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历心 （北京）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之中病毒作为战争的载体，而真正的敌人其实是使病毒扩散并大规模传播的极权体制。正因为这样的土壤，病毒如鱼得水，而产生了空前绝后的九州闭户的场景。这是一场记忆和遗忘的斗争，是一场极权与人性的斗争，是邪恶与良心的斗争。记忆是改变战争结果的最好武器，这样一种武器正在被强大的邪恶所抹杀，我们要做的就是记录下来这个冬天发生的一切，在若干年之后，面对后人的时候讲出来，这就是最好的救赎，也是这个国家最稀缺的财富。
瘟疫的极权主义传播模式
2019年末这场瘟疫开始悄无声息的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更有极权主义带来的谎言和对于瘟疫言论的打压，这种推波助澜的方式使得整个中国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瘟疫的根源目前没有定论，此前也有多种证据指向病毒研究所，不过目前证据尚不能完全证明这种说法。而瘟疫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特点早已有了定论，我们可以在多项数据发布和那段时间关于瘟疫通报的文件中找到答案。早在12月初，就有多名病人送诊，在此期间，武汉市卫健委一直要求各单位禁止发布治疗信息，并且用不明原因的肺炎来代替。私下里人们对于瘟疫的讨论在进行着，不过没有人敢确切的发布信息，并且没有人敢公开宣传，因为日前已经由官方通报了多起涉嫌“谣言”的处罚案例。
经过了一个月的发酵，瘟疫开始迅速传播，而作为极权的当局并没有打算发布这一信息，在报道和指令中，依然能够看到“禁止发布”和“可防可控”的字样，并且在后来的央视采访中多名专家还表示，该病毒目前没有人传人的现象，并且一切防控措施都是有事先准备的。在这期间召开了湖北省人大，会议持续的一个星期，武汉卫健委并没有发布病情通告，而在这段时间香港，泰国，日本等地都有确诊病例，港府也因此提升了防控的等级。由此就能得出一个结论：瘟疫在权力控制舆论之下迅速传播，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暴露在病毒之下的危险，病毒的毒性借助极权的恶性肆意传播，在不知情并且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人群中逐渐蔓延。整个城市都在一种看似有序的运转之中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极权体制对于信息的垄断，让人们没有办法获得多渠道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进行预警和防范。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只有一种来自于极权的声音，人们听命于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正在侵蚀人们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健康。从这种垄断的话语体系来看，民众们错过了最好的防控时间，病毒已经借着极权的传播模式传播开来，灾难一触即发，也难以避免了。
极权主义的政权的产生没有合法性，民众没有权利去选择，因此这样的模式不会承担责任，也不会对任何灾难负责，就像1960年的饥荒，完全可以开动宣传机器将其改写成一场自然灾害。由于权力体系的不对等和责任机制的失衡，没有选票的民众完全不能依靠极权者为灾难买单，没有了自由的媒体以及监督的声音，当权者完全没有并且也不愿意处理这样一场灾难。对于统治集团内部，不会有一个人因为这种灾难而受到伤害，因为缺乏政治激励因素，一场在民主国家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在一个信息垄断，压制言论的极权国家就会演变成一场人造灾难。瘟疫本身并不可怕，而促进瘟疫迅速蔓延的极权主义传播模式才是灾难的根源。从极权国家的每一场灾难都能看出，民主制度的保护作用，这种制度所带来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都是民众的筹码，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这种筹码都可以去合法的更换一个民选政府，而民选政府要想继续执政就要接受这种监督模式。因而就不会发生切尔诺贝利，大饥荒，豆腐渣工程以及溃坝洪水之类的人道主义灾难了。
透过这样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我们不难看出，极权主义对于信息的垄断和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就是瘟疫的根源，他们将人异化成为被统治的动物，经常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教育和宣传，在权利方面丝毫没有给予，并且在这种模式运作的同时，制定出为其服务的配套法律体系，对于人的可行能力的剥夺就在于长期让被统治者丧失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参与和决策。
