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东部“温和土改”与乌兰夫的文革倒台
程惕洁（澳门大学退休教授）
【内容提要】中共国家前副主席乌兰夫，在主政内蒙古自治区期间，曾在40年代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对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的极左政策有所抵制，并及时纠偏，改行比较务实的温和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并获中央肯定。到三面红旗阶段，乌以自治为由，继续坚持相对宽松的乡村“仁政”，惠及内蒙百姓和外省流民，而且，应毛周要求，还向京津沪辽等地紧急调运救命粮，成为大饥荒时期比较罕见的特例。
然而，乌的仁政德政，非但不获中央表彰，还被毛周及其在内蒙的亲信嫉妒怀恨，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而上纲成“民族分裂”，必欲除之而后快。到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这种源自土改的政策分歧，最终演变为毛周执意打倒乌兰夫的导火线之一。文革后期尽管重新覆出，但有家难归，并无实权，沦为中共统战工具，直至终老北京。
关键词:东北土改 暴风骤雨 三不两利 阶级调和 民族分裂
前言：研究内蒙东部土改，意义何在？
七十多年前的中共土改运动，既有模仿苏俄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农民造反“均贫富、等贵贱”的历史惯性，可说是毛时代许多暴政的开端，或始作俑者。研究土改，对理解中共国家行为的内在逻辑，预测中国乡村未来走势，都具重要意义。
今天要介绍的内蒙东部土改，是东北解放区土改“大舞台”的一个小插曲。通过放大这滴水，或有利于看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共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主政内蒙20年间（1946-1966年），曾在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成功抵制并及时修正东北局的左倾政策，在自治区范围内“另搞一套”，温和政策延续到五六十年代。假如东北局主导的是周立波描写的“暴风骤雨”式“暴力土改”，那么，乌兰夫在内蒙古实行的，则是“慎重稳进”式“温和土改”。两者有何本质区别？为何出现这种区别？其后果有何不同？等等，便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这个问题，除了涉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还涉及乌兰夫家族成员的身世沈浮，敏感性至今不衰。所以，除内蒙本地学者偶尔提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很少，甚至连知道这回事的人也不多。为此，感谢宋永毅教授提供这次机会，并惠寄文献资料，让我能完成这篇论文。
本文研究方法，基本采用历史文献法，也加杂个人长期观察和对比思考。我原籍冀中，属于晋察冀边区，没赶上较早土改。但上小学时，常听村民议论“这块地原来属于张三，如何变到李四名下”等等，可见他们对土改的集体记忆犹新。后来在“第二故乡”内蒙古生活13年（1959-1972），开始接触东部土改话题。1965年春，我所在的内蒙师大全校停课，批判校党委书记特木尔巴根的“民族分裂”问题，他的“罪状”之一，是在东部土改工作队期间，包庇其地主父亲关布拉罕，不分地，也没定地主成分。后来才知道，那并非特的个人错误，而是当时乌兰夫和自治政府的特殊政策，名为“慎重缓进”（后被周恩来改为“慎重稳进”，见下文）。深延到牧区和半牧区，则成为著名的“三不两利”政策（不分、不斗、不划成分；牧主、牧工两利）。
乌兰夫倒台之后，我们作为在校学生，又尊照北京部署，全面批判“当代王爷乌兰夫”。此时才知道，乌的“温和土改”，是经毛、周恩准过的，从四十年代确立，延续到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公社化，和六十年代的大饥荒。该政策对内蒙农牧民，有程度不同的“宽厚仁慈”。尽管乌兰夫的“温和土改”，受到某些汉族领导人（如新疆书记王恩茂）挑战，说它是“阶级调和”，最后毛周等人，居然肯定乌兰夫，否决王恩茂。把内蒙经验树为民族地区样板，进一步向青海、甘肃、新疆、西藏等地推广（见下文）。
然而，恩准乌的仁政，仅是障眼法或遮羞布，北京高层并非真心认同。因此，乌兰夫非但无功，反而得祸，引起毛周警惕，怀疑他有民族分裂野心。到六十年代，这种猜忌防范，演变成内蒙高层权争的聚焦点，最终成为打倒乌的导火线之一。
1966年四五月间，文革来势汹汹。然而，除了校园大字报热闹外，党政军机关表面风平浪静，实际地火运行。先是五月一日，华北局派解学恭率工作组到内蒙，传达第一书记李雪峰对乌兰夫的批评，敲打他有“狭隘民族主义”。接着，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北局召开“前门饭店会议”，实为华北区“闭门小文革”。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等，先后遭到整肃。内蒙的重头戏，则是解决乌兰夫问题。中央派刘、邓约谈乌兰夫，给他确定五条罪状，包括“另搞一套”，“阶级调和”，“地方民族主义”等等。这些所谓“罪状”，追根朔源，都跟40年代内蒙东部土改有关。
其后，内蒙跟全国一样，文革波涛汹涌。“二月逆流”期间，发生首例解放军开枪屠杀学生（韩桐）事件1 。滕海清被毛、周临时点将，从北京军区空降内蒙，组建革委会，实行大清洗，全面推行极左路线，“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运动）”成为斗争主线，最终演变成“内人党冤案”，历时两年，导致 34万蒙古人遭关押，上百万受牵连，数万人死亡（据不同来源，两到四万不等），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丑闻之一。要知道，当时内蒙的人口总数，不过1300万，蒙族200万，占比15%。但他们的受害比例却非常高，死亡率百分之1-2%，伤残率4%，关押率17%，株连率50% 。
从1966年五月始，乌兰夫便失去自由，被软禁多年。到文革后期，毛周为稳定内蒙，不得不逐步给乌兰夫松绑，恢复他部分权力。邓小平时代，更把乌的名誉地位提升，官拜国家副主席，但不准他重回故乡。两次回内蒙短暂访问，都在严密监控下，受种种限制，最终让乌兰夫跟陈永贵一样，在京城窝囊而死。
乌兰夫死后，他的子女和家族成员，有不少身居高位，但象征大于实权。如同西藏、新疆一样，北京再也没有雅量，让民族干部重掌地方大权，最多不过充当汉族书记的配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七十多年前的内蒙东部土改，不但有利于思考土改本身的功过是非，也有利于认识“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虚实和利弊得失。
一，内蒙古“自治成功”，解放区如虎添翼
入题之前，先介绍一点地理历史背景。内蒙幅员辽阔，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12%，跨越西北、华北和东北，是仅次于新疆的第二大区。四十年代末的内蒙东部，曾属于东北解放区一部分。1949年之后，内蒙大多数时间被划为华北范围。
转说历史。本文无意追踪内蒙民族运动的久远历史，及其错综复杂的派系渊源，那需要追踪到清末民初和北洋时代，还涉及苏俄分裂中国，策动外蒙独立，以及后来的两次国共合作等，跟本文主题关系不大。
这里重点分析，从日本投降到中共建政前后，在东北解放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过程中，犬牙交错的地缘政治互动、国际局势变幻、民族恩怨情仇等因素，以便理解，当时乌兰夫主政的内蒙东部，和中共东北局主导的解放区土改政策之间，为什么发生摩擦纠纷，以及乌兰夫最后怎么说服中央，“紧急纠偏”，最终实行了一套“另类政策”。
众所周知，中共势力在东北迅速壮大，跟1945年8月8日，苏俄对日宣战，红军迅速进入东北有关。一周后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国共开始争夺东北控制权。斯大林搞了明暗两手，表面支持国军接收大中城市，动员共军退守乡村；暗地里，则帮共军扩充实力，更新装备，提升战力。另有十几万训练有素的日本关东军战俘（东北境内六万，苏联境内十万）被红军强制改编，加入林彪的四野。当然，国军也利用日本战俘，但数量不如共军。苏俄当时有何盘算？估计担心八路打不过老蒋，或者，害怕中国内战规模不够大，死人不够多？
与此同时，原满洲国治下的蒙古人，受局势影响和苏蒙两国支持，也迅速掀起民族革命潮，争取“民族独立”与“内外蒙合并”的呼声高涨。他们不仅迅速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还组建了五个骑兵师，兵力数万，其中许多人经过日伪军校的正规训练。然而，面临国共对峙，这股迅速壮大的民族武装力量，政治立场和方向并不明朗。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图为乌兰夫与副主席、委员宣誓就职)
