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
众人的纷纷猜忌和造反派嘶吼着革命口号，站在高台上的政治犯成为众人鄙夷侮辱的对象，这是中共在50多年前在中国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场景。中共在最后制止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影响到现在依然还在影响着中国政局。本周，中共四中全会落幕，这场极为低调的政治会议发布对外公报后，中国各地掀起一场学习报告的热潮。中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写与之相关的学习材料，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扩展到非党员干部的身上。写学习材料是对中共表示忠诚度的表现，学习这些东西也是让在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们学到一种明哲保身的最好方法。
（烟台街头的大标语，来自维基百科“党领导一切”词条）
为何中国在一场盛大的政治会议之后能够掀起学习的热情？这得益于中共推行数十年的民族主义和党国一体化的教育观念。数年前，中共就已经开始对党国一体化进行模糊的阐述，包括使用一些制度化的教育推广模式。外界对于中共四中全会之后变得越来越焦虑，一边对外宣传里希望外国投资公司可以来到中国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权的指责。很显然，中国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战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让那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就必须在涉及中国人权的问题上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对于中国公司在西方投资受挫，中国政府就指责其为政治干预商业的行为，中国政府对此不会承认，也不会做出任何回应。
极度的爱国热情在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之后，逐渐变得越来越麻木起来。很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选择在这样一场博弈里不出声或者大肆批评中共的政策。或许在未来，中国领导人不希望过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对权力本身就是一场威胁。中国政局就好比美剧《纸牌屋》一样，权力的本身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后，不得不开始重新进行洗牌。将党的领导上升到权力博弈，以及掌控政治资本，成为官员们的必修课。经济下行加速，民众就业成为这些官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权力的巅峰逐渐变得炙手可得，权力的分配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渐变得不寻常。
“党领导一切”是前苏联年代，斯大林在权力的末期经常向他的幕僚所说的话。这样的表述也被写进苏联共产党的各项文件里。中共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政党模式不是向苏联学习的，并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制度里，苏联模式的阴影也一直存在于其中。
显然，权力意识和权威意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需要加强的最终要求，这关乎着这个政党生存的关键，当然也包含着许多利己主义的个人利益。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后的记者会上，中国中宣部副部长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召开一次党建制度的会议还尚属首次。这暗含着中共内部自身认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领导人本身也十分担心权力被瓦解和被民主社会所取代。
中国历代的政权更迭都是发端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兴起，在这次公报里着重写出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中共开始运用科技手段大规模的监控民众的一言一行。甚至将这样的科技手段输向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大规模的监控行为在该国新疆地区随处可见，不过，四中全会后的公报里公布了这样的表述无疑是让国际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警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