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和我有相同经历的习近平先生
东郭先生
过去我喜欢国庆，那是因为我生在一个和习先生一样的革命的家庭。父亲说当年阎锡山的兵当不上，为了生存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人活得先为了一口饭碗之后才有一个主义告诉你这个组织这个主义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利益。父亲曾经被丢到山里喂狼后来被叔叔捡了回来，既然都是死路一条，管他什么主义有饭吃就是好主意。之后革命一路过来死了好多好多的人，父亲是幸存者之一，也包括习仲勋。作为革命的后一代，在文革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因为每天我们都在快活地生活，吃着食堂、上着机关学校，看着父母每天工作地进进出出而已。那时候，国庆对我来说就是庆典、就是荣誉，因为每当那一天父母都显地很庄严。
小学三年级某一天，突然教室里闯进来一些穿着没有徽章的军装大哥哥姐姐，挥舞着拳头高呼“造反啦”“回家啦”。看着上课老师颤颤微微地样子，顿时，我们这些孩子意识到自由已经降临，本能地不顾及过去有权威的老师冲出教室。我清晰地记着我的教室在那栋靠近校门口的那栋灰砖三楼，从下往上是一到三年级，高年级就在隔着大操场对面的新式平顶楼房。出了教室，楼道上全是孩子像潮流一样涌向校门。过去严肃管理大门的阿姨困惑地看着我们，无奈地向我们挥着手。不过我感觉出父母最为艰难地时代降临了，每天在家时间比较长，妈妈开始养鸡种菜，机关的空地到处是开垦出来的菜地和搭盖的鸡棚。有天我在18号楼（机关里面最大一栋处长楼）上看到红卫兵把执勤解放军的枪给抢走了（小战士没有反抗），不久警卫连也撤走了。不知道哪天开始，红卫兵开始随意对所谓的走资派进行无需事先通知的抄家。每当抄家，我们孩子就会闻风而去围观，因为一是整天实在也没有事做，二是去看下红卫兵到底说他家如何的反动了。我亲眼看到省级部长郭书瑶副部长左丰美（后省人大主任）家被抄的体无完肤。我亲眼看到红卫兵把叶飞给左丰美的委任状不屑一顾的丢在地上踩上一脚。当他们走去另一个房间的时候我捡起来看了一下，是叶飞的亲书毛笔字的委任状。这个要是能留下来对于他的后代来说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家传。机关大院每天都会听到伴随着“我是走资派”喊声的锣声，那是红卫兵在整人。同时也出现一种自我斗争的场面，自己给自己挂上一个牌子拿着家里的铝锅敲打自责，这种方法的人可以避免红卫兵的人格凌辱。自我斗争的场面我亲眼看到16号楼的杨春水，他的儿子是我大学的哲学系校友。省委机关大院每天这样的场面此起彼伏，而我们依旧在大芒果树下玩陀螺比划这各种儿时把戏。我记得和习先生一样，1953年出生的孩子在我们眼里就是带我们去爬后山的领头“大孩子”。那些大孩子稍微不慎就会被红卫兵盯上，看不顺眼就给一顿暴打。我亲眼看到一位大哥哥被欺负后嘴角带着血丝回到我们的小儿群里。那个年代没有人太关心国庆节，更关心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记得全国山河一片红远远超出国庆节。我的感觉国庆、国旗似乎没人提及，而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像章才是革命的最高象征。
文革后期折腾地蛋疼，人似乎回到了动物，每天为了有限的食品日用品四处奔忙。先是这个券那个票，后来又是自行车票、电视票。我记得学工、学农时候每人一个大瓷铁质牙杯用来统一盛饭，一个班一个铝盆装菜（那时候没有塑料制品），菜就是蔬菜，唯一区别是今天有没有放一点猪油在里面。有的话，嘴唇会滋润一点，没有的话只好多盛点菜汤下饭。一周有二次肉的话一定是一人一片放在你的牙杯上。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文革，父母是如何把我们养大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我记得一次在国营的水果摊上偷了梨子，当场抓住后被追究，后来从我的发音知道是机关大院的孩子，他们知道我们的父母终日被斗根本负不了责任，无奈之下把我放了。习先生文革期间因父母受到严重冲击，属于随时被红卫兵折磨的反动子女。轻则没完没了地写悔过书和认识之类的检讨书，揭发罪行、划清界限，重则拳打脚踢还要人格侮辱。那时候习先生被亲戚送回老家富平县插队，谁知当时的富平县书记拒绝接受反动子女，无奈去了延川县的梁家河大队。我在youtube上亲眼看了时任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他接受记者采访，详细介绍了自己生平和16岁上山下乡所遭受的非正常孩子能接受的苦难。他说每天就是想着回北京，几次偷跑回去又被亲戚出于安全强行送回。试问下，在那个经济萧条的革命年代，在那个惨无人道、丧尽人性的时期，尽管革命曾是我们的父母，然而面对染着烈士鲜血的五星红旗你会有何感觉？习先生16岁为了保全性命出走插队独立生活，作为一个生命他会本能的生活；作为一个少年，在那个年纪的那种遭遇，心灵一定会产生碰撞而且是刻苦铭心，那就是初心。
