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通往真相的虚构
——读汪建辉先生的新著《人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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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部小说有点难度。幻与真,虚与实,真与假,过去与未来,错乱的时间飘忽不定……。作者到底讲什么呢?变幻不定的新奇景象及情节吸引你,也带领你,漫游一重重奇异的迷幻,最后呈现出完整的故事。哦,原来是这样。阅读它是个智力的挑战,它诱使你读下去,破解这个迷案。就像打游戏,它的难度诱使玩家非要赢不可。

进入后现代,信息传播日新月异,新技术新创造层出不穷,人的智识空前提高。这对小说创作是大挑战,小说还能不能写?怎么写?如果写,作者、作品也就需要有比读者更高的智识,更广阔的想象,更丰富的创造力。这是这部小说扑朔迷离的原因。

作者隐于闹市,这让他成为清醒的观察者,犀利的批判者。看似娓娓而谈,实则刀光剑影,作者在不动声色中,将“当今中国”这个光怪陆离的怪物解体。读者或许会赞扬作者是高手,惊叹他的智慧。但是这份智慧乃来于他的绝望;可以说那是置身世外,“立地成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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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残酷而恐怖的故事。但在这个故事中,有个优美的“伊甸园”内核——大海边那对纯真的女孩、男孩。“她在这个地方住下。他在这个屋子住下。每天她都要到沙滩边缘耕作播种,每天他都要到海潮退下的地方拣拾贝壳。”“太阳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洁净得无法藏匿欲望的世界。太阳展开了眉头。空间更加清澈,透明得像一面能够照见自己的镜子。”

在这个残酷、恐怖的故事中,这枚珍贵的内核,始终与体相随,闪出善良、贞爱、美丽。“她的美是孤独的,因为她永远只是一个人站在街的尽头,望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看着刚刚从海水中沐浴过的太阳,湿淋淋地,含羞带雾地升起。”“此刻她明白:孤独不只是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而也存在于人的同一处境中”“回忆使他想起了她——‘妈妈’——那张如母亲般慈爱、如妻子般温情的脸……”。在这个故事中,芳邻就是这个内核的延伸。作品中,作者的悲哀、鄙视、讥讽、犀利的批判,乃至绝望都来于这个光亮的内核。

与《圣经》的伊甸园不同,大海边的“伊甸园”没有上帝。芳邻是为了抵抗虚伪的社会,逃到海边,在那里与一个小男孩偶遇,建立了“伊甸园”——“一个没有人伤害人的地方”。创造女孩的是特定“文化”,而创造男孩的则是自然——自然生命。这构成“伊甸园”的内在矛盾:如果遵循自然生命驱动,“文明”的界定最终将被冲毁,他与她会成为兽的关系;如果遵循“文明”界定,那么她和他的自然生命关系即被间隔,二人即不能亲密无间地生活。于是“伊甸园”告终。作者感叹,“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文化的桎梏,道德的桎梏,总是在追捕它的逃犯”。人不能自然地生活在一起,必需经“文明”界定;但“文明”界定则是对人自然生命的限制与异化。这是人类文明不可克服的悖论。

海边“伊甸园”解体后,女孩、男孩按“文化”与“自然本能”,背向回归社会。什么是当今的社会呢?即作者所说“由利益链条构成的世界”,“在每一个链条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获益者,而付出者得到的仅仅是活下去。”在利益社会中,人或者成为利益之徒,或者被消灭。男孩——自然生命,按照丛林原则成长起来,他“抓住两个字——狠、奸;放弃四个字——良知、诚实”,而成为“狼”,但他最终迷失于重重叠叠的厚黑陷阱。女孩——善良、美丽的芳邻持守“文明”,但是为了丈夫、孩子,却沦为妓女,并最终遭残杀。在这个故事中,“文明”及天真的自然生命,最终都被残酷的利益社会所吞噬。

3

一般而言,文明国家,其文明秩序与教育同构,教育之目的就是将孩子——自然生命,培养为文明人,将其送入社会。而当代中国则不然。1949年后,毛夺得国家政权,以国家暴力全面彻底地摧毁中国既有文明,从精神、思想、道德、文化,乃至语言文字,建立毛版“一九八四”。毛后,“党”一方面延续“一九八四”,另一方面又利益熏心,实行权贵经济,上行下效,于是“狠、奸”“厚黑”成为全民哲学。在中国,天真的自然生命会变为“狼”,“文明人”或者被改造为厚黑,或者被消灭。

