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通往真相的虚构
——读汪建辉先生的新著《人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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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部小说有点难度。幻与真，虚与实，真与假，过去与未来，错乱的时间飘忽不定……。作者到底讲什么呢？变幻不定的新奇景象及情节吸引你，也带领你，漫游一重重奇异的迷幻，最后呈现出完整的故事。哦，原来是这样。阅读它是个智力的挑战，它诱使你读下去，破解这个迷案。就像打游戏，它的难度诱使玩家非要赢不可。
进入后现代，信息传播日新月异，新技术新创造层出不穷，人的智识空前提高。这对小说创作是大挑战，小说还能不能写？怎么写？如果写，作者、作品也就需要有比读者更高的智识，更广阔的想象，更丰富的创造力。这是这部小说扑朔迷离的原因。
作者隐于闹市，这让他成为清醒的观察者，犀利的批判者。看似娓娓而谈，实则刀光剑影，作者在不动声色中，将“当今中国”这个光怪陆离的怪物解体。读者或许会赞扬作者是高手，惊叹他的智慧。但是这份智慧乃来于他的绝望；可以说那是置身世外，“立地成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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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残酷而恐怖的故事。但在这个故事中，有个优美的“伊甸园”内核——大海边那对纯真的女孩、男孩。“她在这个地方住下。他在这个屋子住下。每天她都要到沙滩边缘耕作播种，每天他都要到海潮退下的地方拣拾贝壳。”“太阳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洁净得无法藏匿欲望的世界。太阳展开了眉头。空间更加清澈，透明得像一面能够照见自己的镜子。”
在这个残酷、恐怖的故事中，这枚珍贵的内核，始终与体相随，闪出善良、贞爱、美丽。“她的美是孤独的，因为她永远只是一个人站在街的尽头，望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看着刚刚从海水中沐浴过的太阳，湿淋淋地，含羞带雾地升起。”“此刻她明白：孤独不只是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而也存在于人的同一处境中”“回忆使他想起了她——‘妈妈’——那张如母亲般慈爱、如妻子般温情的脸……”。在这个故事中，芳邻就是这个内核的延伸。作品中，作者的悲哀、鄙视、讥讽、犀利的批判，乃至绝望都来于这个光亮的内核。
与《圣经》的伊甸园不同，大海边的“伊甸园”没有上帝。芳邻是为了抵抗虚伪的社会，逃到海边，在那里与一个小男孩偶遇，建立了“伊甸园”——“一个没有人伤害人的地方”。创造女孩的是特定“文化”，而创造男孩的则是自然——自然生命。这构成“伊甸园”的内在矛盾：如果遵循自然生命驱动，“文明”的界定最终将被冲毁，他与她会成为兽的关系；如果遵循“文明”界定，那么她和他的自然生命关系即被间隔，二人即不能亲密无间地生活。于是“伊甸园”告终。作者感叹，“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文化的桎梏，道德的桎梏，总是在追捕它的逃犯”。人不能自然地生活在一起，必需经“文明”界定；但“文明”界定则是对人自然生命的限制与异化。这是人类文明不可克服的悖论。
海边“伊甸园”解体后，女孩、男孩按“文化”与“自然本能”，背向回归社会。什么是当今的社会呢？即作者所说“由利益链条构成的世界”，“在每一个链条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获益者，而付出者得到的仅仅是活下去。”在利益社会中，人或者成为利益之徒，或者被消灭。男孩——自然生命，按照丛林原则成长起来，他“抓住两个字——狠、奸；放弃四个字——良知、诚实”，而成为“狼”，但他最终迷失于重重叠叠的厚黑陷阱。女孩——善良、美丽的芳邻持守“文明”，但是为了丈夫、孩子，却沦为妓女，并最终遭残杀。在这个故事中，“文明”及天真的自然生命，最终都被残酷的利益社会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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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文明国家，其文明秩序与教育同构，教育之目的就是将孩子——自然生命，培养为文明人，将其送入社会。而当代中国则不然。1949年后，毛夺得国家政权，以国家暴力全面彻底地摧毁中国既有文明，从精神、思想、道德、文化，乃至语言文字，建立毛版“一九八四”。毛后，“党”一方面延续“一九八四”，另一方面又利益熏心，实行权贵经济，上行下效，于是“狠、奸”“厚黑”成为全民哲学。在中国，天真的自然生命会变为“狼”，“文明人”或者被改造为厚黑，或者被消灭。
“女孩”和“男孩”走回社会，他们回到中国的“一九八四”。什么是中国的“一九八四”？在“中国”的大门口有块巨石，上面刻着五个大字“看，这个人民”。作者辛辣地用了“个”这个量词，显示该国家之荒诞。作为极权国家，“人民”是“党”的法宝，其一切暴行——讹诈、掠夺、屠戮、战争，都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但什么是人民？谁是人民？“人民以国家为单位时——它存在着；人民具体到个人时——它消失了”。男孩的“一九八四”启蒙者，那个出卖芳邻戴变色眼镜的女同桌，教育他：“在这里，只有两种人：人民或敌人。”“人民是一个模型，只有符合这个模型才能成为人民”，而“这个模型就是我定的！”当她引诱男孩性交后，说“你现在是人民中的一员了。”
