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关于“和平变革”与“暴力革命” 之问题探讨
引言：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社会，无论古今中外，“和平变革” 与“暴力革命” 都是时有发生的事。就以中国而论，五千多年来的社会历史发展，历朝历代发生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事，那是难以胜数的。这种社会动荡与变革主要有和平的变革和农民的武装起义造反等两种型式，其次是宫廷内部的政变也可以列入其中视作一种型式。正是这些社会动荡与变革使中国社会不断出现政权更迭乃致改朝换代，也正是因为这些，把中国历史的车轮不断地得以向前推进。
历史上所有的这些社会动荡与变革，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底层民众受尽欺压和剥削忍无可忍，或者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内斗，从而引发了和平的变法、宫廷政变、乃至农民暴力革命造反，这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规律。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矛盾和问题的时期，这个社会制度必定要变，社会才能和谐、进步。在社会变革的三种表现型式中，哪一种对国家和民族更为有利呢？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很值得我辈今人去深入探讨。
认真总结过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指导我们今天进行社会变革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几个问题的总结和分析探讨，来认清当今中国社会的变革所需要的方式和应采取何种的步骤，这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一、 古代以来历史的简要回顾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社会制度的变革，除去宫庭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血腥暴力型式外，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变化或发展方式，即和平变革与农民暴力革命。这两种表现形式在历史演变中总是在不断交替出现的，认真回顾过往的这些历史，许多问题定会是发人深省、并深受启迪的。
1、 和平变革之在中国是时有发生的事
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据史料记载，早在纪元前八百多年的西周时代，即有社会和平变革的记载，如那时实行的井田制与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政策的实施，对推动当时奴隶制社会的前进是有益的，可以说这是古代中国社会和平变革的最初尝试。
中国社会真正的和平变革应该首推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的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而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其后是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尤以商鞅的变法最为完整，使秦国一度强盛无比，最终灭了六国而使中国迈向了统一。
到其后的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辽、宋、夏、金、元时期，再到明、清时期，两千多年来，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过各自许多和平变革的历史记载。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汉代的王莽改革，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后周周世宗的改革，唐代贞观之治的改革，宋代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明代张居正的改革，直到晚清康、梁的戊戍变法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社会变革，这些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都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
在所有这些历代的变法中，虽然也有为底层民众利益作想的因素，企图化解当时的社会矛盾，对农民作出某些让步；但这些变法最终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维护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可说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换句话说那是在变法儿，几乎无一例外是奔着为国家捞钱，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着想的。至于民生疾苦，则极少有出现在变法内容之中的；即使有出现，那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一种幌子罢了。
这些古代以来的变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以和平变法开始，而结果大多以失败而告终，有的并受到了血腥的暴力镇压，使一些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为变法意味着某些制度的改变，势必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必然会不择手段的抵制和反抗，强烈的报复而屠杀变革者。如商鞅的被车裂，吴起被乱箭射死成了刺猬，张居正被处死后鞭尸，挫骨扬灰，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等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这些变法者中只有王安石是个幸运儿，那是得益于宋朝人性化的政策，宋太祖赵匡胤的祖训是：不杀士大夫和文人，使他们都变成了“傻大胆”。
总起来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经历的大小数十次变法，大都是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的，虽则大多失败了，但它对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则是不可麽灭的。
2、 暴力革命对国家民族大多是深重的灾难