“女孩”和“男孩”走回社会,他们回到中国的“一九八四”。什么是中国的“一九八四”?在“中国”的大门口有块巨石,上面刻着五个大字“看,这个人民”。作者辛辣地用了“个”这个量词,显示该国家之荒诞。作为极权国家,“人民”是“党”的法宝,其一切暴行——讹诈、掠夺、屠戮、战争,都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但什么是人民?谁是人民?“人民以国家为单位时——它存在着;人民具体到个人时——它消失了”。男孩的“一九八四”启蒙者,那个出卖芳邻戴变色眼镜的女同桌,教育他:“在这里,只有两种人:人民或敌人。”“人民是一个模型,只有符合这个模型才能成为人民”,而“这个模型就是我定的!”当她引诱男孩性交后,说“你现在是人民中的一员了。”

在这个“人民”的国家,每个人都戴着变色眼镜,都将门关得紧紧的。大家共在一个大陷阱中,彼此监视,彼此告密,彼此互挖小陷阱,但大家又都是“同志”——窥测的同志、告密的同志、互相出卖、挖陷阱的同志。作者说“同志是所有落入同一个陷阱里的人称指代词”,“同志的同志是掉在一个大陷阱里又落进了一个小陷阱里的人;同志的同志的同志是落入了小陷阱又坠入了一个更小的陷阱里的人……以此类推……外延不断收缩,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独可怜、被所有人抛弃的个体。”

瘦子老师,给“眼镜女”挖陷阱,让他监视芳邻,收集她的材料,向他汇报;但“眼镜女”却又暗下给瘦子老师挖了陷阱,收集他的材料,向上级汇报,于是瘦子老师“被一棍子打翻在地”。瘦子老师奸了“眼镜女”,眼镜女奸了男孩;男孩受瘦子老师的挑唆,收集了“眼镜女”的欲望,“抖落在大街小巷”使之成为街谈巷议的素材,于是她也“被一棍子打翻在地”。
“陷阱只是一个入口处,陷阱底下网状地交织着地道,地道与各个陷阱相连,这就等于陷阱藏在陷阱之中。”这正是“领袖”所期望的,否则怎么统治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要让“人民”都成为同志,彼此互斗、互挖陷阱。这是更深一层的中国式的“一九八四”。

无论这个国家怎样玩权术,但最终“领袖”、“党”的统治所依仗的是血腥暴力。作者象征性地记述“红色的落地窗帘,红色的家具,红色的地毯,红色的铺盖,红色的墙纸。他感觉落入了血的海洋中,一阵阵血从四周向他涌来,……那个女人过来扶住他,解释说‘我们的现在是用血换来的。红色象征着生命离去,而我则踏着尸体向前进。’”

中国的“一九八四”远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黑暗、恐怖、败坏、残暴得多。

4

毛死后,共产魔咒破产。一场政变,“党”宣布:放弃革命,财富是新时代的新“真理”。路线变了,“一九八四”有了新编,但“党”仍然是“老大哥”。红色权贵原本就是流氓无产者,终于见到了财富,红了眼,要翻倍地捞。“眼镜女”曾教育男孩“共产,就是将所有的物资集中起来;主义,就是由我们统一分配。”从“党”的各元老家族,到部长、地方大员,其二代三代,乃至村长、支书,他们拼命将国产民产“分派”给自己。此“一九八四”新编,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奥威尔远远落伍。

“党”竖起腐败大旗,全党、全国、全社会、全民奋勇前进,大则盗国,小则圈地,或占、或贪、或抢、或腐、或坑、或骗,假将军、假银行、假科技、假大学、假奶粉、假疫苗……,最不济的,小民还能捞地沟油、做假鸡蛋。中国,仁义道德早已剿灭。“老大哥”打头,全民造假、“狠、奸”,互蒙、互坑、互骗。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庞大黑社会,善良、正直成为被消灭的对象,恶人飞黄腾达,好人难活。以往人们对极权的认识,多在其黑暗、残暴;而极权统治最深远的祸害,则是对文明的彻底摧毁,让社会烂掉,全民黑化、流氓化。他们彻底毁掉了中华民族。于此,国人远远没有认清。

自欧洲文艺复兴、文学、艺术即是人类人文精神的旗手、先锋。但是在中国“一九八四”新编中,艺术堕落为“下半身”、排泄物。当代中国艺术大师、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曾创作一著名作品《文化动物》,将一对猪,刮净鬃毛,母猪全身写满汉字,公猪全身写满英文,让其交配。这是“新中国”新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一九八四”新编中,“党”——“老大哥”一方面仍然垄断话语权力,严控思想文化,将敢讲真话的人或困死,或投入监狱;另一方面在铁墙上开个洞,既透点外面的光亮,又给“文人”“艺术家”一个出路,只要从这里爬出去,即可名满天下,荣华富贵,还可以入伙做官,攀上“老大哥”。

