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苏老师，于国殇日前夕（五月27日23点）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6岁。作为他的学生和多年朋友，本想在第一时间，告知陈奎德先生及普林斯顿学社诸友，但是，为免有人节外生枝，搅乱葬礼，重复李锐先生不久前的遭遇，所以，不得不强压悲痛，等到老师入土为安之后，才发表这篇本该早写的纪念文字。
勇闯思想禁区，改革功莫大焉
苏老1923年生于北平满洲皇族世家，后考入上海交大，1949年初获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1949-1963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1963-1979年历任人民日报编辑、理论部主任。1979年任马列所（全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升任马列所所长，直到1989年流亡海外。
我跟苏绍智的师生缘，始于1979年，我在社科院世经所理论专业读研的时候。当时社科院没校舍，我们借助在北师大西南楼，上课地点在教三楼。苏老给我们讲授《科学社会主义》，从此成为他的学生，经常向他请教疑难问题。后来得知，我在世经所的一位导师，五十年代曾经是苏老师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因此从辈份上说，苏老算我师爷。尽管他是全国公认的马列权威，但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如今常见的学阀派头，喜欢跟学生平等而直率地讨论问题，包括后来被列为理论禁区的许多敏感问题。
苏老在中国理论界的学术地位很高，特别在80年代，共发表上百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并出版7本中文书（书名略）， 3本英文书（《中国的民主与社会主义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China》，《民主与改革Democratization and reform》，《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arxism in China》） ，同时，还担任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编辑。
那时的社科院，刚组建不久，包括苏老师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是劫后余生，重返讲坛，自然有痛定思痛、重新认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冲动。老邓本人复出不久，虽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但极左思潮仍然禁锢着朝野上下。要想推动社会变革，必须解放思想，勇闯理论禁区。于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胡耀邦、李先念、彭真、周扬等一帮务实派领导人支持下，中央专门召开一系列理论务虚会，与会者包括苏绍智、王若水、李洪林、严家琪、于浩成、胡绩伟、廖盖隆等人，内容包括“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其中“初级阶段论”就是苏老师首先提出来，后获官方和民间普遍认同的。
在这批理论旗手的推动下，学术界获得空前自由，从党媒到西单民主墙，均有不同程度呼吁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的言论出现。
尽管老邓很快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紧箍咒，但也没禁止李洪林发表他的四篇长文，题目分别是：“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坚持什么样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字里行间，透露出跟老邓商榷的味道。
苏老师在课堂上说过，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但不能视为金科玉律，更不能成为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工具。真正科学的态度，是继承马恩的批判精神，学习欧洲马克思学派的一贯传统，允许自由讨论，实事求是地修正过时的观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健康发展。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正受命负责平反昭雪工作，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上下同心，相互配合，因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可惜改革开放好景不长。随着推行老邓“经济放开” 与“政治管死”的矛盾政策，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学阀开始发威，到处煽风点火，发动“反自由化”运动，让刚刚有点改革起色的思想理论界，重新陷入噤若寒蝉状况。随着价格双轨制、官倒腐败、闯物价关失败等一系列问题发生，导致八老逼宫，强迫胡耀邦下台，使胡身心受到重创，郁闷而终，继而触发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
当时，我在宾汉顿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系写博士论文，从胡、赵先后下台到六四枪声响起起这段时间，我跟许多同学一样，难以静心写作，天天守在电视机旁，看国际媒体从北京播发实况（感谢当时有限的新闻自由），许多时间花在联名抗议和游行示威上。记得北京知识界声援学生大游行那天，镜头上闪过社科院的队伍，数百名专家和研究生，手持标语，高呼口号，从建国门往天安门进发，领头的一位老人，正是苏绍智老师。