关键时刻，乌兰夫受延安派遣，“单刀赴会”（周恩来赞语），代表西部蒙族各派，到东部蒙区做统战工作3 。1946年三月，乌兰夫先到赤峰，拜会东蒙自治政府负责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 4，商谈内蒙东西部统一问题。经乌兰夫真诚游说，三位东蒙领袖同意停止“内人党”活动，愿意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工作。4月3日，各路人马齐集承德，召开著名的“四三会议”，表决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包括“接受中共领导”，解散“内人党”，哈丰阿加入共产党，特木尔巴根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5，等等 。“内人党”的外围组织“内人团”，则集体转为中共外围组织“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统战基础奠定后，乌兰夫马不停蹄，积极筹建由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前身），和“内蒙古自治军”（内蒙解放军骑兵）。据《维基百科》的说法，1947年4月23日，内蒙各族代表，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为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阿思根、特木尔巴根、奎壁等12人为委员。当时辖区包括六个盟（呼纳盟、兴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即今日内蒙东部和中部（大约占现在版图一半），人口两百多万，其中50万蒙族 6。而位于华北和西北的蒙古族聚居区，当时还鞭长莫及，有些尚在国军控制下。因此，四十年代末开始的东北土改运动，基本包括内蒙自治区东部大部分农耕区，和多数半农半牧区。
内蒙自治政府的正式建立，是极为隆重的大事。据史料记载，环山抱水的王爷庙市气象万千，满街国旗（应是民国旗）飘扬。主席台中央，并排悬挂著斯大林、毛泽东、乔巴山、乌兰夫的巨幅画像。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代表张平化，辽宁省主席阎宝航，黑嫩省议长于天放等中共东北高官，均到会祝贺。张平化致辞时，还赠送四句话：“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实现自治，争取自决”。他解释说，“中共是坚决赞成民族自决权的，愿以最大努力协助蒙古民族的解放。”又说，“一年来的自治运动是朝着民族自决的大道（前进），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更是大进了一步，是为实行自治，争取自决的必要步骤。” 7与此同时，以白云梯为代表的原“内人党”右翼，则选择跟蒋介石走，正随同国府往台湾转移。
可以看出，在中共领导下，通过乌兰夫控制的内蒙自治区，不仅充满独立倾向立与大一统倾向之间的民族矛盾，还交叉著苏联、外蒙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互动，也包括亲共与亲蒋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因此，刚组建的内蒙自治政府，虽然在中共领导下，但地方和民族特色，起码表面上，还受到延安和毛的顾忌，这可从张平化的上述贺词得到佐证。
几种因素加到一起，促成乌兰夫为代表的延安派获得胜利，主张民族独立和内外蒙合并的东蒙政治派别，被和平收编，最终统一在乌兰夫为首的自治政府领导下。经过改编的原东蒙自治军数万骑兵，成为解放军一支劲旅。在共军机动能力比较差的当年，内蒙骑兵从东北驰骋到广东，为中共夺天下，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后来解放军进藏，遇到困难，毛又说服乌兰夫，派内蒙骑兵增援，重复历代王朝“以夷制夷”的套路。尽管乌兰夫反对镇压藏人，也得服从，此是后话。总之，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应该被视为乌兰夫之所以有胆量，也有能力，可以跟中共东北局据理力争，在土改问题上“有限度”分庭抗礼的原因所在。
二，东北局暴力土改，冲击波祸延内蒙
东北解放区土改，大约从1946年冬开始， 1948年冬结束，尽管刘少奇在河北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时间，是半年多以后的1947年7月中旬。换句话说，东北是“先土改，后立法”，起码在立法前的半年多时间，土改所依据的，仅是中共的党内指示（1946年5月4日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严格说，没有法律依据的土改，应属非法，等同掠夺抢劫。
这里，不由想到网传“毛泽东谈宪法”的一段讲话 8，其狂妄无耻，令人乍舌。回顾老毛一生所为，结合江青高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么，这段讲话，实为党国行为的精彩注解。假如毛共对国家根本大法的态度，都如此虚伪狡诈，那么，随意玩弄什么“土地法大纲”、“民族自治法”等空头支票，还有什么好说？
回到东北土改。著名作家周立波（非同名脱口秀演员）1946年9月到黑龙江珠河县元茂屯（今尚志市元宝镇）领导土改，收集素材，1947年5月回省城哈尔滨，写出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后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东北土改的样板作。请注意，《暴风骤雨》写的故事，离《土地法大纲》正式出台，还有几个月，说明无法理依据。可是，如今的元茂屯，已经建成“纪念馆”，成为红色旅游点。为纪念《中国土地法大纲》六十周年，央视制作了系列片。以没有大纲指引的元茂屯为样板，纪念大纲六十年，有点滑稽。我粗看了几集，感觉净是当年老话套话，空话废话，没有丝毫历史反思。
当然，由于缺乏研究，我无意对中共土改做整体评价，只想笼统说说感觉。如果站在“打江山坐江山”的红二代血统论立场，土改当然功在千秋，利党利国；但如果站在文明进步与普世价值立场，尤其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看，我认为台湾的“民国土改”更应该肯定，而中共的暴力土改，则需深刻反思，全盘否定。
我同意清华教授秦晖对中国历代土地问题的基本判断：中国农耕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冲突，而非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农民起义的原因多为“官逼民反”，而非“无地造反”。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农村的土地兼并与集中程度并不高，基本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若采用减租减息和国家赎买等怀柔政策，避免“暴风骤雨”，同样能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土地私有下，通过农会扶植，兴办产供销信贷合作等非政府组织，照样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现代化，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是这个路数。只要参观对比元茂屯的《暴风骤雨纪念馆》和位于台北松山区的《土地改革纪念馆》，就不难看出两种土改的优劣高下。
至于中共为什么非要“一边倒”学习苏联，消灭地富，走集体化道路？这当然涉及阶级斗争、消灭私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因素，但更为精明的实用主义算计，也是重要原因。比方说，通过抢浮财分土地虐杀地富，强化阶级意识，激化社群对立，为打内战扩充兵源，补充粮草等等，暴力土改确实发挥过很大作用。至于天下归一、政权到手之后，再换个口号，收回土地，走“集体富裕（实为集体贫穷）”之路，那么，面对规模细小的个体农户，要比苏联消灭富农，容易得多。列宁当年搜刮粮食，需武装下乡，跟富农打仗；而中共从农民口里夺粮，基本不费力气，下个通知就行。中国农民一盘散沙，三年饥荒连讨饭都不让，饿死数千万，也没公开抗粮造反。记得政治课讨论合作化时，有个论调说，中国合作化之所以比苏联顺利，就是因为先分土地，后搞集体，从而减少了阻力（经济学叫“交易成本”）。
以今天眼光看，中共土改的整体设计，本来无法可依，已经左得出奇，到具体执行时，基层还要进一步左倾，得寸进尺，添油加醋，宁左勿右，加倍胡来。抢夺粮食浮财，瓜分土地房产，对地富家人批斗羞辱，游街示众，甚至肉体消灭，这些花样，在我们老家1946年土改中，司空见惯。
据中国科大前校长管惟炎先生回忆，他参加东北土改的时候，曾见证过两次离奇的极左狂潮，一次发生在丹东市宽甸县，在抢分浮财时，逼死、打死人的比例非常之高。当时该县人口只有两万，打死两千，死亡率百分之十。另一次发生在辽源市东丰县。贫农出身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突发奇想，在县城大搞所谓“贫下中农坐天下大会”，把全县地主通通绑起来，从农村押到城里，在十字街口的东西南北四面，跪成两排，贫下中农浩浩荡荡列队，从四面进城，地主跪着磕头。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把几千年来残余的封建势力彻底打垮”。其实这种行为本身，跟老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躺在少奶奶牙床上滚一滚”，或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把崇祯皇帝的叔叔煮熟吃肉一样，本来属于变本加厉的“封建回潮”。