在这个“人民”的国家，每个人都戴着变色眼镜，都将门关得紧紧的。大家共在一个大陷阱中，彼此监视，彼此告密，彼此互挖小陷阱，但大家又都是“同志”——窥测的同志、告密的同志、互相出卖、挖陷阱的同志。作者说“同志是所有落入同一个陷阱里的人称指代词”，“同志的同志是掉在一个大陷阱里又落进了一个小陷阱里的人；同志的同志的同志是落入了小陷阱又坠入了一个更小的陷阱里的人……以此类推……外延不断收缩，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独可怜、被所有人抛弃的个体。”
瘦子老师，给“眼镜女”挖陷阱，让他监视芳邻，收集她的材料，向他汇报；但“眼镜女”却又暗下给瘦子老师挖了陷阱，收集他的材料，向上级汇报，于是瘦子老师“被一棍子打翻在地”。瘦子老师奸了“眼镜女”，眼镜女奸了男孩；男孩受瘦子老师的挑唆，收集了“眼镜女”的欲望，“抖落在大街小巷”使之成为街谈巷议的素材，于是她也“被一棍子打翻在地”。
“陷阱只是一个入口处，陷阱底下网状地交织着地道，地道与各个陷阱相连，这就等于陷阱藏在陷阱之中。”这正是“领袖”所期望的，否则怎么统治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要让“人民”都成为同志，彼此互斗、互挖陷阱。这是更深一层的中国式的“一九八四”。
无论这个国家怎样玩权术，但最终“领袖”、“党”的统治所依仗的是血腥暴力。作者象征性地记述“红色的落地窗帘，红色的家具，红色的地毯，红色的铺盖，红色的墙纸。他感觉落入了血的海洋中，一阵阵血从四周向他涌来，……那个女人过来扶住他，解释说‘我们的现在是用血换来的。红色象征着生命离去，而我则踏着尸体向前进。’”
中国的“一九八四”远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黑暗、恐怖、败坏、残暴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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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死后，共产魔咒破产。一场政变，“党”宣布：放弃革命，财富是新时代的新“真理”。路线变了，“一九八四”有了新编，但“党”仍然是“老大哥”。红色权贵原本就是流氓无产者，终于见到了财富，红了眼，要翻倍地捞。“眼镜女”曾教育男孩“共产，就是将所有的物资集中起来；主义，就是由我们统一分配。”从“党”的各元老家族，到部长、地方大员，其二代三代，乃至村长、支书，他们拼命将国产民产“分派”给自己。此“一九八四”新编，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奥威尔远远落伍。
“党”竖起腐败大旗，全党、全国、全社会、全民奋勇前进，大则盗国，小则圈地，或占、或贪、或抢、或腐、或坑、或骗，假将军、假银行、假科技、假大学、假奶粉、假疫苗……，最不济的，小民还能捞地沟油、做假鸡蛋。中国，仁义道德早已剿灭。“老大哥”打头，全民造假、“狠、奸”，互蒙、互坑、互骗。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庞大黑社会，善良、正直成为被消灭的对象，恶人飞黄腾达，好人难活。以往人们对极权的认识，多在其黑暗、残暴；而极权统治最深远的祸害，则是对文明的彻底摧毁，让社会烂掉，全民黑化、流氓化。他们彻底毁掉了中华民族。于此，国人远远没有认清。
自欧洲文艺复兴、文学、艺术即是人类人文精神的旗手、先锋。但是在中国“一九八四”新编中，艺术堕落为“下半身”、排泄物。当代中国艺术大师、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曾创作一著名作品《文化动物》，将一对猪，刮净鬃毛，母猪全身写满汉字，公猪全身写满英文，让其交配。这是“新中国”新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一九八四”新编中，“党”——“老大哥”一方面仍然垄断话语权力，严控思想文化，将敢讲真话的人或困死，或投入监狱；另一方面在铁墙上开个洞，既透点外面的光亮，又给“文人”“艺术家”一个出路，只要从这里爬出去，即可名满天下，荣华富贵，还可以入伙做官，攀上“老大哥”。
这部作品中有个情节，县文联主席邀请作家“本本”吃饭，“本本”则顺便叫上了草根作家“我”。主席说：“不谈政治。文学应该远离政治，回到文学上来吧。……你认为适应现在的文学文本是什么呢？”本本接过话说：“这还用问，当然是下半身写作喽。” 我说“在民主国家，作家的写作方向除了性之外，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发现社会的问题，这种写作才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主席说：“我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这些文字想要出版也是没的问题的。我反而觉得审查的目的是为了让作品内容有更大的提升。”
对这个时代，作者愤慨地谴责，“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精神比矮的时代/比一比/谁更矮/跪下，并尽可能地匍匐下身子/像狗一样/还可以/更矮/乌龟、老鼠、蟑螂、蝼蚁、蛀虫……/只有这样才可以在那些存在于现实里的孔洞及缝隙中钻营”；“这个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堕落”，“越堕落越快乐”，越成功。