中国自古以来农民的暴力革命造反，其产生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农民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临生死抉择，才被逼揭竿而起爆发起义造反。据史料记载，最早是秦末（公元前209年7月）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力造反；紧接着是刘邦、项羽各自领导的起义军分别消灭秦军主力，而后刘、项相争以刘邦胜利而告终，建立西汉政权，刘邦可说是中国农民起义的首次胜利者。
自西汉时代起，其后的历朝历代都不断有农民暴力起义的事件爆发：如西汉的绿林农民起义，赤眉农民起义；东汉的黄巾农民起义；两晋时代的杜韬、孙恩、盖吴——等多次农民起义；隋代的瓦岗农民起义、窦建德农民起义；唐代的西原人民起义、王仙芝起义、黄巢农民起义；宋代的王小玻、宋江、方腊、钟相、杨幺等多次起义；元代末年的农民起义；明代末年的李自成农民起义；清代的古州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暴动、捻军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等。在这前后数十次较大的农民武装暴力起义中，我们应该从中看到或总结什么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下列几点是必须清楚认识到的：
a、农民暴力造反的初衷是值得同情与肯定的：农民们之所以揭竿而起进行暴力造反，那完全是各个时代封建独裁者所造成的，是他们只为着自己荒淫无耻的生活，为着维护他们的封建皇权统治，而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底层广大民众，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忍无可忍，被逼无奈而终于引发暴力造反，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企图推翻封建独裁统治，以建立自己的政权。对于这种农民的起义造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也是功不可没的。因而对农民的暴力造反来说，它的初衷是无可指责的，是值得同情和肯定的。
b、农民暴力造反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在历代的农民暴力起义中，胜利者固然也有，如秦末的刘邦起义成功了，建立了西汉政权；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成功了，建立了明朝，可以说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成功的典型事例。然而在数十次大的农民暴力造反的起义中，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虽然在起义开始阶段由于得到广大底层民众的积极支持拥护，纷纷投入到起义军的队伍中来，使起义军夺城得地，并夺得大批财富而获得胜利。但，最终他们因为一时的胜利而冲昏了头脑，有的变得疯狂而失去了人性大肆屠杀起自己的人民来了，有的贪污腐败，生活腐化堕落要超过了原来的封建统治者，加之自己内部的分裂内斗，在封建统治者的疯狂镇压下，是没有不失败之理的。如秦末的陈胜、吴广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竖起大旗造反后，不久就忘记自己起义的目的，将刀刃劈向一个个手无寸铁的军民；唐末黄巢起义做了头目后，用八百多万个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来发泄自己的私仇与旧恨。最为典型的要数明末的农民起义者李自成和张献忠，李自成这个恶棍一样的起义军领袖，他屠遍了整个北中国；他的拜把兄弟张献忠，更是个恶棍加流氓的农民起义军头目，他的屠刀几乎削平了整个南中国，尤以四川最为惨烈。清末的太平军领袖洪秀全打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温饱” 的旗号起义，当他挥师进入南京后，尚未取得彻底胜利，就急于当皇帝，开始腐化堕落，并立即开始血腥的专制与屠杀，在清军的镇压下是没有不失败之理的。
c、“打江山、坐江山” 是历代所有农民起义者的最终追求的目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由于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教育，更由于“自私”这种劣根性长期以来对农民的影响，使农民们眼光短浅，缺少民主意识；一旦取得了某些胜利，就会只顾满足眼前利益而忘乎所以，就急于坐江山、当皇帝，最终失败那是自然的事。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农民起义事实上是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对国家是破坏，也使得民众遭殃。既使他们夺得了政权，也是打倒了旧的流氓集团、旧的独裁者，而建立的是新的流氓集团和新的独裁者。这种农民暴力革命的目的还值得赞扬么？还能说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么？笔者以为这起码是要大打折扣，更不能再如毛泽东所言的“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了。
3、宫廷内夺权之争斗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大丑恶之举
在中国古代社会，宫廷内争权政变之举，史书记载是不绝的。秦汉隋唐，代代皆有；魏晋南北朝，“禅让”相替；五代十国，兵变迭兴，宋元明清，俯拾皆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为了皇位，究竟上演了多少子弑父、臣弑君、兄弟阋墙、互相斫杀的骇人听闻的悲剧，恐怕是很难准确统计的了。假如从秦代的沙丘之变算起，到西汉的周勃救汉，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再到杨坚代周，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张柬之逼宫，到宋代的陈桥兵变，明代的靖难之役，英宗复辟，夺门之变，以及清代的多次宫廷争夺皇位的你死我活的内斗，都是中国历代皇朝宫廷政变之典型事例。