极权统治在世界范围也会带来危害，正如波普尔说的那样“开放社会的敌人”。对于这样的预言，在今天应验了，之前的发达国家对于极权危害的认识还不够，没有选择政治先行的打击模式，而是采用经济援助以经济倒逼政治的曲线模式，但是这样的模式最终就带来了今天的代价。作为发源地的中国，本来应该做好防控，而事实上，在瘟疫爆发的前一个月，中国当局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压制言论和控制舆论，对于在互联网发布病毒信息的人进行打击和威胁。塑造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就在这个时候病毒早已经漂洋过海，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世界各国采取对华的封禁措施，还遭到了外交部的严厉指责，说这是对中国的偏见。关于这样的言论还有很多，极权政权用这种特有的傲慢俯视着全世界，就像是用瘟疫来控制全世界的命脉一样。这种“挟病毒以令世界”的态度让开放社会追悔莫及。前几天在大陆服务区下架了《瘟疫公司》这部瘟疫主题的游戏，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大众的“觉醒”和关于愚昧式宣传的讨论
就在这样的一种压制言论的环境中，病毒开始了传播，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锁全城，随之而来的是湖北全境的封锁，接着是全国范围的闭关锁国，在大年将近大家本应团圆的时刻，下令禁止聚集活动，并且对于一切公民组织的公共活动进行限制。可是此时已经错过了病毒防控的最好时期，病毒在之前一个多月的传播和扩散中已经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蔓延势头已经随着谎言的传播和真相的封杀不可挽回了。这种病毒的传播模式自然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国家主义至上的极权大政府在应对突发的卫生事件时候所表现出的僵化和愚昧，更能反映出没有选举权的民众在这样一种统治模式之下的无助和悲惨命运。封锁全境之后，对于公共交通的限制以及私人出行的限制更是变本加厉，切断了几百条交通要道，并且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忽然下令封城，在此前官方口径一直都是“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现象”、“不必惊慌”之类的字眼，在封城之后整个城市陷入了无序和混乱，菜价疯涨，药品，物资的保障和供给严重不足，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患者得不到救治。在这时，一向号称全能的政府并没有及时站出来阻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而是在歌舞升平声中度过2020年的新年。其一片祥和的歌舞声和武汉人民乃至湖北人民撕心裂肺的呐喊，无助的眼泪以及绝望的求救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歌舞升平中白骨如山，在一片祥和中默默死去，这样的一种落后低效并且对于人民苦难的漠视，就是由于这样不负责任的极权政府的统治模式导致的。
之后的救援和救助都无法弥补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在武汉多家医院门口排起了长队，人们纷纷带着口罩等待着检测，医院床位爆满，大多数人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网络上发布的求助信也纷纷被网络警察删除，曝光医院内部停尸袋和死亡人数以及火葬场火化量的公民记者们被纷纷带走。人们在绝望和无助之中度过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新年。
这个时候民间开始逐渐行动起来，人们起先向红十字会进行捐助，希望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对灾区的人们进行救助。民间组织者们，开始纷纷向武汉以及湖北全境运输物资，在政府当局不作为的情况下进行民间的救助活动，但是统治者当然不希望这种救援行动的开展，因为在一个极权社会，民间行动是要被当局监控并且记录在案的，而且对于民间行动本身也是脱离权力中心的一种自发秩序，为了维护统治，这种秩序往往不会被允许。民间组织的物资和救援必需品纷纷被没收，很多民间组织者被当局警告和驱赶，对于转发的民间救助信息进行删除和屏蔽。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的红十字会和一些带有官方办事员色彩的机构，他们对救灾物资进行扣押，并且优先满足高层领导的需求，而对于一线的医护人员不予理会。
