点文字在人间,为总结和反思文革,给后人多留下宝贵的史料。朱先生回答说,他一定会写的。但愿能早日能看到他的大作问世。

 

7、高兴学: 1939年出生于广西贺州,家庭出身贫农,汉族,初中文化。1958年到南宁电业安装队工作,1961年应征入伍当兵,在部队入党,1965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南宁,仍在电业部门工作。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他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号召,积极支持学生们的造反举动。1966年11月,当南宁也出现工人的造反队伍时,他是第一批工人造反队员。由于他是共产党员,出身好,被大家推举为工人造反队伍的负责人之一。

 

1967年6月南宁两派出现武斗时,他是成了“422” 派的负责人之一,曾在武斗中负伤。在1968年的两派武斗中,他负责驻守“422” 派的展览馆据点,是该据点的总指挥。中央“7·3布告” 下达后,他和一些“422” 派负责人被中央指名接到北京学习,为此他参加了7月25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的会议。在接见中,中央领导严厉地斥责“422” 派,把武斗、杀人放火、抢劫——等等罪名都算到“422” 派头上,并不允许“422” 派代表发言申辯。此次接见后,“422” 派在北京的负责人全被公安抓埔。高兴学先生是8月底被从北京押回南宁的,关押在公安厅看守所,后被转到茅桥监狱关押。在看守所、或者在监狱关押的初期,都经受过“逼供信” 和严行毒打,逼迫他承认“422” 派的所为是“反党、乱军”、“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部”、 是“反革命”、“ 反共救国团” 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这是他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段苦难岁月。

 

在关押期间,他被开除了党籍、公职,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审判,被非法关押了9年多,直到1977年12月才被释放回家,恢复在电力部门的工作,1983年广西开始文革“处遗” 时才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8、曾春生:文革运动开始时是广西医学院(现在的广西医科大学)的学生,文革造反运动在南宁兴起时,他与一帮学生率先站出來造反,成立名曰” 闯” 的造反派组织,他是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1967年4月开始,广西出现”422”  和” 联指” 两派严重对立时, 他是”422” 派的负责人之一, 与另一名”422” 派负责人龙智铭(广西水电厅的年青干郚) 成了广西造反派中的领军人物,名声威震广西。后作为“422” 派代表赴北京学习、谈判。1967年11月广西“区革筹” 成立时,他作为“422” 派代表成了“区革筹” 的成员一之一。

 

1968年初,在韦国清和“联指” 派幕后指挥者的挑动下,广西形势巨变,“联指” 派四处挑动武斗,打压“422” 派,抓人、打人、甚至杀人,使广西出现了严俊的形势。在此种形势下,曾春生、龙智铭等一批“422” 派人员失去了反抗的斗志,被韦国清拉过去了。而“422” 派的另一些头目黄达升、曹东风、石怀宇、史妙甫、熊一军——等一批人则坚决站出來与韦国清和“联指” 派斗争,为维护“422” 派广大成员的人权、民主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由此“422” 派的队伍被分裂成了曾春生、龙智铭领导下的老“422” 和黄达升、曹东风、熊一军等领导下的新“422” 两部分。那时新“422” 派的宣传曾指责曾春生、龙智铭等人是“叛徒”、“ 右倾投降派”。 后來广西的“422” 派被韦国清和“联指” 派歼灭后,“422” 派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抓埔关押,而曾春生和龙智铭两人却在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 成立时成了副主任,走上了领导岗位。

 

不幸的是,1971年广西开展清查“5·16” 运动时,曾春生和龙智铭两人都被作为“5·16” 的清查对象而被审查。那时筆者在桂林,因文革初期是一个单位“老多” 派的负责人之一,也被作为作为“5·16” 份子 而被审查,广西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5`16”, 但当时广西却大张旗鼓开展清查所谓清查“5·16” 运动,是把当年“422” 派和桂林“老多” 派在文革初期造反运动中所作的一切都翻出来,作为“5·16” 的“罪状” 进行清查,实在是可笑至极。在此过程中龙智铭想不通而卧轨自杀身亡,丧失了年轻的宝贵生命。而曾春生在清查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冤屈,  直到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得以解脱,恢复职务,此后任广西卫生厅的厅长,直至90年代后期退休。

 

我与曾春生先生的结识,,是在2017年4月,盛国福先生组织的一次“纪念‘422’ 派成立50周年”聚歺会,邀请了南宁的十多名“422” 派幸存者参加,桂林“老多” 派的风云人物杨福庭、李日明等人也被请来聚会,大家回顾历史,交流谩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曾先生不愿过多的谈论什么,只是听其他人的说话。之前我曾写了一篇《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暨‘422’ 派兴亡纪亊——值得回顾与反思的历史》的文章,分发给曾先生及其它与会者们参阅,从未见曾先生有任何反应。

 

人各有志,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是客观存在的,不必強求一致,大家能互相交流探讨就可以了。筆者以为,原“422” 派的人们今天也不必骂曾春生先生之类的人是什么“叛徒” 了,那时的形势复杂多变,在那祌形势下,各人有不同的选择,只要自己不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就不必计较太多。当年南宁被非法杀害了数千人,这是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要把仇恨记在韦国清及“联指” 派坏头头、众多杀人凶手们的头上,要切底清算他们的罪行,这是文革经历者们的历史责任。而今大家都已是古稀之老年人了,大家能很好地安度晩年,有时能聚会交流一下,回顾过往,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能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很了。

 

其它我所结识的“422” 派幸存者,如贺晓睛女士、王云髙先生、黄振仕先生等,关于他们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历程,我已专们写过拜访他们的文章在《议报》丄刊出过,在此就不必再重述了。

 

 

作于2018年11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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