这里再介绍一种连土共自己都看不下去的新花样，叫“扫堂子”，类似文革“红八月”的反复抄家批斗。据央视说，“扫堂子”一般以村屯为单位，由贫雇农组织扫荡大军，到其它村屯揪斗地主、富农、甚至上中农，对他们反复过堂（就像扫地一样，来回扫反复扫），抢分地富的土地财产，不讲政策，一切由贫下中农说了算。可以重定成份，把已经分掉的财物收回来重分，把中农划成富农，富农划成地主，等等。有的甚至成群结队，进城去分“浮财”，陆续发生哄抢城镇工商户的行为。当时在《东北日报》上，还报道了这种做法，为之欢呼，说什么“群众真正起来了”，“革命高潮到来了”。“极左”的“扫堂子”风，还刮到学校。学生成立贫农团，把地主子弟拉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批斗。有的中学，把老师都拉回村去批斗，学校不能上课，关门了。因为蒋南翔曾对“扫堂子”有所抵制，在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还遭到围攻批判，说他“太右” 9。“极左”之风，一直刮到1948年春土改后期，东北“政委会”才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社论，开始“批左纠偏”。
有趣的是，周立波写《暴风骤雨》的时间，跟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时间一致，而且接受同一个东北局领导，尽管不是同一分局（内蒙属西满分局，元茂屯归东满分局），但大政策不会两样。因此，暴力土改，经过党媒渲染和文件吹嘘，自然要祸延内蒙。下面是我熟知的一个案例。
内师大同学包却吉（蒙名却吉扎拉森），出生在兴安盟扎赉特旗一个地主家庭，土改那年，六兄弟姐妹都很小（从一岁到十岁），虽然父亲当过伪满旗长，但暗中帮助革命党和抗日联军，本属统战人士，理应受到保护。家人主动交出大部财物，也分掉了多余的土地耕畜，彻底变为自耕农，可勉强维持温饱，自以为平安过关了。没料到，一场大规模的“扫堂子”歪风，从临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吹来，数百外来暴民，不知道包家历史，也不管他威望高低，只顾敛财呈威，手段特别残忍。不但把他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抄走像样衣物，还把他父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当众批斗。最后动手打人，捆绑双脚，套上绳索，在地上拉着跑。这个方法在我们老家叫“拉地主”。一帮人拉累了，再换另一帮人，直到把活生生的壮汉，拉成一具僵尸。等家属去收尸才看清，父亲的半个脑袋血肉模糊，另半个已经化为泥土。
父亲死后，全家沦为赤贫，寡母只好变卖剩余家当，带子女迁居到海拉尔，靠给人拆洗缝补艰难度日。后来自治政府落实政策，众弟妹才靠助学金完成学业。
其实，东北土改的极左风暴，并非局限在扎赉特旗，其它区域也相当严重。客观而言，自治政府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才和经验不足，未能充分认识内蒙农村的阶级特点和民族特点，尤其是蒙古族农民经营农业的特殊情况，更不知道土改怎么搞，只能尊照上级（西满分局）指示，照搬汉族地区经验，因此，难免左倾之害。
结果之一发生在农区。在斗地主和划阶级时，各地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现象，伤害了群众的利益。中共中央规定，被分被斗的打击面，不超过人口的10% , 户数的8%。而兴安、呼伦贝尔、纳文穆仁三个盟的打击面，平均占到户数的20.8%，人口的25.6% ，超额一两倍。个别严重地区，更超额两三倍。例如兴安盟西科中旗西太本区，地富被分被斗者，占户数的20.97% ，人口的29.76% 10 。哲里木盟大部分旗县，也出现打击面过宽问题，其中通辽县打击面竟占人口的29% 11。
(内蒙古土改，网络图片）
结果之二发生在牧区。内蒙牧区占全区面积五分之三，人口只有20多万，以蒙古族为主。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规定，因为自由放牧的历史传统，牧场土地从不私有，所以牧区不搞土改，只搞民主改革，也就是“减少剥削，合理负担”。然而，1948年内蒙民主改革开始，派往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的工作团，盲目搬用农区土改，提出“牧者有其畜”“彻底消灭封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对牧主和召庙的牲畜财产一律没收，平均分配，还对牧主采取体罚斗争，各地不同程度出现乱打乱杀现象，使日趋稳定的牧区社会，再度出现紧张局面，造成牧业生产混乱，导致牲畜头数急剧下降。据统计，昭乌达盟牧畜总数，由1946年的146万头（只），下降到1948年的93万头（只），损失近三分之一。察哈尔盟的正白旗，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损失牲畜5万余头（只） 12。
三，乌兰夫“中流砥柱”，改“稳进”终获肯定
乌兰夫及其同事，面对“暴风骤雨”给内蒙带来的伤害，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经过调查研究，拿出充分理由，认为以内蒙特殊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状况，不应照搬其它汉族地区的土改经验，必须因地制宜，事实求是，反左纠偏，改行符合内蒙实际情况的“温和土改”。具体而言，他们把内蒙特殊情况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历史传统：蒙古人习惯游牧，不尚农耕，没有土地私有观念。汉族移民到蒙区务农，沿用租佃关系，并无土地所有权，更没土地买卖，这跟汉族农区有很大区别。
第二，“蒙租”与“二地主”现象：清朝晚期，官府鼓励农耕，赐给蒙族士兵和臣民一些“户口地”，导致蒙古人占地较多。但他们不善耕种，于是包租给汉族“二地主”，仅收较少“蒙租”；二地主再转包给汉族农户，收较高地租。因此，汉族“二地主”的生活，往往比蒙族“大地主”更为富裕。因此，单看拥有土地多少，并不能准确判断剥削量大小。
第三，召庙土地：内蒙跟西藏都盛行喇嘛黄教（藏传佛教），因此内蒙东部召庙很多，其主要经济来源，靠官府赐给的庙地，多以招租方式经营。这部分土地怎么分配？涉及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慎重处理。
第四，畜牧和农耕的区别：在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牛羊牲畜，既是牧民的生产资料，又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如果牧民辛辛苦苦提高出栏数，却因“富裕”而被清算，自然会多吃少养，造成牧业生产停滞或下降。
经乌兰夫和自治区向中央呈送报告，据理力争，中央最终同意内蒙的意见。于是，1948年7月, 在哈尔滨召开了由东北局主持的“内蒙古干部会议”，总结农村土改和牧区、半牧区民主改革的经验教训。乌兰夫在会上强调: “蒙古族农民农业劳动技能比较落后，上升为富农是不容易的，不宜斗争。蒙古人由牧业转入农业是被迫的，因为不会种地等原因，出租自己的户口地、生计地、抚养地的小地主，也不宜斗争。至于蒙古族中农为数很少，更应特别注意，绝对不许侵犯。”
根据会议精神，自治区政府随即制定六项“纠偏”政策：
一，大中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分给农民，同时必须给家人保留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只有蒙奸、恶霸本人不分。
二，对出租户口地之蒙古族小地主，不斗，也不分其土地财产。
三，蒙族富农，剥削不超过总收入50%的，财产一般不动，土地只分多余部分。
四，中农坚决不动，只许增加财产，不许减少。
五，对喇嘛和召庙占有的土地，一部分收归公有，一部分减租减息；对喇嘛实行团结改造方针，鼓励喇嘛从事生产劳动。
六，在牧区实行“三不两利”政策，就是“不分牧主的牲畜，不斗争牧主，不公开划分阶级成份”。大牧主的（零散）牲畜可以分给牧民，但牧群不分，分畜不分群，避免牧业生产下降 13。
随着新政策出台，各地迅速贯彻落实，凡执行过极左政策的，必须按新政策“纠偏”，很快退赔改正。错划错斗错分的，经济上要赔偿，政治上要赔礼道歉。比如兴安盟突泉县水泉区，被斗218户,占总户数的16% ,其中112户被错划为地主和富农。经过“纠偏划正”，全区被斗户降至96户，占总户数的5.3%，退回原分走的土地6394.3亩，对错分的房屋、耕畜、农具及衣物等，也限期退还。突泉县的例证说明，“纠偏”幅度之大，超过百分之五十 14。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哲里木盟，经过重划阶级之后，打击面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几，下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纠偏幅度，也超过百分之五十15 。这么大的调整幅度，说“纠偏”其实不准，应该算“推倒重来”了。
1949年中共建政后，原由国军控制的绥远省，以和平方式转手，华北和西北许多蒙汉聚居的区域，转交自治区管辖。1951至1952年，包括乌兰夫故乡土默特旗在内的大片农区，开始土改。这里靠近黄河、水利方便、土质肥沃，在农耕集中的土默川平原与河套平原，汉族人口比重较大。原来内蒙东部制定的土改政策，到这里又进一步演变，主要表现为对蒙族农民的照顾。这包括“分走”和“分进”两个方面。比方“分走”，蒙族地主要比汉族地主降一个档次：“凡剥削收入相当于汉族一般中地主的，划为小地主；相当于汉族大地主的，划为中地主；超过汉族大地主的，划为大地主。”在“分进”成果时，无地少地的蒙族农民（贫下中农），要比汉族贫下中农“多分一份至两份”的土地和生产资料 16。
换句话说，在“分出”的时候，蒙族降一个等级；在“分进”时，蒙族则高一到两个档次，分到的利益，可以是汉族农民的两至三倍。有点类似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平权计划，出发点是减少不平等，实际结果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我当记者的1968年，内蒙开始全面清算乌兰夫的“三反罪行”，在采访河套汉族农民时，我曾私下问他们，怎么看乌兰夫土改中照顾蒙族的政策？没想到，他们异口同声：“咱们得将心比心说实话，这里本是人家蒙古人的地方，人家多分多占点是应该的。咱们口里外来户，逃荒要饭到此地，人家不撵，让咱们活下来，就不赖了，何必还争什么你多我少？”