在这样的民间和政府的博弈中，民间力量处于相当大的劣势，政府对于资源垄断和对于社会组织的打压也彰显出极权者对于能够对自己权威造成威胁的力量的忌惮。对于前期病毒传播的忽视，导致了后来疫情传播的扩大化，极权者也开始进行处理和解决，但是处于其本身利益的考虑，为了减少感染死亡人数以缓和社会矛盾，当局采取了暴力的封锁道路和城市的政策，禁止中国境内很多省市自治区的同行，很多地方甚至还采取了禁止人们走出家门这一毫无人道的政策，使得整个中国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期间也发生了无数类似文革的“批斗”和野蛮的行为，例如，一家三口打麻将被游街，老人上厕所被带走隔离，不戴口罩者被强制抓走以及将被隔离者集中收容，造成了一段时间的大规模人道灾难。而另一方面，对于患者和灾区疫情的处置，更是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做法，调取一切医疗资源集中去湖北救治，而对于防护措施本身并没有妥当的安排和发放，造成医疗人员大面积感染和死亡。
在众多死亡的医护人员中，有一位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对于他的死亡也一度引发了中国国内互联网的一次“言论革命”，这位死者就是之前因发布疫情信息而被警方训诫的李文亮医生，李医生作为最早发出预警信号的医生，他的行为值得肯定，而当局对其进行恐吓和训诫，并且在后来将其安排到一线进行抗疫，而导致其感染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这一夜，堪称是中国大众“觉醒”的一夜，很多曾经不曾发言的中产阶级和“犬儒”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站出来呼吁当局履行宪法35条中的言论自由条款，并且要求当局对于抹杀言论自由造成九州封城的局面负责，这一讨论一度有几千万的点击量，引发了一场类似“革命”的热潮。
当局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开始了一系列宣传，首先派出监察委进驻武汉进行调查，然后有对这一事件进行回应，表示这一行为是湖北当局单方面的瞒报，对整个中国造成重大的灾难，因此应该彻底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地方政府的失职行为进行调查。舆论发酵了三天之后，之前呼吁言论自由的帖子早已经被删光，很多人的账号因此被封禁，这样一场类似茉莉花革命的运动戛然而止，无疑官方对于推动事件平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大众的妥协和听信了官方的通报也在另一个层面冲淡了这次“革命”。目前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了，几乎听不到对于这个事件的讨论了，一切归于平静，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中，以极权主导的遗忘式宣传起到了作用，再一次压制了人们反抗的声音。
更加变本加厉的是，当局无耻的推出了《大国战疫》和一些要求民众感恩的新闻，宣传目的直接指向感恩，要求民众对于政府九州封城和集中力量抗击疫情的行为进行感谢，并且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毫不反思，并且宣称这是制度优势使然。诚然，这确实是一种“制度优势”能够在紧急期间几乎剥夺公民一切行动自由以及权利，能够用医护人员的牺牲和大规模感染为代价对于本应该扼杀在初期的疫情进行抗击，还恬不知耻的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可以显示出权力的傲慢和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以及生命权的漠视。对于这种宣传，很多民众逐渐忘记了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而开始对政府后期的行为感恩戴德，也催生了一系列“感恩文学”。
在一个极权体制之下，灾难都会带来赞歌，每一次灾难都会是一种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这些人丝毫不知道追责，也不知道一个极权体制就是这一切的源头，他们盲目的为体制摇旗呐喊，逐渐走上一条被奴役的奴役之路。而极权者丝毫不会为这些行为反思，灾难过后的庆功宴才是头等大事，他们用一个一个鲜活生命的牺牲作为炫耀的资本，在一座座坟墓上建起花园式的纪念馆，而民众们在欢歌笑语中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举国体制与民族主义的代价
对世界宣传的制度优势和举国体制无非就是以牺牲一些人和无视一些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取得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灾难的胜利，这种宣传的手法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低人权优势”的炫耀，因为自古以来，这片土地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宣传方式，对于人民的权利丝毫没有认识，连人们自己都觉得一切交给一个最高权威就万事大吉了，我们无需去对自己的生活操心了，就是这样心态的普遍存在，导致中国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社会上也没有形成人人遵守的契约精神。人们没有对于制度的反思和对统治者的批判，每次出事的时候都会紧紧盯着那个表面上的责任人，而忘记真正灾难的源头。