人的权欲是没有底的，当了皇帝的人为了保皇位不被篡夺，他得时常要防备那些文臣武将侵犯他的权力。就是皇帝的兄弟子女间，为了争当皇位的继承也会互相残杀。因此宫廷政变的核心是权力之争，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互相残杀，其手段是结党营私，钩心斗角，看凤驶舵，投井下石，翻覆无常，泄愤报怨等一系列现象，无所不用其极，都是丑恶无比的权欲之争。这些争斗真有如万花筒中那摇滚于卑鄙的手段都用得出来的，如此这般的宫廷内斗，显然对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因为这些宫廷内部之权力争斗，绝大部分是为了个人或派系（集团）的权力，大多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甚或只存在野心，往往具有孤注一掷的可怕的冒险性，欲望淹没了理智，因此对于大多数宫廷政变来说，是谈不上有何进步意义的，充其量也只是那些政变成功者在某些政策措施上有所修正，或者是出台某些对人民有利的让步政策，仅此而已罢了。但极少数也有正义性、进步性的，例如近代史上的“戊戍政变” 就是一个例外， 它的进步性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二、 当代的“共产暴力革命”仍是历代农民革命造反的继续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从毛的这句话可清楚地表明共产党是从外国进口到中国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并给予资金、派出代表直接领导创建的。在此后中国共产革命的岁月里，毛泽东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希望，更把自己的思想自命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锋”。 这种肉麻的自我吹捧完全是一派谎言，令人嗤笑 。
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大潮中，那时是不会有多少人会去相信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头脑清醒、行为持重的人都会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 “过激主义” ，敬而远之 。只有那些思想过激、情绪愤怒的少数青年人在信仰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认为它是“当代欧洲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掷，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这个 “主义”上，这是历史的大错误。而对于某些有野心的政客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们招摇撞骗的一块时髦的招牌，用以欺骗中国人，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毛泽东正是这么一个政治上的投机者、野心家，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句话，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根据此言，他自己实践一辈子的信条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其实毛泽东崇拜的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 也并非什么新东西，而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土产 。中国两千多年来那些历代的农民造反者，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到黄巢、宋江、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武装起义造反，暴力夺取政权，都是这一套玩艺儿，怎么会是外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呢？可见毛泽东所终生追崇的这种 “马克思主义”， 其实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武装起义造反的那一套，一切是为着权力而奋斗，“打江山，坐江山”。 毛泽东在没有政权而从事造反之时，它最大的欲望就是欺骗农民起来造反，不择手段地为他夺权而卖命；一旦权力到手，它的一切就是维稳，不择手段地保住权力。
其实毛泽东到底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到底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都是值得怀疑的。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阴历11月19日）的毛泽东，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凡学过的东西都能熟记于心，加以运用。他对中国古代那些宫廷的权斗史，对《水浒传》一类的书及历代的农民造反史是十分有兴趣并颇有研究的。据说他少年时曾写过一首《咏蛙》的小诗：“陆水双栖池畔登，柳阴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就具有霸气和戾气，他的道德观是“我” 髙于一切，自小就开始形成了。他的革命生涯遵循的正是这些，而绝非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岁月流逝毛的成长，随着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到了中国，正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客观地说，尽管他从小就具有一股霸气和戾气，那时的他是一个立志为国家、为民族求解放的青年人，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则是无容置疑的。后来是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共产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毒害了他，加之历代中国农民造反的那些事在激励和鼓动着他，使他在此后毕生的“革命造反、武装夺权、奔向共产主义” 实践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绝非什么“翻身、解放” 和“宪政民主的和谐社会”，而是一个更为独裁专制、是一次次的特大灾难，这早已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不容否定的事实。
从毛泽东在夺权前和夺权建政后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人们完全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中国的所谓“共产革命”， 实质上乃是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造反的继续，根本没有现代宪政民主的丝毫理念，对国家和民族只是灾难，是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的。
三、 近代、现代史上领导层中权斗之争都是不同型式的闹剧