“按民族区别对待”，究竟合不合理？可能人言人殊。类似于“美国原住民和外来移民”应不应该平等？如何平等？非常覆杂，没有简单答案，容易挑起种族情绪，所以还是绕开它，顺着主题往下说。总之，乌兰夫和自治区的“温和土改”，最终不但获中央认可，也受到各族百姓拥护，产量明显提高，牲畜头数增加，等等，都可预期。回顾中共建政以来，每次社会创伤，都是鬼抽筋的结果，只要少分少斗不折腾，社会自然和谐，安居乐业不难，这容易理解。
比较奇怪的是，毛共高层，对乌兰夫“另搞一套”，居然投了赞成票，前后有过三次“明确无误”的表态支持。第一次是上文提到的1948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内蒙古干部会议”，全面总结内蒙东部土改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内蒙与其它汉族地区的区别。虽然整个东北土改，也有过“宁左勿右”和“纠偏调整”，但范围和程度，与内蒙的“特立独行”，不在同一个层次。这是毛共高层，少有的“开恩”，给“温和土改”开绿灯。会议由东北局主持，把内蒙各级干部，请到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中央安抚地方、汉族安抚蒙族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二次是1950年5月，在总结内蒙东部土改经验的时候，乌兰夫在报告上提出 “慎重缓进”策略17，被周恩来修改为“慎重稳进” 。宰相一字之改，“缓”变成“稳”，似乎表明“稳中求进”，其实乌兰夫的“缓进”语义类似，在实际执行上，更无区别。但可说明，周恩来和毛共中央，对内蒙古特立独行的土改政策，在效果上是满意的，所以才表态支持。
第三次是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会上，乌兰夫和新疆书记王恩茂发生分歧。讨论牧区的阶级路线，究竟“依靠什么人”的时候，王恩茂提出依靠“贫苦牧民”，乌兰夫则主张依靠“劳动牧民”（包括牧主在内，因为他们也参加劳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泽东征求乌兰夫、刘少奇等人意见后，明确表示，“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以内蒙古的提法为宜。”于是，到同年7月25日，“中央批转《关于新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对新疆提出的‘依靠贫苦牧民’这个口号，认为是不妥当的。“少数民族的畜牧业，跟农业区的情况很不相同，……提出这个口号，容易使牧主和牲畜较多的牧民误解为‘贫苦好’，因而就可能发生屠宰牲畜的现象。既然我们在牧区不准备公开划分阶级成份，就不必提出这个口号。内蒙古提出的‘依靠劳动牧民’中央认为这个口号是适当的，你们可以采用。” 从此之后，包括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省区在内的草原牧区，都遵照中央指示，采用了乌兰夫的提法和政策18 。
四，“行仁政”惠及全国，“黑社教”风向突变
从1957到1959这三年，尽管经历整风反右、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一系列疯狂，但对内蒙古来说，仍然经济发展较快，日子相对好过。因为此后三年是大饥荒，再往后是四清、文革，最终折腾到“崩溃边缘”。
1959年我升初三，从河北农村转学到呼和浩特，赶上农村户口准许迁入城市的最后一班车。我对内蒙的印象是，“三面红旗”紧跟中央，“大炼钢铁”和“工业上马”，比河北省不差，甚至更左，包钢、二冶，一机、二机等大型项目，都是那时候搞起来的。城市工业膨胀过快，一度无节制吸收外来人口，出现粮油紧张。但在农村牧区，乌兰夫继续推行宽松政策，有利于缓解食品短缺，对嗷嗷待哺的千百万饥民，雪中送炭。有三个事例可以说明，为什么乌兰夫在土改中奠定的仁政，到三年大饥荒当中，更加显示出优越性，因此，至今被百姓怀念不忘。
第一件，死亡边缘，救人无数：内蒙原本地广人稀，加上土改政策宽松，闲散土地容易找，只要肯下辛苦，填饱肚子不难。所以当大跃进失败，工业下马的时候，内蒙并没有逼迫那些内地农村来的劳动力（俗称盲流）返回原籍，而是允许他们在内蒙自谋职业，或者下乡务农，因此，等于挽救了许多来自内地的农民及其家人，如果返回原籍，其中许多人难逃冻饿而死。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当数内蒙牧民，带头收养“上海孤儿”的事，我在草原采访时，曾见过几个。以下是维基百科的介绍：
所谓上海孤儿，是指大饥荒时期，被抛掷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各大城市，之后被转移至华北地区收养的大量弃婴。……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此问题找到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总理周恩来之后，做出更大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此后，仅仅在1960年，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来的孤儿。号称三千“上海孤儿”，就这样在内蒙草原找到了新家。
之后，陜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也陆续接受了江南弃婴。这次大转移，直到1963年粮食形势好转之后，才逐渐停息。据有限材料推断，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 。19
除了有组织接收上海孤儿，还有大批自发流动人口(统称“盲流”)，继续从内地乡村进入内蒙。其实他们根本不“盲目”，大都经过亲友指引，到内蒙逃难谋生，属于经济难民。尽管在接收还是拒绝的问题上，内蒙历来有同情、容忍和反对等不同观点，但总体说，“走西口”的历史传统，从来没有停止过。据一份新华社内参透露，截至1960年4月，内蒙共接受内地流民28万20 ，其后数量应该更多，没查到准确资料。
例如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与我生活过的乌拉特前旗交界，面积两万三千平方公里，半农半牧，现有人口14万（当时人口不足十万），据《乌拉特中旗志》中记载：“1957年至1961年，由外省各地流入旗内的人员达2万余名，以山东、山西、河北、陜西、河南等省居多。对上述流入人员，通过说服动员，共遣返2000余名（十分之一），并使他们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 21。这样一个小旗县，可安置近两万外来移民，那麽，全自治区百余个旗县级行政区，其中许多，农牧业条件都比乌特特中旗更好，因此，估计总共接收上百万，应该可能。 据我采访过的移民说，他们到村里后，先借住在村民的小土房（凉房）里，从生产队借几十斤救命粮，在队里指定的闲散地上随便种点什么，也到队里挣点工分，到秋季归还借粮，慢慢也就成了没有户口的“编外“社员。几年以后，上级有政策时，允许他们把农村户口从原籍迁来，甚至还把年迈父母一同接来，慢慢落地生根，成了内蒙农民。可见，比较而言，内蒙农村牧区，还是容易生存的地方。这跟乌兰夫在土改中实行温和政策，给农牧民留有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应该有因果关系。
第二件，内蒙虽然也饿，但明显好于内地：我本人1959年迁到呼和浩特，但每年暑假都会返回河北农村，探望母亲弟弟，参加集体劳动，帮他们挣点工分。为观察不同地区，我经常从呼和乘火车到北京，在亲戚家住几天，然后，改乘公交车，途经保定或天津及沧州，返回饶阳。许多人想当然认为，北京天津等直辖市的食品供应，一定比其它省市好。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通过多次对比，觉得京津两地供应情况，略好于河北的保定和沧州，但明显没有呼和浩特好。唯一区别是呼和浩特细粮比例少，雑粮比例高。但那个年头，只要能混饱肚子，品种花样退求其次。比方说，呼和浩特供应莜麦面，属于雑粮，但比较好吃，且热量高，劲饿。这是内蒙常见作物，抗寒耐旱，但产量较低。农民说它“地里产量低，肚里产量高”，所以很受欢迎。
另外，北京天津的蔬菜市场，凭副食本供应，精确到每人几斤几两，像南瓜、萝卜、茄子等大点蔬菜，有时需要切开卖。呼和浩特没这种情况，都是论斤，取整数，多几两少几两，就四舍五入了。
除了市场供应，内蒙还有两种代食品，值得一提。一种比较难吃的是甜菜渣（也叫糖菜渣），是甜菜轧糖后的下脚料，通常掺在动物饲料中。困难时期，人们也偶尔加在粮食中，当饭吃。虽营养不多，有股怪味，但比吃草根树皮观音土，还好许多。1961年寒假，我回河北，在沧州火车站，看见装卸工人，正从内蒙来的车皮上卸甜菜渣。据呼和浩特糖厂干部说，困难时期，他们的糖菜渣，曾免费运往内地许多省份，河南、山东、安徽最多。
另一种代食品比较稀罕，叫蒙古黄羊。是边境草原常见的野生动物，样子有点像麅子，繁殖快，成群结伙。当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观念，所以鼓励人们去打。一般夜晚围堵。车灯一开，黄羊群不辨方向，容易猎获。打黄羊是边防部队开的头，经验传到地方，凡有枪弹和机动车的机关、民兵、体育部门等，都纷纷去草原打黄羊。我父亲所在的呼和运输公司，也打过几次，我家分到一只，味道介于山羊肉跟麅子肉中间。