这种举国体制会摧毁一个人的基本良知和参与生活的基本方式，一切交给一个庞大的利维坦，最后的代价就是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护，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熏陶，没有对于权力的基本认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将会接踵而至。因此唯有改变才能让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重获新生。
极权当局也会用一些煽动民众的手段对其进行凝聚力的教育，在中国最常见的就是诉诸民族主义的宣传和煽动了。民族主义就是将一群没有关联的人想象为一个虚假的共同体，对于共同体外的人进行仇恨，并且对于共同体内的人的成就进行欢呼，就因为你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你必须无条件的热爱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对外部的一切人一切事进行诅咒式的谩骂以达到本共同体宣传的目的。
在这次瘟疫扩散到全世界的时候，当局依然对西方世界抗疫进行妖魔化宣传，首先对意大利的救灾行动抹黑为政府见死不救，而忽视了本国政府在此前对于信息的封锁造成本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以及对于世界的虚假消息的发布导致世界对于疫情的处理疏忽。这一系列行为造成的疫情的蔓延，中国理应承担责任，但是在宣传的时候居然污蔑他国政府对于人权的忽视。
首先，一些官方运作的无良公众号进行炒作“某某国已经沦陷”、“某某国还不来抄作业”、“某某国惨不忍睹”等，这样的拨人眼球煽动情绪的文章比比皆是，并且还带着幸灾乐祸和沾沾自喜的口吻。对于“抄作业”这个词语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抄作业本来应该是向优秀者学习的方式，而在极权者眼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比正确的，没有对于自身的检讨，也没有一丝反思，完全是拿着建立在死亡人数之上的代价去向全世界炫耀“低人权优势”，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敢于如此漠视民众的生命权，任何政府的决策都是要受到民众监督和制约的，一旦违背民众意愿或者做出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人民就会用选票和言论以及示威游行来表达出来，从而达到非常好的监督效果。反观极权统治，人民没有筹码对于权力当局进行监督，也没有有效的机制进行反馈，从而导致信息闭塞和垄断，而在宣传口径上，诉诸于极具煽动性的民族主义宣传让大多数人的自豪感倍增，让他们产生了这个错觉和假象“这个共同体是不可战胜的，是世界最好的”，只要这种错觉产生，之后的一切行为都会失去冷静和理性，人们疯狂的拥抱，赞赏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为他的一切行为感到自豪，同样为一切外部的批评进行回击，这种做法就仿佛是一个“巨婴”一般，在国家主义的遮羞布下，肆无忌惮的挥舞着拳头对外部世界进行抗议。
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人们普遍处于信仰的真空期，这时候需要用一种简单粗暴的理论进行灌输，就这样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从一开始这种宣传就带有严重的针对性和导向性，他会去教你恨一切共同体以外的事物，并且进行妖魔化的宣传和恶毒的攻击，让人们相信这个民族是永远不会犯错的。这是一种可怕而又狂热的思维，一旦煽动起来这种情绪，民族主义浪潮也会将煽动者反噬。
后记
在极权主义空前泛滥的今天，权力的阴影在干涉着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吞噬着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他会带给我们一个谎话成风的世界，也会带给我们一个沉浸在大国意淫之中幻象，这种危害是空前的，因为只要人们不觉醒就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但是随着这样灾难的频发，也希望人们能够记得久一点，对于灾难也对于体制的反思，我们的土地经历了太多磨难，历经艰难，我们从没有燃起真正的希望，古老的土地和国度一定要经过对于历史极权思维和当代极权的否定来唤起社会集体的反思，只有这样这块土地才能浴火重生，拥抱世界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