梅子和郁是情人，艺术学院的学生，求知，进取，朝气蓬勃。但为了出名，梅子用自己的身体收集十三了个男人的精液，代表耶稣的十三个门徒。将它们放在精致的骨灰盒里，然后找来一大帮人，搞个公开仪式，埋在校园内橄榄树下。题目是《末日审判》。而且那十三个男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壮烈的仪式。梅子成功了，“一炮走红，成为艺术圈子中的焦点人物”，还去了威尼斯，参加国际艺术节。艺术啊艺术，堕落得“低过了地平线，仿佛已经进入了地狱，触摸到阎王爷冰冷的额头。”
郁愤愤不平，搞了个真壮烈的行为艺术。他背上一袋谷子，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将金灿灿的谷子撒在广场上，说中国是农民大国，在天安门广场上晒谷子可以体现农民的中心地位。那是一九八九学生洒过热血的广场。结果，谷子没撒完，他就被武警抓了起来，送进监狱。郁终于明白：好的艺术都要触及政治，而“政治这东西是不能去碰的”。他要向梅子学习，彻底改变自己的艺术道路，“由上半身的思想转向下半身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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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都江堰中兴镇老桥桥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心寒的事件：一名弱女子深夜遭遇歹徒追杀，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制止；惟一还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了卷帘门！这名女子最后在绝望中被暴徒殴打致死……”
看似这是起抢劫谋杀案，但在“后记”中，作者透露“首富灭口家庭教师，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有关部门灭口芳邻，则是为了掩饰这个社会的恶症。”
《人虫》这部作品的故事荒诞不羁，但于当今中国却真真切切。作者说“在接触不到事实的真相时，虚构就是通往真相的唯一路径。”很少有人懂得，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虚构之文学往往比记实报道更真实——有人讥讽说“中国官方的新闻除了名字是真实的之外，其它都是虚假的；独立作家的小说则除了名字是假的之外，其余都是真实的”。世间的事情往往不能照实说，即使在自由的美国，说是真实报道，实际已有了事前的选择，或许多的隐瞒。人越不能说真话，虚构即越有意思与意义。作为小说家，当今中国是“天堂”，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如此丰富奇异荒诞、无穷无尽的故事呢？当然，这是就个人写作，而非就出版而言。写作的意义与言论自由成反比，越不自由，写作便越有价值和意义。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暗中，人们才更需要看清周围。不错，文学是虚构，而重要的是，其是怎样的虚构，它通向哪里？特别是，在全民造假的中国，它是否通向真相？
严峻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作家决意走向“真相”，他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敌人，因为国家要“掩盖”、“灭口”。因此，作家选择通向真相，就是不识时务，自取“灭亡”，或囚于大牢，或逃亡，或困死，总之让你永生永世不得出声。这是“一九八四”存在之保障。
汪建辉先生是独立作家，杰出的小说家，自绝与体制，尽管他写了几十年的小说，但至今在中国默默无闻，作品始终不能在大陆出版。但这是他的荣誉，一份比诺奖更高的荣誉。他牺牲一生的名利，而履行作家的真责任与使命。中国仍有这样的作家、诗人，这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他们是中国文学的脊梁！至于汪先生小说的成就，我这里借个参照吧，中国有两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汪先生的小说成就实高于他们。读者不妨可以读读汪先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汪先生告知我，《人虫》将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老了，写不动了。“这个世界也就这样了。我们本想努力让它变得更好，却发现它越来越坏。越努力，它坏得越快。而如果不努力，至少自己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坏。在这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使坏人变好，那就只有等到它在坏人的手上烂掉。”他是真正绝望了。我闻之默然神伤。他写了一生，每部作品均秉心而写，呕心沥血，而国内少有人读到。我盼望读到《人虫》之后的第二部、第三部长篇……，但是我开不了口。我祝愿他健康！
2018年8月20-26日 于伊萨卡
注：汪建辉是中国大陆体制外小说家，《人虫》是他的新著。作者说，这将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该著将在台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