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新冠病毒疫情发展到现在，虽然在全国除湖北外，有超过20省市多日无新增病例，疫情看来似乎得到初步控制，然而，也有信息表明，受感染人群还在扩大，官方也承认，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复工复产的催符令是一道紧似一道。官方最近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和统筹推进新冠疫情与社会经济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就向全国发出了号令，对复工复产作出全面部署。
2020年2月9日，江苏省连云港一家工厂恢复工作之前，工人实施防疫消毒。（法新社）（转自自由亚洲）
外界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力主推动全国复工复产，对他来说，在疫情造成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威胁和经济因受疫情影响而迟迟不能恢复从而对其统治造成冲击之间，他更看重后者。这个看法准确，从上述三次会议尤其是23日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看，习在会上所作的讲话对全国的防疫和复工复产作了具体和详细安排，此次会议在县团级单位都设了分会场，直接聆听习的讲话，而不再像以前一样通过传达来了解其指示和讲话，减少中间层次信息传递的误差，因此，实际可以把这次会议看作是习向全国官僚体系发出的防疫特别是复工复产的总动员。
习为什么在疫情未稳之时急着复工复产？其背后忧虑什么？上述会议也给出了答案。
对当局而言，新冠病毒疫情固然造成天怒人怨，但随着举全国之力防治，它终究可能会用不太长的时间被控制，届时，当局将开动宣传机器，像过去一样，把它宣扬成坏事变好事，民众虽不满，但在疫情过后，也不可能追究当局责任。然而，倘若因疫情迟迟不能复工复产，导致疫情扩散和防控过程中出现的大量次生灾害得不到缓解，甚至还加重，那么，这些次生灾害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重新引燃民怨的导火索。旧仇新恨一起发作，当局恐怕就不好那么控制，很有可能使得社会秩序崩溃，乃导致局部民变发生，不是没有可能。
事实上，比起疫情本身给人民生活和工作造成的不便来，防控过程中一刀切的过度措施所衍生的次生灾害一点也不少。在疫情缓解后如果由于复工跟不上，加重此种情形，民众生活没有保障，再加上就业因此受影响，很难说他们的不满不会公开爆发出。所以在这次电视电话会议上，针对下一步的防疫形势，当局提出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要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在对复工复产的八大要求中，包括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切实保障基本民生。目的就是要通过尽快复工复产，防止不测事情发生，使中共统治免受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的冲击。
如果说预防社会秩序崩盘还只是一种可能性，那么，防止疫情久拖不决导致不能尽快复工复产并最终演变成一场经济衰退则对当局完成今年目标任务构成现实威胁。2020年是当局规划的十三五收官之年，是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第一个一百年的实现之年，即如期在今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即便考虑美中贸易战和中国经济这几年的疲软状况，要在今年实现该目标任务本来也很轻松，但新冠疫情给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如不尽快复工复产，全年经济增长很可能是负数，脱贫攻坚任务势必完成不了，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会泡汤。
放在其他国家，这个目标任务只具有统计数据意义，遇到新冠疫情，今年完成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大可能对政权产生合法性危机，然而对中共，这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因为它关乎统治合法性问题。由于不给人民民主，中共只能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福祉的改善与提高上做文章，换言之，用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的承诺来换取他们对中共统治的认可。所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际可以看作是中共对人民做出的承诺，是统治合法性的一种保证。如果它因为疫情导致不能及时复工复产而实现不了，承诺无法兑现，人民也就会撤销他们对中共统治的认可，产生合法性危机。
相对中共这个抽象的统治主体，如因疫情和无法复工而导致全面小康社会不能在今年建成，对习近平个人的打击更严重。因为正是他把百年目标任务的实现塑造成是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才做到的，既如此，不管因何实现不了，也就变成他的责任，他就该主动让贤。事情的逻辑肯定会导向这个结果，致使他的权威会受到打击。这是独属于习近平的政治危机。由此不难理解他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急着复工复产，在政治局会议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中，要求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习近平复工复产的第三个考量或忧虑，是害怕西方借助疫情和中国经济脱钩成为现实。正如舆论指出的，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费了那么大劲，两国经济还是无法做到干净脱钩，但新冠疫情一来，就轻轻松松地实现了这个目的。当然现实中美国并没有做到这点，但因疫情两国经济脱钩的趋势是很明显。美国在全球率先对中国实行旅行限制，飞机停飞，疫情也导致中美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受到极大影响。很多企业都在评估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在他国重建供应链。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旅行限制和航班停飞。尤其是西方国家，鉴于它们的跨国公司把大部分供应链放在中国，疫情加快了这些企业从中国撤出、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步伐。
尽管这样做在短中期对西方企业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创，然而一旦它们评估脱钩是必要的，对中国无疑更具毁灭性，不仅政治上将受到极大孤立，考虑中国在一个较长时期还须依赖西方的市场和技术，脱钩对中国经济、就业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会带来毁灭性打击，习近平汲汲在望的中国梦估计不可能成为现实。这个后果虽然不会在眼下出现，然而疫情如不能在较短时期被控制，复工和复产不能尽快开始，则无疑会加快脱钩进程。
所以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这些都是预防西方国家和企业借疫情而加快同中国经济脱钩的举动。
在疫情和恢复经济面前，习近平是鱼和熊掌都要。但要两头都兼顾，若处理不好，可能哪头都得不到。因为尽管当局小心地在部署推进防疫和经济社会的统筹工作，可如何防止人员在复工复产的催促中不被大面积感染，也不是容易的。如果因此爆发第二次新冠病毒疫情，只会加重中共和习近平的已有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