1960年冬天，应北京军区要求，内蒙往北京运送了几车皮冷冻黄羊，北京军区还送给中央首长“尝鲜”。此后，北京不少单位，纷纷到内蒙猎杀黄羊，一时成风。因为不进市场，只在单位内部分配，所以，经常有机会吃到黄羊肉的人并不多。有消息说，上世纪70年代，内蒙草原尚有野生黄羊300多万头。到世纪末，仅剩百余万头。最近20年，由于过度开发，生态恶化，加上非法盗猎，尽管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人估计整个内蒙古，也只剩数千头了 。22
从直辖市没有特惠这一点看，当时的毛周高层，尚存一点点“共甘苦”理念。至于高干“特供”、“内部商店”和“侨汇商店”等等，据我所知，大都发生在大饥荒以后，此处不赘。
第三件，应中央要求，紧急调运救命粮：如果说上述两件事（接收孤儿和支援副食品），不过是小打小闹，聊胜于无的话。那麽，再看看内蒙向内地支援救命粮的事。要知道，内蒙虽然面积辽阔，但劳力少，气候差，技术落后，并非产粮大区，加上工业发展迅猛，城市膨胀过快，粮食基本不能自给，要靠内地省份支援。然而，拜托“温和土改”和比较宽松的“三自一包”等惠民政策，大饥荒的肆虐程度，没有某些内地省区那么严重，于是，乌兰夫在最困难的1959到1960年，应中央要求，居然能动员民众，向京、津、沪直辖市和传统产粮大省辽宁，紧急调拨救命粮11亿斤。当时内蒙人口1300万，相当于每个居民贡献85斤，以平均定量28斤算，大约是三个月口粮。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怪事，居然发生了。要不是宋永毅教授提供资料，我这半个内蒙人，还从来没听说过。
信息来自毛纯礼于1960年4月26日写的一篇《新华社内参》，题目是“内蒙古积极调运粮食支援京津沪等地”，摘引如下：
1959——1960粮食年度，全区上调任务为十一亿斤（贸易粮），到3月底已经上调粮食六亿六千万斤，占计划的60%，下余的四亿多斤必须在5月10日前完成。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集运问题。……采取上述措施后，仍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各地增添的车辆还没有达到任务数量。其次，请求中央调入的汽车尚未落实。……第三，汽车零件不足，出车率很低，由于缺乏零件，基本上不能工作。
（二）铁道部门的配车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呼和浩特铁路局，已经出现不能按期完成配车计划的现象。
（三）内蒙古大批外调粮食以后，在工矿城市供应方面可能出现品种单调现象。同时，当前全区有外省流入人口二十八万左右，加上扩大耕地面积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增加，粮食的需要在不断增加，因此完成上调任务后，库存是很紧的。内蒙古希望中央在安排第三季度计划时，为自治区调进一部分粮食 。23
编印材料的这个“批乌联络站”我很熟悉。在滕海清支持下，最早拼凑乌兰夫罪证，往“挖新内人党”方向引的这帮人，包括蒙族作家乌兰巴干，和我熟悉的两位报社同事。奇怪的是，这明明是给乌兰夫表功，怎么倒成了他的“罪状”？至于说乌强调某些困难，那也不是胡编，只不过讲了实话。岂不进一步说明，内蒙面对困难，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对中央和内地无私奉献吗？我就此事询问过许多内蒙朋友，他们也没听说过此事。这份内参，很可能被滕办以泄密为由，扣住没发，也说不定。
言归正传，就在乌兰夫无私支援内地粮食之后，不过两三年，随着经济状况好转，政治气候开始改变，中苏、中蒙关系公开破裂，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开始“四清”和“社教”（全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乡的叫四清，留城的叫社教，也叫“城市四清”，都是阶级斗争。四清未完，接着文革。现在回忆，匪夷所思。这里只捡跟东北土改相关部分，略做介绍。
文革初期，批判刘邓，有种观点，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四清、社教是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普通干部群众，比如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因此称为“黑社教”。我本人，就是在黑社教中被整的反动学生之一。
要是站在中间立场，客观评价乌兰夫政绩，应该说功过相当，或者过大于功。温和土改是主要功绩，其它左倾害民的坏事，也没少干。起码在文革前，几乎所有毛共在内蒙造的罪孽，都有乌兰夫一份。在对待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上，乌兰夫比北京更左。比如，同样跟随傅作义、董其武起义的国军将领，在北京算“革命军人”，在内蒙算“反动军官”，屡遭迫害。乌兰夫的同乡，抗日名将高理亭将军，原国军骑兵旅长，起义后任解放军36军副军长。在镇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罪名遭枪决 24。另外，以反“地方民族主义”为名，在整肃东部蒙古人方面，他也毫不手软，只有少数上层统战对象例外。
记得从大二到大三（1964到1965）这两年，包括内蒙师大在内的各高校，都参加了这场运动。除我们外语系之外，师大各系轮流下乡四清，讲蒙语的到牧区，讲汉语的到农区，半年到一年。留校者则半天上课，半天社教。其中一个学期，内蒙师大集中搞“民族政策学习”，专门批判已被停职的党委书记特木尔巴根，和他包庇的蒙族师生。弯腰、低头、检查、声讨，除了没戴高帽游街，其它阵势，跟57年打右派完全一样。当时，乌兰夫尚在台上，表面地位稳固，还对四清社教频发指示，声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从印发的材料看，我们隐约感到事态严重，因为文件精神互相矛盾，好像中央和华北局，已经插手内蒙具体工作，华北局派庞大的工作组（清一色汉族老革命），到内蒙参加四清，不少人都留在内蒙当了领导，有明显的“掺沙子”味道。
另外，还有东西部蒙族的关系问题。我校批判的特木尔巴根，跟内蒙高院院长同名，也是东部蒙族，参加过自治政府和东部土改的领导工作。在批特过程中，内蒙党委派来以潮洛濛为首的工作组坐镇。潮是土旗蒙族，延安民族学院出身，属于乌兰夫亲信。而跟随特木尔巴根一起被批判的两个学生，也是东部蒙族。其中之一满都格其，特意安排在批判大会亮相，被公安厅当场逮捕，做秀味十足。同学们私下议论，这是一场东西部蒙族的内斗。乌兰夫试图通过公开整肃几个有“民族分裂”倾向的东部蒙族，来证明他所代表的西部“延安派”是正确的，而东部的前“内人党”或“东蒙自治派”，则跟中央对着干，因而是错误的。
其实，乌兰夫试图强调的东西“路线分歧”，在北京看来，是非常表面，甚至毫无意义的，因此才说他是“舍车马保将帅”。因为在北京眼里，从东部土改开始，在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文化路线上，乌兰夫都试图“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说好听点，是“维护自治”，难听点，就是“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唱反调”。中央一再姑息容忍，现在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程度。因此，从“四清”“社教”开始的新一轮折腾，应该是乌兰夫和自治区命运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五，毛、周、邓秋后算账，乌兰夫如梦初醒
本节转谈中央如何对乌兰夫秋后算账，彻底整肃。中央对乌的态度，其实经历了一个从基本信任，到部分怀疑，再到基本否定，最后彻底打倒的转变过程。另外，毛周对乌的态度，有所区别。但如果毛要“清君侧”，打倒一大批革命元老，周别无选择。就连“刘邓陶谭，彭罗陆杨”都如此，何况一个地方官员乌兰夫？所以，在整肃乌的过程中，周刘邓三人，都是毛的帮凶。
中央态度的转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不同程度（或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跟华北局的路线分歧，由暗转明。1963年10月，乌兰夫公开表示对中央的阶级路线不满，说“没有划阶级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公社化以后，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非划阶级不可？牧民脑子里是没有阶级的，硬给人家划阶级是主观主义。” 1964年夏天，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内蒙视察，指名批评乌兰夫，说“内蒙一潭死水”“在民族问题上右倾”等等。此时，“三不两利”政策，已经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对立面。在中央压力下，乌兰夫只好让步，到1965年，自治区才发了一个“牧区划阶级的《规定》” 25。据牧区四清的蒙族同学说，那个《规定》其实也是走过场，并没有认真执行。
第二阶段：为争取民族“自治”，跟中央顶牛，导致关系恶化。乌兰夫虽然已经汉化，不会讲蒙语，但他所受的教育，包括蒙藏学校和留学俄国，还基本属于传统熏陶和原教旨训练，而非儒法之道，对权术不够精通，所以真心信仰毛共对民族自治、自决的虚假宣传。他也用这套理念收编东蒙领袖，以为他领导下的自治区，真可以高度自治，实现振兴蒙古民族的梦想。因此说到底，他太天真，“太过认真”或“太过理想”，所以酿成大祸，栽了跟头。
既然连宪法都当儿戏，何况民族自治法？乌兰夫和自治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需要报批，哪些不用？都是糊涂账。实践证明，事无大小都请示，比较稳妥。就算自治条文白纸黑字，说某某不用报批，但你要真自作主张，圣上哪天要整你，必是罪过。这是王朝政治的“优良传统”，至今依然。这里点评四件比较重大的“顶牛”事件。
