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对于接任不足一月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来说，他绝对想不到其一番要武汉市民向习近平和共产党感恩、在武汉推行感恩教育的讲话，会让原本看好的仕途很可能折翅武汉，至少蒙上阴影。
根据报道，王忠林最近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调度会上说，“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广大市民、党员干部中开展感恩教育，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这番话旋即在中国舆论场引爆海啸般批评，堪称继李文亮事件之后第二起使武汉地方政府和中共当局难堪的公共舆论危机。如果说前者还是几个警察制造的（当然背后也是武汉地方政府），那么后者则由地方一把手亲自点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值得解剖，也让这些“父母官”们直接体味到什么是公共舆论以及它的“可怕”。
对像王忠林这种在官场上滚摸跌打了几十年的江湖老油条，本来是不该犯此种“低级错误”的，有看法因此认为这是中宣部统一部署的行动，王不过是按剧本演而已，又或者是为了迎接习近平来武汉考察。因为有传言，在武汉疫情好转后，习将于近期赴武汉看望民众。我认为，这不大可能是中宣部的统一部署。中宣部再专横，再不顾忌民意，再怎么想为习近平唱颂歌，作为一个时刻用显微镜盯着舆情的宣传管理机构，它也理应清楚，人民对这场疫情是多么的不满，对政府在抗疫中的表现是多么的有怨气，民间甚至把矛头直指习近平，要他为疫情的爆发负责。在此情形下，特别是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住，民众的伤痛还未抚平，当局就迫不及待要民众对共产党和最高领导人谢恩，很大可能会把民众淤积的愤懑情绪的魔盒打开。
所以，这应该是王忠林的自选动作，是他揣摩上意的自我“发挥”，急于求成、过度表忠。王被习近平点将，接替因抗疫不力而被免的前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本来可算作受命于危难之时，得到习的重用。不过，王毕竟不是出自习的之江新军，虽然这回得到习的认可，但习显然对他不完全放心，要在抗疫的实践中考察他，看他的表现。故王只是平级调动。而前任马国强是以湖北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武汉市委书记的。对比同时接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应勇，这一微妙差别更明显。后者从上海市长的任上空降湖北，升了半级。因为应是习的浙江旧部。王自然清楚这点，所以到武汉后，干得很卖力，各方反响不错。
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官场文化下，会干的不如会吹的，会吹的不如会拍的。只是闷着头干得好远远不够，官员还要学会自我推销，让领导相中。推销是有诀窍的，要做到把成绩归功于领导“领导”得好。尤其在习近平的“一人”体制下，在官方的宣传机器强调中共的体制优势和习近平“两个亲自”时候，即使被习看中，作为非嫡系干部，也要不断向习表忠，学会如何讨好他。在疫情重灾区武汉，开展感恩教育，把感恩总书记放在感恩共产党前，听党话，跟党走，实在可说王的政治领悟能力比一般官员要强。因为他知道习也喜欢民众要对党怀有感恩之心。去年7月为浙江农民党员向贫困地区捐赠白茶苗所作的指示，习就强调，要贫困地区人民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意识。因此，在刚经历一场大灾的武汉开展感恩习近平感恩共产党的教育活动，这比一般的歌颂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更能讨得习的欢心。
可惜王忠林的这个“拍马”拍得不是时候，大灾固然使感恩教育更生动，能够深入人心，但是他犯了两个失误：一是灾情尚未过去，疫区1000多万民众的生活还没有恢复正常，民众的情绪还有很大不满；二是他把感恩的首要对象对准习近平，明显是在制造个人崇拜，加剧社会对感恩教育的反感，因为民众的不满首先是针对习来的。故报道出来后，舆情汹涌。之前的《大国战“疫”》一书，也是马屁拍得不是时候，黯然下架。
王的感恩教育遭全民讨伐，除了他个人的政治失算外，也反映中共官员缺乏对政府救灾的常识和基本理念，以及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姑且不说疫情是由谁引起的，抗疫和救灾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这是一个现代常识，也是政府存在的理据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救灾不力还必须问责，那有要民众感激和感恩的道理。中共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各级官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命题，治理现代化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和官员要有现代治理的常识和基本理念，如果脑子里没有这些常识和基本理念，乃至固守传统政府的一套理念和做法，认为民众就应该被政府“管”着，政府的救灾是它对民众的一种恩赐，老百姓要对政府感恩，那么，今天王忠林的感恩教育虽遭批判，说不定明天又有官员也要民众感恩，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
其实，培育民众的感恩意识不是坏事，但首先政府要学会感恩民众。客观地说，相对西方，中国无论政府和民众，感恩意识都比较淡薄，假如不说没有的话。这跟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让政府和民众变得比较谦卑，感恩意识强，中国古代民间也存在少量感恩意识，但政府缺乏，政府有的是权力意识而不是感恩意识，因此要感恩的话也是民众对政府的感恩，而不是相反。特别是在中共建政后，扫荡传统文化，推行阶级斗争，民众为生存，官员为官位而争权夺利，斗来斗去，把本来就稀薄的感恩意识都清除掉了，剩下的就只有权力意识及附着于权力的恩赐意识，民众的幸福生活来自于政府的恩赐，因为如果政府不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民众就不可能有幸福生活，所以需要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王忠林的感恩教育，其逻辑和这个一样。
另一方面，在权力意识膨胀的同时，将丧事当喜事办也是中共特有的文化基因。中国民间也有把丧事当喜事办的情况，但那更多的是一种接受现实的无奈，或者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化解生活苦难的幽默。然而，中共把丧事当喜事办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逃避责任的阿Q式自欺欺人，以证明体制优势和自身的一贯正确。虽然“多难兴邦”之类话不再讲了，但这种意识并未根除，每次灾难过后，官方总要自我表彰，虽然口口声声要接受教训，但过后就忘。这次疫情更甚，疫情没有结束，官方早就在进行大张旗鼓的胜利宣传，最近又要在武汉拍抗疫电视剧。这种将丧事当喜事办的中共文化心理也是影响王中林打算推行感恩教育的一个因素。
幸好大众已经从中共的腐朽文化中清醒过来了，这或许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