这部作品中有个情节,县文联主席邀请作家“本本”吃饭,“本本”则顺便叫上了草根作家“我”。主席说:“不谈政治。文学应该远离政治,回到文学上来吧。……你认为适应现在的文学文本是什么呢?”本本接过话说:“这还用问,当然是下半身写作喽。” 我说“在民主国家,作家的写作方向除了性之外,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发现社会的问题,这种写作才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主席说:“我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这些文字想要出版也是没的问题的。我反而觉得审查的目的是为了让作品内容有更大的提升。”

对这个时代,作者愤慨地谴责,“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精神比矮的时代/比一比/谁更矮/跪下,并尽可能地匍匐下身子/像狗一样/还可以/更矮/乌龟、老鼠、蟑螂、蝼蚁、蛀虫……/只有这样才可以在那些存在于现实里的孔洞及缝隙中钻营”;“这个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堕落”,“越堕落越快乐”,越成功。

梅子和郁是情人,艺术学院的学生,求知,进取,朝气蓬勃。但为了出名,梅子用自己的身体收集十三了个男人的精液,代表耶稣的十三个门徒。将它们放在精致的骨灰盒里,然后找来一大帮人,搞个公开仪式,埋在校园内橄榄树下。题目是《末日审判》。而且那十三个男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壮烈的仪式。梅子成功了,“一炮走红,成为艺术圈子中的焦点人物”,还去了威尼斯,参加国际艺术节。艺术啊艺术,堕落得“低过了地平线,仿佛已经进入了地狱,触摸到阎王爷冰冷的额头。”

郁愤愤不平,搞了个真壮烈的行为艺术。他背上一袋谷子,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将金灿灿的谷子撒在广场上,说中国是农民大国,在天安门广场上晒谷子可以体现农民的中心地位。那是一九八九学生洒过热血的广场。结果,谷子没撒完,他就被武警抓了起来,送进监狱。郁终于明白:好的艺术都要触及政治,而“政治这东西是不能去碰的”。他要向梅子学习,彻底改变自己的艺术道路,“由上半身的思想转向下半身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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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都江堰中兴镇老桥桥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心寒的事件:一名弱女子深夜遭遇歹徒追杀,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制止;惟一还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了卷帘门!这名女子最后在绝望中被暴徒殴打致死……”

看似这是起抢劫谋杀案,但在“后记”中,作者透露“首富灭口家庭教师,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有关部门灭口芳邻,则是为了掩饰这个社会的恶症。”

《人虫》这部作品的故事荒诞不羁,但于当今中国却真真切切。作者说“在接触不到事实的真相时,虚构就是通往真相的唯一路径。”很少有人懂得,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虚构之文学往往比记实报道更真实——有人讥讽说“中国官方的新闻除了名字是真实的之外,其它都是虚假的;独立作家的小说则除了名字是假的之外,其余都是真实的”。世间的事情往往不能照实说,即使在自由的美国,说是真实报道,实际已有了事前的选择,或许多的隐瞒。人越不能说真话,虚构即越有意思与意义。作为小说家,当今中国是“天堂”,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如此丰富奇异荒诞、无穷无尽的故事呢?当然,这是就个人写作,而非就出版而言。写作的意义与言论自由成反比,越不自由,写作便越有价值和意义。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暗中,人们才更需要看清周围。不错,文学是虚构,而重要的是,其是怎样的虚构,它通向哪里?特别是,在全民造假的中国,它是否通向真相?

严峻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作家决意走向“真相”,他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敌人,因为国家要“掩盖”、“灭口”。因此,作家选择通向真相,就是不识时务,自取“灭亡”,或囚于大牢,或逃亡,或困死,总之让你永生永世不得出声。这是“一九八四”存在之保障。

汪建辉先生是独立作家,杰出的小说家,自绝与体制,尽管他写了几十年的小说,但至今在中国默默无闻,作品始终不能在大陆出版。但这是他的荣誉,一份比诺奖更高的荣誉。他牺牲一生的名利,而履行作家的真责任与使命。中国仍有这样的作家、诗人,这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他们是中国文学的脊梁!至于汪先生小说的成就,我这里借个参照吧,中国有两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汪先生的小说成就实高于他们。读者不妨可以读读汪先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汪先生告知我,《人虫》将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老了,写不动了。“这个世界也就这样了。我们本想努力让它变得更好,却发现它越来越坏。越努力,它坏得越快。而如果不努力,至少自己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坏。在这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使坏人变好,那就只有等到它在坏人的手上烂掉。”他是真正绝望了。我闻之默然神伤。他写了一生,每部作品均秉心而写,呕心沥血,而国内少有人读到。我盼望读到《人虫》之后的第二部、第三部长篇……,但是我开不了口。我祝愿他健康!


2018年8月20-26日 于伊萨卡

 

注:汪建辉是中国大陆体制外小说家,《人虫》是他的新著。作者说,这将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该著将在台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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