第一，对藏区“平叛”的态度。早在1955年平定所谓“川藏叛乱”，乌兰夫就说过“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26 ，但人微言轻，没人听他。到1959年事态闹大，内蒙也不得已派骑兵参与，回来之后，有些“英雄”还巡回演讲，我感到头皮发麻，见识了什么叫“以夷制夷”。乌兰夫当时的矛盾心理，在毛周心目中，已经留下芥蒂，后来也成了他的罪过之一。
第二，对蒙文改革的立场。还记得自治政府成立时的主席台领袖像吗？外蒙的乔巴山跟内蒙的乌兰夫并排悬挂，这个镜头显示了内外蒙古一家亲。在苏联殖民下，外蒙把从上往下写的老蒙文，改成从左往右写的斯拉夫字母（新蒙文）。老乌觉得，新蒙文有利于统一各地蒙语方言，所以主张学习推广。但北京坚决反对，表面理由是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其它民族语言，也应该拉丁化27 。真实理由，还是不希望他们文字统一，防止为内外蒙合并提供方便。最后结果如何？当然是乌兰夫宣布放弃。
第三，反对草场乱开垦。这个问题历史悠久，一向是汉蒙矛盾，农牧矛盾的聚焦点。乌兰夫其实知道，完全固守自然游牧，绝对禁止农地开垦，不但在内蒙行不通，也不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甚至不利于草原现代化建设。他所反对的，是不管条件好坏，不搞科学论证，无规划的“胡乱开垦”。于是1962年，经过调研考察，乌下令关闭19个国营农场中的7个，把已开垦但不宜耕的200多万亩土地，还草还林 28。这件事触怒了王震和北京高层，成为乌兰夫搞“独立王国”的新罪证。
第四，扩大自治版图，与邻省争地。自治区成立后，有数次扩大版图行动，特别在中部和西部，许多汉人省份的蒙古人聚居区，陆续划归内蒙，例如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或宁夏的部分地区，也划入内蒙。具体执行中，难免有省区之间的争议。但当时可是执行毛的圣旨《三五宣言》，他曾放言“恢覆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乌兰夫当然愿意。但到了要整肃他的时候，原本的圣旨也就没人提了。
第三阶段：反对“大汉族主义”，重印《三五宣言》，触犯大忌。上述种种摩擦，让乌兰夫痛感内蒙古难以“自治”，阻力来自“大汉族主义”肆虐，所以，他误判自己，1965年底，下令重印《三五宣言》，即有名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陜北后，于1935年12月20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主要五条内容：1，归还原来属于蒙古人的所有土地；2，蒙古人有权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3，内蒙古境内的其他民族，享有跟蒙古族同样的权利；4，把汉族占领的盐池交还给蒙族，在长城附近开辟贸易区；5，中共不进攻内蒙草原，愿与其他民族缔结同盟，共同对付日寇和中国军阀，等等 。29
当时我们也曾人手一份。读完之后，不敢公开议论，只好请党史课老师辅导。记得他说，基本精神是共产党信仰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和自决权。但不能机械理解，必须历史地看。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已经平等，所以还是要维护多民族的大家庭，云云。乌兰夫当年的大胆盲动，其实触犯了一个王朝大忌，那就是用过去的老圣旨，给今日朝廷脸上抹黑。这就像前几年，有人编辑《历史的先声》，让北京脸上无光一样。
第四阶段：改组党政机构，重用亲信，最终招致强烈反弹。如果说，前面三个阶段，乌兰夫与北京的摩擦，主要表现在具体事务上，触及灵魂的程度，还不足以让毛周下决心拿下乌兰夫，那麽，到第四阶段，发展到政府重组和人事安排的关口，就一发不可收拾，逼得内蒙受到排挤的干部，非向中央告状不可，而中央也就断然决定收拾乌兰夫了。所以说，1966年初，乌兰夫改组政府架构的冒失举动，终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1965夏年到1966春，乌兰夫做了四项改组内蒙党政机构的重大决定：
1，把秘书室与党委调研室合并，任命夫人云丽文为主任，颇有“举贤不避亲”意味；
2，更换党委秘书长，将原秘书长周明调离，由副秘书长张鲁代理，准备让土旗蒙族浩帆接任；
3，虚化架空原常委，新设代常委13人，其中六人（包括儿子布赫）是土旗蒙族；
4，撤销原厅局，成立5大委（农、计、财、工、文），原35个厅局的主要领导大幅变更。新任组织部长陈炳宇，准备对更多干部做进一步调整 。30
如此伤筋动骨，逼迫受到威胁的干部们，别无选择，只好群起行动，向华北局和中央告状，揭发乌兰夫“排斥异己，包庇坏人，任人唯亲，个人专权”等问题，终于促使中央下决心，对乌兰夫采取行动。
第五阶段：《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乌兰夫的滑铁卢。1966年4月25，自治区召开党委扩大会，主要领导82人出席。乌兰夫主导会议，大批“大汉族主义”，高锦明、权星垣、周明等人成为批判对象。乌兰夫和他的亲信意气风发，认为大权终于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岂不知，这竟是他们的最后盛宴。五天后，华北局派解学恭率工作组赴内蒙，传达李雪峰（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批评，说他“狭隘民族主义”。接着，工作组找告状人谈话，之后，于5月3日做出裁决：说“乌兰夫犯了严重错误，其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一夜之间，乌兰夫就成了“三反份子” 。31
乌兰夫当然委屈、疑惑、满腹牢骚，立刻赴北京，借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的机会，向中央陈情。此次北京之行，竟然是他“失去自由”的开始。这恐怕是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始料不及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主题，是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布文革开始。不等扩大会议结束，紧接着就召开《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从5月22到7月25），历史64天，解决华北五省区的领导班子问题，而内蒙的焦点，就是清算乌兰夫及其亲信。会议规模之大（146人出席），时间之长，变化之快，斗争之烈，令人乍舌 。32
前文说过，前门饭店的斗争目标，并非乌兰夫一个，华北五省市区，都有务实派高官下台，但内蒙的斗争似乎更为激烈，除了路线之争，还夹杂着蒙汉民族的派系之争和权力之争，所以更为覆杂。两个多月唇枪舌战，经历了五个惊心动魄的斗争阶段：
1，前两周学文件，包括《五一六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等等，统一思想，营造斗争气氛；
2，第三周是“揭盖子”。经过周密策划，让积极份子们，把准备好的“炮弹”甩出来。解学恭指出，自治区问题的要害，是不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走资派，反而宣传“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乌左派（王再天、权星垣、高锦明、雷代夫、郭以青、宝音巴图、高万宝扎布等）紧跟华北局定的调子，揭发乌兰夫和自治区更多问题。当然，也有保乌右派（李贵、陈炳宇等土旗蒙族）为乌兰夫评功摆好，保驾护航；
3，第四周是“挖根子”，由华北局领导李雪峰、解学恭、李树德亲自挂帅，对乌兰夫问题上纲上线，批评定调。李雪峰指出，“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闹民族分裂主义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我怀疑内蒙党委有一帮修正主义份子在那里操纵。”区党委书记处随即做出组织决定，“取消代常委，停止浩帆党委副秘书长的职务，隔离反省，收缴所有枪支”等等。随着压力增加，保乌派开始分化，有的降低调门，有的开脱自己，说本人也是乌兰夫的受害者。乌兰夫本人也开始软化，于6月14日忍气吞声做检查，给自己扣上两顶帽子，一是民族偏见；二是自卑感。这样的所谓检查，反而招致更大批判火力。
4，第五和第六周，进入“深揭狠批”阶段。21人大会发言，26人书面发言。批判会由内蒙党委扩大到全体成员，批判对象也从乌兰夫本人扩大到他的“死党”李贵，陈炳宇、石光华、墨志清、奇俊山、李文精、云瑞等。乌兰夫做第二次检查，把自己的错误升级，承认近半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
5，第七、八两周，是“穷追猛打”阶段。反乌左派对他的第二次检查进行面对面斗争，说他“假检查真进攻”“对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开始触及他的历史问题，生活作风，以及私人交往，包括跟杨尚昆、习仲勋、张闻天、李维汉等人的关系问题。