在中国的近代、现代史上，宫廷内斗仍是不断的，与古代的宫廷内斗多有相似之处。首先是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打败了其它的军阀集团，最终取得胜利而建立了统一的中华民国。如果此时的各派系能真诚团结建国，实现由军政、训政而逐步走上宪政之路，建立真正宪政民主的国家，中国早就会建设成为一个宪政民主、人民幸福的民主国家了。但由于各派系只知道为各自集团的私利打算，不能真诚团结，相互争斗不断，乃至操刀使枪进行你死我活之决斗，如蒋、冯、阎中原大战，蒋、桂战争，福建事变中蒋军与粤、桂军间之战——等等内部之争；加之共产暴力革命之内乱，日军剩机侵占中国，使蒋介石这个号称统一的中央集权穷于应付而不可能集中力量建设国家。最后虽在美国等盟邦的全力支持下取得了打败日军的胜利，但最终却因自己内部的腐败，失去民心，终于失去在大陆的统治权，而让毛泽东得以在大陆夺权建政，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毛泽东在大陆夺权建政后，早就把他过去关于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种种许诺抛到了九霄云外，所建立的是一个比蒋介石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他在位时的二十多年间，由于他的种种胡作非为，使国家和民族都遭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灾难。在他的统治下内部争权夺利之斗争也是从未间断的，如最初的高饶反党集团事件，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其后是毛与刘少奇之争，最后是毛与林彪权力之争，毛的亲信江青等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之争，都可以说是领导层中的内争，均是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的。
无论是蒋介石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内部之权斗，虽然斗争的原因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自己一派能掌控国家大权，都是出于私心；出于这种私心引发的内斗，不管是谁争得胜利，这个政权的性质都不可能会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充其量只不过是有某些政策的些许调整而已，对国家和民族绝无什么益处可言的。因此这种内部之权争对历史的前进并无什么实质上的进步意义。
只有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10月他的余党江青、张春桥等“四人邦” 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一举粉碎，这可以说是一次颇有进步意义的内部政变。由于这次政变之成功，改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他的阶级斗争邪说，平反了毛泽东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经济上开始了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民不但能吃饱饭，经济建设上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可以说这是一次进步的、富有现实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政变。
四、令人忧虑的当今中国社会现实
假如毛泽东在夺权成功建立新政后，能兑现他在夺权建政前的种种许诺，领导中国人民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发展经济，努力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和谐社会，他的历史功绩就会永载史册了。但，夺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早就把他原来的种种许诺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所建立的是一个比蒋介石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从1950年开始的所谓剿匪、反霸、土改、抗美援朝，到其后的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右倾，再到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胡作非为，使国家和民族都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都是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历史性大灾难。毛泽东的这些种种历史罪行，全地球人都是知道的，限于本文篇幅，在此无须重述了。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中国迅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首先得益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一举粉碎毛的余党江青等祸国殃民的“四人邦”， 使中国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后又在华国锋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一批改革派领导人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开始了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开始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改革；同时由于进行思想解放，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政治上出现了某些宽松的环境，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春天到来了，这是中共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伟大进步。
后来主要由于邓小平的原因，他凭借在共产党中的老资格，他的目的仅是要改进毛泽东的某些错误，如反右（邓只认为是扩大化，而根本上没错）、大跃进、人民公社、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文革——等等。其实这些错误他本人就是有份的，他是毛泽东一系列罪错的制造者之一。