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
【编者按，钟南山院士因为首次说出武汉肺炎“人传人”而受到广泛赞誉，然而其后他的言论却更像一个中共官员而不是一个独立学者。甚至道出“人传人”的光环也不明亮了，因为到武汉考察的专家组长王广发自身染病的事实再也无法掩盖真相。这次疫情中真正的勇者是李文亮、艾芬这些有良知的医生，正如2003年的SARS期间真正的吹哨人是良知医生蒋彦永。】
中共当局有个几十年不变的“优良传统”，那就是它无论闯了多大的祸，对国家、民族、百姓造成多大损失，它不但不会认错检讨，而且还要强词夺理硬说成是好事，是它的功劳。久而久之，人们就给它概括成一句话就叫做：“丧事当成喜事办”！从“反右运动”到“三年大饥荒”，再到六.四惨案……无论滥杀多少无辜，饿死了多少人，造成多大损失，当局都说是“伟大的胜利”，“形势一派大好”。为达此目的，当局除了不惜用数字造假、事实造假来愚弄欺骗民众外，更要塑造各式各样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将其神化，然后再利用这些人来误导大众，文过飾非。这已成中共一向固定的操作模式了。
（网络图片：终南山领着新党员宣誓效忠共产党）
2020年初，从武汉开始爆发的这场所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在中国至3月4日已造成死亡人数累计超过三千，达到3012例；累计确诊人数超八万例，达到80409例。以上还仅是中共官方公布的、很可能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而更应指出的是：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天灾，而首先是中共武汉当局刻意隐瞒疫情，打压良知医生李文亮等8人的报警发声而造成的特大人禍。接着中共当局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大爆发時的手忙脚乱，置武汉数百万民众于不顾而苍惶封城，到疫情稍趋缓和时便又“丧事喜办”，官媒体大唱颂歌之余更进而打算嫁祸于国外，并将自己重新塑造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行动中的“领导者”，更试图重新定位这场危机，以证明其治理模式的“伟大正确”。为此，当局竟然敢“荒天下之大唐”，把世人皆知的这场所谓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说成是虽发病于武汉，其病原却不一定在中国。敢出来如此信口雌黄打“头炮”挑衅世人的智商与常识的，便是中共当局新近推出的“模范精英”人物钟南山院士先生。
钟南山（1936年—-）福建厦门人，生于南京，中共党员，中共的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家，因在2003年抗击SARS时有一定贡献，并讲了几句真话，遂成为名显一时的领军人物，曾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等职。由此可见，此人并非单纯的科技人士，而是姓“党”的官家体制内之人。钟南山在2020年2月27日上午，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的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罔顾铁的事实，竟称: 此次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 钟南山此语阴阳怪气,违背起码的常理。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铁的事实是，此次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可是对此疫情已在武汉及湖北全省大流行、大爆发，而且不仅全中国各省（市）无一幸免，更禍及日本、韩国、伊朗等多个国家，最终导至了一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公共卫生灾难。对此，钟南山却避而不谈。反而狡猾地用了一句“但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好个“不一定”请问根据何在？钟南山根本拿不出任何半点根据。就只能是凭空臆造，或者只能是他“跟着党性走”而产生的“直觉”了。
钟南山在此显然是想用这种模糊含混的说词来暗示人们，这扬大疫灾是外国人从境外带进来的病毒传染给武汉人的，甚至可能是中共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故意投放进来的“生化武器”式的病毒。也就是中共天天向民众灌输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教条的翻版。这当然是中共当局最希望、最想要的结论。但可惜找不出任何事实依据。于是党国的钟院士便只好用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语言来阴险地暗示：这“也许是”、“可能是”国外之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如此一来，中共当局不但无失职或为了“维稳”而故意隐瞒疫情之类的錯誤，反而是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好政府了。如此高招将“黑锅”甩给外国人去“背”，自然又是给党国“丧事喜办”献上的一份厚礼了。所以钟南山在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身份驾临武汉之初便放话说：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战争，热核级的”。看，人家早就埋下“伏笔”了！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钟南山并不是一位单纯的科技人士，而早已是一个极善解当局之意，更极善于为当局洗地，辩护、排难、分忧的御用文人。我如此评价此人，是有事实依据的。我們就不妨来看看十年前，也是这个钟南山，在北大的一次精彩表演吧。
那是2010年5月4日在有“中国第一高等学府”之称的北京大学，发生了一件看来有点不太“和谐”却十分发人深省的事。众所周知2010年是中国五·四运动91周年。也在这一天北大又要举办一个“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故是日北大车马盈门，冠盖云集。由北大校方领导刻意邀请返校的所谓名人校友达百余人之多。济济—堂，俨然—派“太平盛世”的“和谐”景观。
