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小知党（四）——贤愚倒置（从瑞金到北京）
1928年中共「六大」认为大革命失败源于领导层阶级成分不纯，推出工人总书记向忠发，强调提拔工农。1930年代初湘鄂赣苏区，“让一个是文盲的雇农当省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那时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吃不开的。”11931年4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不久报告中央：“（鄂豫皖）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张国焘提拔的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兼黄梅县委书记，乃一女文盲；新集鎮（光山县治）的苏维埃主席也是一个女文盲。2
延安时期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工人、雇农毋须候补期；贫农、小手工业者一个月；学生、知识分子、职员、中农三个月。3工农比知识分子先天高出一头。延安响彻：“老子不识字，还不是革命吗？”4阶级学说搭建起“无知者最光荣”的价值逻辑。
1940年6月14日，萧军再次抵达延安，敏锐感觉中共的低素质，日记中吐槽——
我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存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他们的能力也只能到这样的限度了。
总务科一些人们对民众态度恶劣，这和过去军阀军队的作风无大差。他们对于百姓无诚意、无真情，从来是功利性的「利用」。就是从无产者群队出来，他们一染上统治阶级的习气，也就变得可恶。5
1949年以后
1949年后，中共继续一路反知。陕西党政头头对知识分子的流行语：“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6
1958年秋，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发布指示——
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一千斤只能当五级教授，两千斤四级教授、三千斤三级教授，四千斤二级教授，五千斤一级教授。7
按康生逻辑，白发教授只能下岗，青壮农民才能获聘一级教授。
县吏文化层次
1949年前后，大陆县级官员文化程度明显贤愚倒置。以四川两县为例——
1949～1984年，川东武隆县历任县委书记学历，小学3人、初中8人、高中1人、大学6人、不详7人。8
川东南富顺县，清代大学者段玉裁曾任知县，一向文化发达，宋代出进士67名；明代出进士139人、举人492名；清代出进士31名、举人315名、贡生477名。1836～1910年54任富顺知县，进士13名进士、举人6名、拔贡10名、贡生3名，22人不详。1949年底～1984年16位中共县委书记：小学4人、初中7人、高中2人、大专2人、大学1人；同期县委副书记39人，小学10人、初中19人、高中4人、中师（含简师）2人、大专4人。9
文革更形成庞大的工农官吏队伍，中共11届中委一大批劳模。1983年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81万官员学历，大学6％，高中22％，初中以下72％。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发现省级以下工农干部比重更大，呈「倒金字塔」：文化低的在上面，文化高在下面。——
据河北省过去的统计材料，139个县，县委一把手只有三个是大专毕业的。全国地级常委4000多人，大学文化程度的仅有209人，不超过5％。省委级好一点，全国统计达到17%。10
贤愚倒置的赤色逻辑，造有一支只懂政治不懂经济文化的工农官吏队伍。
工农实况点滴
1919年3月，李大钊所撰〈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唐山煤厂的工人……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11
刘少奇、李立三早年领导安源、武汉工运，深感困惑委屈，因为工会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包括“工资加到骇人程度”、“自己组建法庭监狱”、“没收工厂店铺”等。当刘少奇、李立三向工人提出反对意见，遭到工人严厉斥责，骂为“叛徒”、刚从苏联回国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的刘少奇“苦闷欲死”，李立三则“痛哭流涕离开矿山”。12
中共之所以将工农神圣化，还不是“意在沛公”——动员工农入伙，为中共打江山？！
“伟大毛时代”
毛泽东时代终于创造出“人间奇迹”——贬斥百万士林（反右、反右倾）、饿死四千万农民（大饥荒）、最后“斗完别人斗自己”——反右傾、文革，打倒大批先后入伙的“老干部”，更摧毁吾华文化根基，以愚为贤，以蠢为智，居然整出知识分子得向大老粗学习（五七干校），将国家最宝贵的发展后劲——知识青年——全部送往农村（上山下乡），只要他们的体力不要他们的智力，停办大学……彻底逆文明而行，如此“反动透顶”的毛泽东，中共一直“三七开”，以致今天还有不少花岗岩级毛粉。
毛泽东留下的中国：文脉失传、价值失范、经济失转、政治失德、士林失声、百姓失安、童稚失教、官吏失望、山河失色…… 但毛泽东居然自吹“莺歌燕舞”？！
一时胜负在于力，春秋功罪在于理。历史最终体现“平衡”，毛泽东曾拥享的权势尊荣，今天翻转成浓烈“毛臭”。
11/25/2018 Princeton
注释：
1.钟期光：〈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回忆湘鄂赣边区史实之二），载《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99。
2.成仿吾：〈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页157～158。
3.〈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3-15），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467。
4.《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册，页426。
5.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上卷，页71～72；下卷，页9。
6.新华社：《内部参考》（北京）1955-12-29。
7.李凯源：〈大跃进奇闻拾屑〉，《炎黄春秋》（北京）2006年第8期，页64。
8.《武隆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09～111。
9.《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105～106、517、149～150。
10.《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553。
11.载《每周评论》（北京）1919年第12号。转引自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年，页21～22。
12.刘少奇：〈关于大革命中的“左”倾教训给张闻天的信〉（1937-2-20）。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4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