步入了上世纪70年代数年，该整肃的也差不多，几乎人人触及、官官挨斗了。那个斗争的普及率是一个里程碑矗立在那里，至今没人敢为文革死去的人建碑，无论是冤案还是假案。但是它在每一个经历过的人的内心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这代人遇上了类似情景重演反应会很快，噩梦也会深夜重来。那时候老皇爷又变出新的法子折腾国家和人民。1972年他和反复教育我们是敌人的美帝国主义言归于好，为了他的权力他今天可以用美帝整死你，明天他又用美国老勾你。这就是警察和嫖客的逻辑。1976年结束了上山下乡，77年恢复高考，78年重提理论思想大解放。随着各类专家慢慢的又出洞，中国的政治环境一下改变气氛，人民的思想负担也顿时感觉轻松的多。到处都是在讲套话、假话，那时候最盛行小道消息背后议论。我记得因为父亲恢复工作担任了一个区域领导干部，我每天被老师邀请到家做客聊天，名曰随便说说，其实想了解一些官方内部消息。在初高中没人会惹我，老师对我都十分的客气，偶尔犯了点错也是不了了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除了恢复老干部回到领导职位上之外出现了培养新干部的机制。但是那时候走后门现象极为普遍，谁有关系谁就能上，没有关系的整天想着找关系。记得那时候晚上常常有人来访我的父亲，这也是我被周围人注目的原因。看下习先生的公开履历也就知道坐火车和坐火箭的不同。他受过苦，但是运气很好，那点小小的经历成为他的丰厚资本。许多和他一样有资历的高官子女跑出国去的，做生意的或者终日享受的比比皆是，而他从中央机关一下去了县级做书记。那时候，朝内有人好做官成为流行语，那位能引领他从中央机关下到县城的人不亚于当时把他放到梁家河的英明。
随着文革结束走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外国领导人来访也越来越多，国庆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我印象深刻的是单位的小金库风靡一时，国庆节是经常发放现金和福利的好时点。那时候的政府财力有限，很少搞花钱的大型庆典，基本都是在公园广场摆摆花、扎扎灯笼、拉拉红布条。由于那时候生活上觉得节假日有红包、有福利是很现实很愉悦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国庆，最好国庆天天在、福利时时有。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个战歌让我好奇外面的世界，促使我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踏上了走出国门的行列。70年代初的中国人大部分不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有个不要思想奴役的世界，有一个言论自由随意向统治者说不的人权制度。随着改革开放把这个外国的世界掀开了一个小角的时候，大家首先看到的是钱。因为，在国内确实受到了太久的贫困。爱钱没错，爱国只是一句空话。走出了国门感觉如释重负，但是慢慢的才感觉到自由社会有自由社会的活法。那时候对国庆没有概念了，甚至觉是个多余的日子。习先生一家在邓小平复出掌权后如日中天，他的前妻柯玲玲因为去英国留学而离婚，但是习近平已经进入中央机关工作前途无量，他的家庭也不会让他走向了另一个世界。然而他的女儿还是去了美国，也许这是他走到今天后唯一后悔的事情。国庆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日益升级，人心在现实的实惠下改变了态度，真理在强权之下不得不低下头，谎言在重复一千遍也可以成为真理。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热衷国庆，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爱国情绪。我想起了一些传说，慈禧太后在她的后期开始接受外来思想，照相机、自行车，甚至香水等等都成为她的追逐品，但是她坚决不愿意放弃独裁大清的统治打开国门。邓小平打开了国门，但是一样没有还权于民，他绝不会像当年在法国留学那样为了一个信仰去执着，在他热衷打桥牌之余一定会觉得输了钻桌子要比法国大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要有趣得多。
我爱我的祖国因为生在这块土地，国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时刻不同。
感想于年中共建国70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