然而就在此时，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有几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今已年逾古稀的北大老校友，他们分别是沈志庸先生、王书瑶先生、燕遁符女士和原北大法律系校友、“反右”中死难者之子俞梅荪先生，一同在主席台上举出“右派冤”的字牌示众，要求为1957年“反右”运动受害者伸冤昭雪。那时还是胡、温当政，标榜的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虽然远未作到，但却也不像今天如此高压，动辄就定为什么“寻衅滋事”弄去局子里“喝茶”，“训诫”了。而与此同时，闫桂勋老校友也在胸前挂着“冤字牌”站在会场大门口。在场的人有的表示同情理解，更多的人则是冷漠麻木，默不作声。有的人甚至说，搞不清“反右”是怎么回事。在这堂堂中国最高学府“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地，竟然有人（而且不止一个）称不知“反右”是怎么回事，这样的“集体健忘症”真是极具“中国特色”，这样的知识份子，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你如果看了下面出现的场景，也许你就不再会为那些“健忘症”患者感到不可理解了。当天在场的名人校友中，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便是钟南山先生。钟先生并未就读过一天北大，只在1955年至1959年曾就读于北京医学院，本来这“北医”与“北大”是各自两家。但“北医”于2000年与“北大”合并，就这样“沾亲带故”钟南山便也“破格”被列为北大校友。而1957年当局大搞“反右”时，钟南山与北大根本无关。不过在本世纪初那场萨司瘟疫席卷中国时，此君因防疫有功一举成名。在—个“赢者通吃”的社会里，请他来作“名人校友”亦自在情理之中。钟南山先生当天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当“仁”不让地登台演讲。此人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除了用大量时间对他自己作了全方位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因与本题无关故略去）外，更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如下的高论： “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我虽然不能不佩服钟南山先生口若悬河、面面俱到的辩才，但仔细审视他这段意味深长的宏论崇议之后，便觉颇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第一，钟先生首先把自己也置于当年政治运动受害者之列，不仅经历过那么多运动的“洗礼”而且母亲也在“文革”中自杀。以一个“苦大仇深“的过来人的身份向你进言。这样的“现身说法”所能取得的效果，自然不是那些在位的官员“领导”们所能比拟的。说得好听点，对你们这些受政治运动之害的人更有“教育”意义和亲和力。说得不好听点，应是更具迷惑和欺骗性。
第二，钟先生说他受了那么多苦，结论竟然是“把—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他所谓的“看透了”究系何意，语焉不详。但以钟先生今日的春风得意，风头正健，决不可能是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更不会是要遁入名山大刹皈依我佛。所以接着便是“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这就露出了他“看透了”的“马脚“。就是要受害者放弃对作恶者的谴责与追诉，要你自认倒霉，打断了胳膊往袖里藏，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吞。在钟先生看来那些“打人”的作恶者似乎是“外星人”，人家来无影去无踪，你根本就找不着人家。所以才有“找谁算，怎么算”这种假装糊涂，实则是为作恶者当伥鬼的混帐话。所以钟先生的所谓“看透了”实则是叫你别看透，装糊涂，脸被人打肿了，说是自己“发胖了”。或者说是“妈妈错打了孩子，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头”，当然这就用不着“算账”。如此则皆大欢喜，稳定和谐。这就是钟先生为当局着想而设计的“和谐盛世路线图”。但可惜这个“路线图”不过是钟先生的青云仕途路，是我们这些政治受害者的冤沉海底图罢了。
第三，钟先生尤其高明的是借谈所谓“养生之道”，便不动声色的又想再一次将受害者引入歧途。这就是他所谓的“忘记”之“道”。他说“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人们对于过去的事，并不需要把什么都记住，无关紧要的，意义不大的事，乃至丝恩发怨，睚眦之仇当然尽可忘记。但是，如果把全民族的灾难，把千百万人的痛苦也一“忘”了之，那他至少也是个糊涂虫。1957年“反右”把上百万（中共官方只承认五十五万多，实际远不止此）的民族知识精英，打成政治贱民，株连受害何止千万人！这样的苦难，钟先生也主张忘记，那我们每年“九.一八“还何必长鸣警钟，南京大屠杀也无须肃立默哀了？钟先生要做数典忘祖的“楷模”，或以此为荣、为养生之道，那都是他的自由，却大可不必在这纪念北大校庆112周年的会上来讲，因为按你的这个逻辑几十年前“反右”的事都该“忘记”，那112年前的事不更该忘记了吗？照着这样“忘记”下去，我们大概只应该记着明天如何去追名逐利，升官发财了吧！
笫四，钟先生最后更“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钟南山先生过着怎样“天上人间”一般的神仙生活，在下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按联合国“每天收入低于一美元即属贫困人口”的标准，中国还有上亿的贫困人口。就更不要说广大下岗、失地的工人、农民，被强制折迁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民众，在北京被驱逐而流落街头的“低端人口”以及在各地血汗工厂中被残酷剥削、被逼上跳楼不归路的农民工……如此的“好日子”恐怕早从钟南山之流的记忆中“忘记”了，甚至根本就没进入他们的视野。正如当年闻一多先生所慨叹的那样：
今天我们不少的所谓知识份子，为了从既得利益集团中分得一杯羹，他们自然只看到歌舞升平，对民众的苦难，不但“忘记”更采取“选择性的失明”。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头上戴着什么学者、专家、科学家、名人、荣誉校友等等耀眼的光环，说到底他们只不过是权势者的帮闲相公，御用文人而已。
中国有句俗话“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钟南山2010年在北大为当局的洗地、打圆场的精彩表演，就已经说明此人早已不是2003年抗萨（SARS）时的那个有一定正义感的医学家.又过了十年后的今天,此人不但依附权势,入党做官.而且已是二十多家公司的实际操控者.大富大贵之后,当然更会“满足现在的好日子”,满足之余，就更会一門心思地去为权势集团效劳.所以才会有那些不顾起码常识来为当局卸责、“甩锅“的胡说八道。这也是一切只想要“好日子”，不要良知的“成功人士”们趋向墮落的必由之路！
2020年3月4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