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文人的典型——何新
裴毅然
闻知何新，当然六四之后。他的成名——大陆士林惟一公开为中共开枪站台。其文集《为中国声辨》，小儿科级偷換概念，当然是《为中共声辨》。很惊讶他的政治立场，竟如此将自己卖光、全部卖给中共——支持开枪！1991年12月10日外交部新闻司，何新接受《纽约时报》编委David C.ungde訪谈：
1989年6月3日、4日发生的流血事件……是一个国家政权为了维持它的合法性，在实施军事戒严的过程中，遭受到敌对政治势力的阻挠、挑战、抗拒，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为了强行通过，也就是为了贯彻国家的法令，而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强制措施。
40周岁的他，应该很清楚“卖”的结果。1990年4月，他致函李鹏：
1989年平定动乱后……至今并没有形成对社会有说服力的主导舆论。我主动地帮国家一些忙，但结果孤军奋战，事倍功微，并且在国内外成为众矢之的
。
本就在中国社科院打杂（不受待见），此时不堪众弃，1990年6月12日，他要求“随时愿意离开社科院，去学校教书”。 1
何新来历
何新（1949～ ），出生 温州 苍南，5岁随家迁京，文革 上山下乡 于黑龙江 友谊县 ，1975年县中学教师，1977年考入 大庆师范学校（大专部） ，三月后退学回京，并无高等教育学历。1980年，何新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学术秘书）；1981年转近代史所（黎澍助手）；1983年中社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1985年文学所助研，1987年副研。
六四枪响、坦克上街，全球哗然，寰内士林怒然而默，出来这么个社科院“副研”帮腔，中南海如获至宝，1991年3月由李鹏“特邀”，增补全国政协委
员，調入全国政协，第7～12届专职政协委员（1991～2018），专职意识形态。“特邀”何新，中南海信号明确——“明码标价”，只要支持“平暴”，立即优待。何新当然也覻着这一空档，急中共之所急，卖中共所欲买。《为中国声辩》，中南海那么亟需的声音！袁木一人唱独角戏，太孤单了，太需要有人鼓掌（当然最好是知识分子）。
何新很清楚自己的“挺身而出”，一语穿底：
我认为在重大历史关头，有必要挺身而出为中国社会主义辩护，以捍卫中国人民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
何新的思想方法：
“这些方法均得力于……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的潜心研究。” 2
何新调全国政协，经邓小平、李先念、王任重等点头，以便扩大声音，影响士林。
上条陈
何新为中共考虑得很细很尽心，1990年6月12日上条陈《进一步稳定国家大局的几点政策建议》：
从1988～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的导因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几乎都从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化运动发端，这更非出于偶然。回顾东欧政治变革的轨迹，似乎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规律性。
首先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倡导否定现实主义的异端文学运动，继而转入政治社会理论，鼓吹自由民主运动，待到知识文化界舆论准备充足，再利用经济困难或其他政治、社会问题突然发难，挑动民众，搞直接夺取政权和根本改变制度的政治运动。这已经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被颠覆的一个规律。如果中国不想在今后十年亡国，那么对这一轨迹即有必要给予必要的重视。 3
看看，直接将“民主自由”设为负面词汇、危险概念。
歪理辨歪事
笔者一直很忙，没功夫陪何新玩——讨论其显属荒谬且十分阴险的观点。
稍稍归扫，便可撮出一簸箕挺共谬论：
中国如果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国将不国。……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坚定地支持了中国政府当时的决策……因为我确信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没有采取这一决策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彻底瓦解，同时也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崩解过程。也就是说，巨大的社会危机同时会转化为民族危机。中国将四分五裂，千百万中国人民将流离失所……（1991-3-29接受香港《东方日报》采访） 4
假设后果论，很拙劣的论证手法。很简单，誰都可以用这种逻辑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因为“未来”无法当下核查。明明卖身权贵，以媚邀宠，还摆出一副凛然神圣的姿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就那么神圣那么不能碰吗？赤潮祸华，马列主义肇祸中国，整出反右、大饥荒、文革（且不说“六四”），还有什么神圣性？价值观念、社会理想为中国服务，还是中国为一则已被实践证伪的“主义”服务？如此基础的价值关系都摆不正，学术功底如此浅薄，举着颠倒的逻辑出来晃悠，还真以为寰内无人，就你一个“明白人”？！
为歪事辩护，自然只能用歪理。为六四开枪辩护，少不得身后得有端着刺刀者。
卖得很彻底
何新卖得很彻底，不仅六四开枪辩护，还“延伸服务”——为毛泽东辩护，为反右辩护、甚至为大饥荒辩护。而所谓的辩护，只有观点，回避论证，如
以指责越战避开记者的大饥荒话题。
何新早就关心国家大事，主动为“中国”分忧了。1989年4月27日，何新致函邓小平及政治局，建议对不同政见者由镇压转放逐海外（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1992年）。1990年建议制定《国家安全法》，放弃意识形态定罪标准，換以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及法制的名义。1992年，他再致函邓小平、李鹏，提出外交上放弃以意识形态选择盟友，主张以国家利益为准则，如放弃对红色高棉的支持。
如此为中南海尽心，想来必有“更上层楼”之期待。不料，全国政协委员是起点，也是终点，始终未能再“进步”。
随着“六四”渐远，何新价值漸衰，尽管他不断“理论创新”，提出“富国剥削穷国”、“否定資本合法性”……无非捡拾马克思牙慧，论证资本主义的非道义性，遭到港刊嘲驳。人家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台湾以不足大陆2%的人口，何以1970年代创造了大陆50%的GDP？ 5
结语
最近在网上读到何新自谓“寂寞老人”，说是还有一些青年记得他、尊敬他……当然，至少两三代国人不会忘记他。既然得到中共优待，自然只能得到
六四难属及绝大多数国人的弃待，有得必有失呵！历史最终必将体现公平。
2019 十二月 Princeton
注释：
1 何新：《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第300页、第312页。
2 何新：《为中国声辩》，序言，第2～3页。
3 何新：《为中国声辩》，第310页。
4 何新：《为中国声辩》，第125页。
5 单伟建：〈中国为何落后——驳何新的谬论〉，《争鸣》（香港）1991年2月号，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