6，最后两周是“收尾”，反乌派全面胜利，保乌派彻底失败。乌本人做最后检查，上纲上线更高，可谓“唾面自干”。7月25，会议结束。四天之后，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央，确认乌五大错误：（1）反毛泽东思想，自立体系；（2）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3）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搞民族分裂和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党夺权。最后结论是“五顶帽子”：三反份子，民族分裂份子，修正主义份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33 。从此，“当代王爷乌兰夫”的称号不胫而走。
回望53年前的斗争，不难发现，促使乌兰夫缴械投降的决定因素，除了毛周精心布置的前门饭店会议，还有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当面约谈（训话）（康生、刘春、奎壁在坐）。
谈话围绕一个中心议题：民族主义。刘少奇说：“中央强调的不是你说的那个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
邓小平更为直截了当：“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汉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哪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34
对刘、邓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定调，我有三点感触：
第一，尴尬滑稽的历史场景：中国的两个“最大走资派”，此时已陷入毛的天罗地网，他们主导的“资反路线”正在肆虐，试图重复五七年“反右”，把贴大字报的学生打成反革命。没料到毛很快反击，让他们遭灭顶之灾。就在这当口，他俩却代表中央，郑重其事教训内蒙的“最大走资派”。他们不久的下场，甚至不如乌兰夫。因为民族身份护佑，乌兰夫没遭刘少奇的杀身之祸。这种滑稽安排，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毛周的巧妙盘算。
第二，违背事实的前后矛盾：曾几何时，毛周和中央，赞扬乌兰夫的“温和土改”和“三不两利”，适合少数民族草原牧区，还号召新疆、宁夏、青海学习内蒙。怎么一转眼，内蒙又落后了？不搞阶级斗争，不正是内蒙的长处吗？是好是坏，什么标准？不合逻辑，自相矛盾。
第三，因果颠倒的内外关系：把内蒙和乌兰夫的事，拉擡到与苏蒙对抗，对于恐吓乌兰夫和蒙古人当然管用，谁也害怕“通敌叛国”罪名，为身家性命计，只能低头。但问题是，当年为打日本，中共停止土改，改用“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把土豪劣绅都团结起来。为什么苏蒙外敌当前，就不能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非要强化不可？当然，被告席上的乌兰夫及其同伙，除了接受“宗教裁判”，别无选择。至于心里服不服，就无从追踪了。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乌兰夫及其亲密战友，从此失去权力和自由。乌兰夫一家，先被“监护”在北京，后被移送湖南。所谓“监护”就是“监督、保护”的意思吧，跟软禁类似。反乌左派书记们，返回内蒙之后，在对待造反派上，又分化改组，形成两大对立派系。一直闹到解放军开枪杀人，周恩来直接介入，派滕海清中将空降内蒙，组建革委会，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滕海清在中央授意下，随即施展“雄才大略”，要通过“挖肃”，把乌兰夫的社会基础连根拔掉。于是，朝“挖新内人党”方向发展，把蒙古人整得鸡飞狗跳，“家家闻哭声，处处设牢房”，最终造成人间惨剧，死亡率百分之1-2%，伤残率4%，关押率17%，株连率50% 。35
最后物极必反，毛周终于意识到酿成大祸，边平反昭雪，边调兵遣将，以“准备打仗”为由，全面军管并肢解内蒙，把五分之三的面积和五分之二的人口，分割出出，并入东北的黑吉辽和西北的甘宁，以防内蒙更大动乱。在这一新背景下， 1972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乌兰夫才被毛周逐步“解放”，回到北京，当选中央委员，恢覆部分权力，出任统战部长等职。
乌兰夫回忆他的复出过程，说是周说服毛，念及他当年“单刀赴会”，去东部统战蒙古人，为中共打天下有功，云云，我认为他言过其实。论功劳，乌能比过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他们还不照样被整死？关键是稳定内蒙凝聚人心的作用，无人替代乌兰夫。挖肃和内人党冤案，把内蒙搞乱，难以收拾，只好请乌兰夫重出江湖，充当偶像，不让他拥有实权。这才是毛、周、邓的如意算盘。乌兰夫的名义地位，到邓时代继续上升，到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但统战意味浓厚，防范之心不减，也不给他充分自由。仅有两次破例，特许他短暂回乡访问。
关于乌兰夫最后一次内蒙之行，我写过另一篇文章，引证如下：
（女儿）云杉还提到，他父亲获准去成陵祭拜，并受到守灵马队的隆重迎送。但她不便说的是，实现祭扫成陵的强烈愿望，是在多次据理力争之下，才获得北京恩准。更鲜为人知的是，乌兰夫屏退左右，独自一人，在成吉思汗塑像前默哀良久，痛哭流涕。此时此刻的他，内心想些什么？口中默念什么？怕鲜有人知。据笔者揣摩，他不会不想到「四三会议」那场路线之争，内蒙东部的“温和土改”和“三不两利”，以及后来发生的「挖肃」与「内人当」冤案；更不会不想到，成千上万亲密战友和蒙族精英，侥幸躲过战争浩劫，却在和平年代，遭受酷刑折磨，含冤而死，情何以堪？
回京之后，他思乡之情更重，也更加郁郁寡欢。每逢有熟人去内蒙，或者有内蒙亲友来看他，他都要求带点家乡的土特产，像筱麦面、山药蛋、酪蛋子、奶豆腐、沙葱、苦菜之类东西，虽然不出名也不值钱，但可聊慰乡愁。
就这样涯到八八年底，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36
六，三条简短结论：
从东部土改政策的不同思路与不同后果，到民族自治的假戏真演，再到乌兰夫的郁郁而终，我认为起码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温和土改”与“暴力土改”孰优孰劣，不难判断。两种土改的各自后果，在大饥荒中突现出来，对比明显。一向缺粮的内蒙，居然能紧急动员，迅速援助京津沪和辽宁十一亿斤救命粮，很说明问题。内蒙古之所以有条件“另搞一套”，自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由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促成，其它汉族地区的土改官员，未必都缺乏人性与常识，不知道“暴风骤雨”对乡村经济的破坏与族群关系的撕裂，但他们没有乌兰夫的有利条件；
第二，从中共对乌兰夫“温和土改”先容忍后清算，也能反思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虚实。汉族大一统观念，不但始终占据“顶层设计”的主导地位，也是多数汉族干部的亚文化和潜意识。一纸“自治空文”，没有法治基础，缺乏监督与纠偏机制，并不能有效保障合法权益。乌兰夫的教训是过于认真，甚至天真，深信延安承诺，执著于早年信仰，所以身受其害，直到晚年经历惨痛教训之后，才参透其中奥妙；
第三，通过东部土改与乌兰夫的遭遇，再次验证一个规律：即共产极权暴政，对治国人才实行倒筛选，“媚上紧跟”与“求真务实”难以兼容，不分民族。而“非我族类”的民族干部，就更加如此，无论如何忠心耿耿，都不会获得真正信赖。越有才干的民族干部，水平越高，政绩越好，其仕途也就越发凶险。
或许，这就是我们从内蒙东部土改的历史轨迹中，可以引申出来的三条经验教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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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220-229页。
- 参见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2页，数字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6万人被关押，1.6222万人被迫害致死， 8.1808万人致残；另有两种非官方说法：一是蒙古族学者巴赫的说法：逮捕关押了80万人，50万人致残，5万人被迫害致死；二是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的说法：2.79万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致残。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数字是：致死两三万，致残12万，关押50万。参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内人党事件。