而今他的目的只是在经济上进行某些改正，恢复过去被他们打倒的东西，而对毛的独裁专制的政体决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提出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精神污染”，“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说法，其实质就是反对政治体制的改革，顽固坚持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正是在邓小平这些错误思想的主导下，他先是镇压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运动，后又镇压了1986年的学潮和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抓捕民运人士，下令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连续搞掉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三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无疑这些都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这些胡作非为，他一生热忠于毛独裁专制的政体，且思想固执、傲慢、僵化，自己又提不出对中国人民任何有益的理论，只能搬出他的“猫论”、“ 摸论” 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等所谓的“理论”， 那些御用文人则把这些称之为什么“邓小平理论”， 这不但是令人嗤笑，且全都是对中国人有害无益的东西。在他的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开放，他也绝不能称之为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非法地把赵紫阳这个中共总书记搞下台后，重用江泽民这个无德无能之辈，不但使中国的政改停步不前，经济上也不思改革，甚至是假改革、反改革，大搞腐败治国，让权势者和他的关系户们“闷声发大财”， 并疯狂镇压法轮功和不同意见人士，使中国社会的各种存在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整个国家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任何人都会清楚地看到，自江泽民当政以来，整个中国贪腐横行泛滥，至今为止一批又一批贪腐官员落马曝光，他（她）们的贪污受贿金额数量惊人，腐败丑闻不堪入目；那些红色家族和权贵势力既得利益集团非法占有大量不义之财，使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社会不公不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环境严重污染破坏，制假贩假和走私贩私猖獗，官商勾结、官黑勾结掠夺国有资产，民众的合法权益大量受到侵占，屡屡引发群体性抗议和骚乱事件；各种刑事犯罪和黑社会集团性质犯罪居高不下，人为造成的各种安全事故频发，黄、赌、毒泛滥成灾；弱势群体举步为艰，被座座大山压在了社会的最底层。这些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和各种矛盾的严重存在，激发起了广大民众的怨恨与愤怒，就有如一座潜藏着巨大能量的活火山或者地震，炽烈的岩浆随时都会找到突破口而向外喷射，强列的地震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真到此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定会是毁灭性的巨大灾难。
中国绝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私产，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国家。任何一个政党和团体，都不可能永世不变地执掌一个国家的权力，这是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总是会变化的，这早已为历史发展演变的事实所证明。为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着社会的和谐进步，为着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宁，从最高执政者到普通民众的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并积极地化解它、彻底解决它，这是事关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大事。现在是到了彻底清算这些问题、并立即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结束语
从以上对中国自古代至今的历史及对当今腐败社会现实的简要论述，人们可以得出何等样的认识和思考呢？为着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笔者特提出下列几点个人的浅见，与关心此道的朋友们共同探讨，并忠心地欢迎各位的批评教正。
1、 暴力革命在中国是不可行的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暴力革命造反，他的起因和初起的发展当然是值得同情和肯定的，对推动历史的前进也是不可否定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所有的农民革命造反者，他们的目的只是要“打江山、坐江山”， 是要推翻旧的独裁者而使自己成为新的独裁者，从来就是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美好生活的诉求是毫不相关的。
由于中国农民普遍存在落后的思想意识，更由于那些起义的领导者们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有不可告人的野心，中国人的劣根性在他们身上总会不时表现出来的；加之在统治者的疯狂镇压下，历代的农民革命造反者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虽然也有像刘邦、朱元璋和号称“共产革命” 的毛泽东造反成功了，夺权建立了新政，但事实清楚地说明，这些政权建立后，并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多少好处。历史已经作了清楚地说明，这些靠暴力革命造反夺得的政权，对国家和民族是毫无益处可言的，特别是像毛泽东搞的暴力共产革命，更是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所带来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空前大灾难，这样的革命它的意义显然都是子虚乌有的胡编乱造。