然而，大游行并未阻止戒严令的实施，最终发生流血惨剧。正当我们为群众安危忧心忡忡的时候，大约6月中旬，突接苏老师从北京来的电话，说他第二天要直飞纽约，并转机到上州的锡拉邱斯，希望我能接机，送他去康奈尔大学，他要在那里当半年访问学者。
第二天中午，我按时赶到机场出口，跟手拉行李的苏老见面。年近古稀的苏老，头发灰白，神色凝重，向我讲述了北京屠城后的情况。据他了解的情况，老邓高调慰问戒严部队之后，清查镇压即将向全国铺开。因为他带头抗议，被官方点名，内定为清查对象，家人和朋友劝他，趁还有行动自由，“走为上策”。康奈尔大学这头，早在半年前就请他讲学，他早已办好护照签证，并收到往返机票。但迫于国内形势，他无法脱身，多次延期，如今流血已成事实，他个人也凶多吉少，只好匆忙动身，等于“逃过一劫”。
当天晚上，康奈尔大学的中外朋友聚会，为苏老师接风。依稀记得出席者当中，有诗人北岛、作家张新欣、博士生王绍光、贾庆国等人。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大屠杀之后“中国往何处去”。
流亡不改初衷，重新定位马列
康奈尔大学的访问结束后，又有几所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相继聘请苏老。我在美国接待过的国内学者，许多人英语表达有困难，需要借助别人翻译，或照本宣科，逐句念稿。比较而言，苏绍智是少有的一位能用英语沟通，可以离开讲稿自由表达的学者。他说，这跟他四十年代在上海交大、重大学跟南开读书时的英语功底有关，虽然后来荒废多年，但捡起来相对容易。
后来，在大搜捕浪潮中，能逃的人选择逃亡，不少人从港澳地下通道出走，流亡在欧美等地；不想跑或跑不了的，则被抓捕判刑，销声匿迹多年。白色恐怖持续两年多，江泽民宣称，要让资本家“倾家荡产”。虽然92年邓南巡以后，经济上继续放开，加速走资，但政治上继续高压，迫害改革派知识分子变本加厉。刘宾雁、苏绍智、严家琪、王若望、王若水、戈扬、陈一谘、万润南等人，均遭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公职），迫使他们长期流亡海外。后来，王若水、王若望、戈扬、刘宾雁、陈一谘等人，先后在海外去世，未能实现回国愿望。
作为社科院马列所的前所长，许多海外学者，认可苏老师在中国理论界的权威地位，又能用英语授课，所以教学和研究机会很多，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等地，都有学府聘请他。但毕竟因年龄关系，没有固定的终身教职，都是短期合同，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如此以来，经常漂忽不定，直到最后担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定居新泽西州，才买了房子，有了固定居所。
苏老曾参与发起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强调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担任过《中国人权》，《北京之春杂志》，《当代中国研究》等刊物的编辑顾问，为海外民运贡献良多。不过，在私下谈话中，他对海外民运长期存在的管理混乱和派系纷争感到失望，不想介入内斗，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学问方面。在流亡岁月中，他依然笔耕不断，发表过上百篇政论和八本专著。由于有机会游学世界各地，与众多学派探讨交流，眼界大开，有助于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形成许多新观点。
此处，我不打算全面总结苏老晚年对马列理论的再思考，这方面已经有人做过尝试，相信还会有人从事更多研究，这里只想把我感受最深的三点观察，奉献给读者。
第一，他紧密联系中国现实，对后邓时代的体制演变，做出尖锐而独到的分析判断。例如2001年7月，江泽民宣布允许资本家入党，苏绍智称之为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向“法西斯政权的转化”。这一判断，显示他有预感，后邓体制的恶性膨胀，最终将导致跟世界市场与欧美民主体制，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第二，苏老认为，从理论上说，苏中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与欧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前者堕落为党国极权体制和国家垄断经济的遮羞布，后者才保持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开放性与生命力。他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反对者的政治权力”。一党专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宁，后被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领袖进一步发展，以高度强调领袖的作用，使一党专政发展成领袖专政，最终导致个人独裁。
第三，苏老强调，马恩晚年思想，特别是两篇《导言》（即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恩格斯写的《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文献。这两篇晚年著作，对他们青年时代写作的《共产党宣言》，有重大修正。而党国宣传机构，对两篇《导言》的翻译出版和正确解读，设置障碍，刻意刁难。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从抽象到具体、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的一致性，做了首次说明。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苏老认为，从当代世界经济的现实看，以欧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找到的最不坏的社会形态，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远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而号称社会主义的党国体制和权贵经济（毛泽东说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苏绍智说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根本没有与之竞争的优越性，遑论长期抗衡和取而代之。