- “单刀赴会”是指1945年10月，延安派乌兰夫去锡盟苏尼特左旗，解决那里出现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周恩来称赞乌机智勇敢。后来，也泛指乌成功收服东部蒙古民族各派系。参见乌兰夫革命史资料编研室编：《乌兰夫回忆录》，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 这位特木尔巴根，跟我校书记同名，但地位更高，资格更老。1901年，特木尔巴根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旗。1925 10月，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国际班。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5年8月，任内人党东蒙党部执行委员， 1946年1月，任东蒙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1946年4月，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5月，任兴安省政府主席、兴安省工委委员。1947年5月，被选为内蒙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中共建政后，历任自治区财政部长，政协副主席，中央民委委员，内蒙高级法院院长。文革期间，受残酷迫害。1969年1月30日，死于呼和浩特狱中，终年68岁。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特木尔巴根。
- 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内蒙古自治政府。1946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承德召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议上，以博彦满都、哈丰阿为代表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与以乌兰夫、刘春为代表的“中共延安派”，就东西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整合、如何实现自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4月3日，确定了东西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合并。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停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等一系列决议，史称《四三会议》。
- 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内蒙古自治区，刚成立时，自治政府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五个盟，下设34个旗（市）、1个县，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00万，其中约50万人为蒙古族。
-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
- 参见毛泽东论宪法(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转引自https://newsabeta.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579.html，毛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
- 参见CCTV央视纪录片，2007年12月29日《暴风骤雨》——东北土改纪实，第四集“砍挖”运动 ，解说词，来源：http://www.cctv.com/history/special/C20441/20071229/101546.shtml。
- 参见《内蒙古日报》1948年3月21日第2版。
- 参见李鸿范、徐鹤京、丁修：《哲里木盟农村牧区的民主改革》，见《曙光照耀哲里木》，民族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29页。
- 参见赛航：“内蒙古牧业区的民主改革”，载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上），第457页。亦请参考哈斯木仁：“解放战争时期内蒙东部地区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改革”，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月，第40卷第二期，第20-25页。
- 参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天行健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58页。
- 参见突泉县人民政府编《突泉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34页。
- 同注10。
- 参见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90页。
- 参见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 参见钱占元：“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乌兰夫领导牧区工作”，载《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 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上海孤儿。
- 参见《新华社内参》，来源：《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二集（1955——1964）》，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编印，1967年10月。
- 引自网刊《蒙古新闻》http://mongoliinmedee1.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23.html。
- 参见网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ec87b41a0102v2rr.html“草原精灵内蒙古黄羊哪去了？——天地自然志愿者内蒙东北考察记(1)”。
- 参见新华社记者毛纯礼：“内蒙古积极调运粮食支援京津沪等地”，新华社《内部参考》，1960年4月27日。转引自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编印：《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二集（1955——1964）》，1967年10月。
- 参见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441-442页。
- 参见王树盛等著《乌兰夫传》（1906-198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21页。
- 参见文革出版物《学习材料》，1967年，无出版单位，无页码。
- 乌兰夫：《关于蒙文改革的讲话》（1956年），载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编印：《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四），1967年10月。
- 参见王树盛等著《乌兰夫传》（1906-198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
- 参见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全文，1935年12月20日，转引自《南蒙古时事评论》，http://smglnc.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1799.html。
- 乌兰夫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变更内蒙党政机构，发生在文革前夕，我曾亲历。亦可参见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详见注32。
- 参见文革出版物《‘当代王爷’乌兰夫反革命‘宫廷政变’大事记》，无页码。
- 《前门饭店会议》大致过程，可参见巴彦泰著《挖肃灾难实录》，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整理，网站：https://www.smhric.org/IMPRP.pdf。
-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27日，以及1967年1月20日，内蒙党委请求华北局转发该《报告》，华北局1月23日请示中央，中央最终于1967年1月27日批转。文件可参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天行健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152-164页。从华北局报告出笼，层层请示转发，到北京批转全国，中间有半年空档，什么原因？耐人寻味。
- 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与乌兰夫的谈话记录》，原载“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编印的《文革资料》（2），1967年8月。
- “内人党冤案”悲惨结果，参见注2。另见哈斯格尔勒：“‘内人党’冤案亲历记”，载《炎黄春秋》网刊http://www.yhcqw.com/34/4029.html。
- 参见程铁军：“乌兰夫盖棺论定”，载《中国时报周刊》，1990年6月17日，第76-80页，署名彭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