总结过往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定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想以暴力、特别是大规模暴力革命造反的作法来企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实践证明都是不可行的，不论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基本上都是如此的。这种暴力革命造反，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任何建立在暴力武装行动上你死我活的社会制度变革方式，其对社会现有成果的破坏摧残都是毁灭性的，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伤害更是无法估量的。既然对社会是巨大的动乱，对国家是破坏，对广大民众只能是灾难，这种暴力革命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今日之中国虽是在共产党一党独裁统治下，这个党从建立至今九十多年了，除组建之初的陈独秀时代，那时一批忧国忧民的青年人信仰共产主义，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奋斗，是值得称赞的，也可以说此时的中共是光荣的、正确的；再有就是此后到了1976年10月，在华国锋主导下一举粉碎了毛泽东的余党江青等“四人邦”，1978年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唯有这两个阶段的中共可说有光荣、正确的一面。除此以外的时期人们是看不到中共的任何“伟大、光荣、正确” 之处的，有的只是错误铸就的灾难。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执政即将七十年了，且不论是历史错误造成的或是别的偶然因素所致，自建党以來它应该积累起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果共产党的执政者头脑清醒、正常的话，他定会对这些经验与教训去深入总结反省，以改正过往的罪错，迎接新的未来。同时在中国广大的民众方面，应该有宽容和耐心等待的思想，对于中共无论犯过什么错误，无论现在出了多少腐败分子，无论当今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多么激化不可调和，我们只能对它采取批评和促其改变的态度，而绝不能付之以暴力。因为在相当的时间内，就威望和执政能力而言，当前的中国是没有任何党派和力量能够取代共产党的。如果企图想以武力来取而代之，从国际和国内条件来说，都是绝无此种可能的。
一个政党和一个人一样，他不可能不犯错误，也不可能永远坚持错误；对有错误的政党，人们仍应该给他们改正的时间，仍需耐心等待。虽然在中共近年来十八大和十九大全会上，它的会议决议还多有不足之处，如仍然声称什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套对中国人民毫无用处的空谈式说教，目的只为保党而仍在忽悠人民，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先不必计较这些，因为不如此共产党就会站不住脚了，人们应该暂且理解这些。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它声称的继续深化改革，高调反腐，扫黑除恶，惠及民生，并在宪政、人权、民主等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有实施的意向，也在实际行动中作出了许多实事、好事，这对国家和人民是大为有益的。既是这样，我们何不拭目以待，耐心等待共产党中民主力量的兴起，丢掉暴力革命这种想法和主张，以非暴力的手段来促成社会的变革，这才是十分明智的正确思想。
2、 和平变革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正确之道
和平变革是社会制度一种非武装暴力行动，是承前启后、历时较为漫长的、你中有我的衍生变化方式。和平变革有如顺水推舟，是当今社会制度变革或社会制度更替的最好方式。对推动社会制度变革而言，和平变革无疑要比暴力革命造反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主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宇宙制度或宇宙真理，都需要在不断地变革中获得新生。在当今社会假如把实施宪政民主当成一种和平变革，那么其所“变” 的只是将一党独裁专制和平地变成多党通过公平竟争上岗执政，其所“变” 的只是将权力独裁和平地变成彼此间相互制约的三权或多权制约，这当然是于国家和民族更为有利的。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变革如果非要采取暴力造反的方式对国家民族不利，就是对暴力造反者本身也是并无益处可言的。
中国的和平变革古以有之，虽然大多遭到了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镇压而失败，变革的主导者为此而流血牺牲；但在当今世界的时代背景下，和平变革乃是社会进步唯一可行的办法。有人反对和平变革，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各种存在问题和矛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天怒人愿，非得以暴力革命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笔者认为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故然可以理解，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它仍是不切合中国当今实际之言，从国家和民族之根本利益作想，此言是不当的。这种意见没有全面总结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只停留在表面地观察问题，只知怨恨和意气用事，显然是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观察问题，绝非解决根本问题的正确办法。在当今之中国，不管这个社会存在多少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也只能采取和平的手段来促使其变革，这是于国家和民族有利的正确之道。如果硬要采取暴力革命造反的办法，首先是这种办法不可能成功，因为当今的国际国内环境变了，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背景已不复存在，这种暴力革命绝难以成功；退一步来说，即使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而一时成事了，由历史以来中国人的那种德性，那还不是一个新独裁集团推翻旧的独裁集团，就像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那样，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的却是更为独裁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打倒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新冒出来的却是成百上千的“红色权贵家族”， 他们掠夺的资产多得惊人，他们奢华腐朽的生活不知要高出过去“四大家族” 多少倍。这样的革命既使成功对广大民众又有何意义呢！？
3、 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执政者内部民主派与广大民众的共识与互动
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我们主张和平变革，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或暴力革命，这并不是说“和平变革一定会到来”， 而“暴力革命就一定不会发生”， 这是要有多种因素来决定的。这里首先是要有领导层中民主派的出现，要有广大民众的觉醒与积极参予，并且这些民主派与广大民众要有共识互动，缺失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有理想之结果的。