在《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发表了更多对早期思想的反思，特别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反思。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948年的斗争方法（即武装起义），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 恩格斯还表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总之，我认为以上三点新思维，是苏老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们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新定位，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回国不失尊严，终生追求民主
六四流亡精英，对于中国的局势演变，曾经有过盲目乐观，其中以刘宾雁先生为代表。他曾面对电视镜头，断言数周、数日，甚至若干小时之内，邓李杨铁血政权就会倒台。但历史证明，中国的事没那么简单。在铁腕镇压和国际绥靖协助之下，邓小平强硬派稳住了阵脚，并用南巡讲话强推疯狂走资，居然带动了江胡两朝的快速经济起飞，令世界大跌眼镜。一批中外御用学者吹捧起来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论，一度甚嚣尘上。
面对迷茫的形势，部分六四精英和流亡人士，开始在丧失自我。有的转换跑道，回国发财；有的改变调门，助纣为虐，或暗地为大外宣服务。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流亡老人，虽然没有改变立场，但迫于年事已高，在海外养老有诸多不便，也开始寻求“有尊严回国”的途径。上文提到的王若水、王若望、戈扬、刘宾雁、陈一谘等人，都曾有不同程度的努力，但都因使领馆要求写“悔过书”而做罢。据我所知，能成功保持尊严回国定居的，只有于浩成和苏绍智两位。有些不了解情况的朋友，误以为他们有特殊管道，或者跟当局有勾兑（写过悔过书？），所以才能顺利回国，其实不然。
我跟他们两位比较熟悉，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都多有交往，所以知道一些情况，不妨顺便说说。于老有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可称为“于浩成模式”。他跟许多其他流亡者一样，开始都想跟中国领事预先沟通，答复都是要写“悔过书”，于是做罢。后来家人建议，干脆不理领馆，就拿护照买机票，直接闯关回国，万一在机场出事，就把矛盾上交给当局，看他们如何处理。
于是，夫妻俩人分开行动。太太前一天顺利回国，于老乘第二天的航班。到北京入关的时候，被要求补充一份“检疫表”，耽搁一段时间。急得子女们团团转，以为出了状况，开始准备向媒体曝光。关键时刻，终于看见于老，满悠悠走出通道，这才通知洛杉矶的女儿于军，立即办理托运几十箱书籍行李。因为于老原单位属于公安部，所以托运物品都没有经过严格检查，所有海外书刊毫发无损。
苏老情况有别，太太是中国护照，自己是美国护照，我称它为“苏绍智模式”。开始的时候，苏老去申请中国签证不成功，领馆也是要求写“悔过书”，被苏老拒绝。半年以后，苏老跟太太一同参加团体游，由旅行社代办，居然顺利拿到签证。于是随团回国旅游，旅游结束后，回到北京家中。待签证到期需要续签的时候，苏的个案申请自然上报到高层，苏老的续签居然顺利获准。当局还承诺，今后可以无限延期，也不需要自己到场，可以让孩子们代办。我分析这种特殊安排，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苏老毕竟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功臣，当局不可能不考虑到他的巨大影响；第二，他在海内外的行为都公开透明，非常理性，不会对当局构成直接挑战；第三，年事已高，双目近乎失明，若刁难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需要要承担的道德成本实在太高。总之，两位老人能成功落叶归根的一个共同经验，就是不必跟下层事务官员罗嗦纠缠，直接采取行动，把难题推给对方，让上层去决定。当然，他们每人都有独特的条件和具体情况，别人是否能成功模仿，是另一回事。
苏老回中国定居以后，记得又来美国看望过女儿两次。近七八年视力更加恶化，只能在北京家中的小花园中散步。不能读书看报，让苏老失望着急，我劝他 “眼不见，心不烦”，放宽心休养，用耳朵听听新闻就可以了。他说，拜托现代通讯手段，通过收听，他依然能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苏老对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充满信心。他说，从他学生们的口中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有理性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朝在野，都支持深化改革开放，让中国向普世价格靠拢，最终走上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康庄大道。
苏老的辞世，代表中国理论界另一颗巨星的陨落。但我确信，他留下的正义良知和精神财富，犹如在天际画下耀眼的光芒，必将照亮中国民主化的前进征途。
2019年 6月初于旧金山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