自从2012年薄王事件爆发后，在中国大陆朝野两个层面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化，引起了海内外学界和媒体对中国政治及社会形态转型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诸如“中国当今是否会发生暴力革命” 或“中国的和平转型” 等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为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些学者和知名人士还向中共高层提出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倡议。紧接着又发生了《南方周末》及《新京报》等媒体反政府管制新闻的事件，在海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激起了一个反对新闻检查和要求媒体自由的浪潮。在此过程中，一些党媒、官媒也纷纷参与了抵制转发中宣部指令的《环球时报》社论的活动，其后官方被迫以妥协而来“平息” 这场风波。据此人们可以看出，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期望完全可以重新给予定位，也为今后再次讨论“中国是否会发生暴力革命” 或“中国的和平转型问题” 提供了新的养料，以供人们自由探讨。
虽然中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如果执政党不正视这些，不主动推进宪政改革，让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继续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爆发政治危机或社会革命，这种可能显然是存在的；但如若执政者能翻然觉醒，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促成和平变革的实现，这对执政者和广大民众都是水到渠成的好事。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俄罗斯、东欧国家和近来非州一些国家和平转型的成功经验早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为什么不来虚心学习呢！
相当的海内外学者认为，根据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分析，“中国马上爆发一场革命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它们认为，现今的中国政权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百姓生活不断提高，人们广为接受的反体制意识形态被降低，他们不急于鼓动革命；同时中国经常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大多是因为经济诉求，不会成为革命性事件的促发因素，加之中国的“国家领导每届五年” 和“每任不超过两届的做法”，这就可以“ 送走那些人们已经厌烦了的领导”， 给了人们一种新的想象和希望，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朝着暴力革命的方向发展，显而易见地会增强人们对和平变革的信心和决心。
和平变革要靠领导层中民主派的出现，更要靠民众的广泛觉醒；要靠这些民主派与民众的共识与互动。虽然在当今的中国暂时不会出现像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的领导人，但出现像胡耀邦、赵紫阳一类的改革派领导人则是大有可能的。现今中国的新领导者，从他们上台执政后，人们已看到了他们的所为是立志改革为民的，短时间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是江、胡时代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他们都是知青一代出身的，他们经受过文革的磨难，吃尽了独裁专制的苦头。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大学学习，在学校中就是民主思想活跃的一代，现在历经三十年的磨炼而走上中国的政坛，可以预见到他们定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和平变革的伟大历程，造福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4、中国的最终目标是祛除一党专制实行三权分离的宪政
完成和平变革的民主转型后，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和平变革的基础上，中国最终要祛除党治，开放党禁，实行多党轮流竞争执政。与此相匹配的就是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开放言论，实现真正宪政民主，让人民可以用选票来决定各级官员的人选。这些都真正做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惜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宪政梦、宪法梦就会真正实现了。
这一步的真正实现也许要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时间，我辈耄耋老人是不可能看到的了；但这一步在中国是非走不可的，只要全体炎黄子孙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一目标是终归要实现的。待到多党竞争执政和宪政民主实现之日，活着的人们千万别忘了把这大好消息告慰九泉之下所有已故的老人，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分享。
最后想引用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当年中共主办的报纸）社论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据说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
社论说：“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社论还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党风度，博大的心怀”。 社论最后说：“七月四日万岁！民主党万岁！”
今年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243周年纪念日，在76年前《新华日报》就喊出了历史的先声，今天的中国人还不应该努力实现这一“历史先声” 么？！
作于2019年6月下旬至7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