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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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红二代中，代表性人物不能不提到邓朴方。邓朴方、刘源等红二代曾支持习近平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他们对胡温十年执政很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秘书及包括团派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怨声载道，国际形象消极负面，再这么胡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
但随着习近平反腐成功集权后，习近平和红二代出现了重大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分歧主要体现在：一是，任期制。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出乎绝大多数红二代的意外，他们只是希望习近平将红色江山变成他们的金山银山。但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并不这样想，他要想像毛泽东一样将中国变成习家天下，掌权终身。二是，民族关系。红二代对待少数民族政策是怀柔收买和镇压相结合，保持相对稳定的民族关系。但习近平要将少数民族问题彻底解决，他借鉴了纳粹德国建立犹太人集中营做法，将百余万维吾尔人关押、虐待。以至于民族仇恨日益加深，不可调和。三是，国有经济。红二代与民营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他们大多是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的股东和隐名股东，一旦民营经济没了，他们的金库也就没了。习近平的新公私合营政策，让他们看到了毛泽东幽灵的复活。四是，香港、台湾问题。红二代希望保持香港的稳定，香港是他们的藏金、藏身之处。但习近平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是要取消“一国两制”，实现二次回归。红二代希望通过“一国两制”统一台湾，但这个目标并不急迫。习近平的想法与他们不一样，他希望成为中国的统一之父，甚至不惜武力摧毁台湾。
可以说习近平的政策已经动了红二代的集体奶酪，危及到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有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被抛弃的感觉。如果我们说中共大部分红二代已经与习近平分道扬镳，那么邓朴方与习近平的关系又怎样呢？他们两人的关系事实上是比较复杂的，这涉及到邓习两家由来已久的恩怨。
据中共党史学者披露，1955年，习仲勋受高岗事件牵连，被要求做检查。习仲勋前两次都未过关，而不让其过关的就是邓小平。1962年，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首犯，当时的邓小平是康生整习仲勋的重要帮手。“文革”结束后，主张给习仲勋“彻底平反”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胡耀邦。但因为邓小平和陈云坚决抵制重新评价高岗的问题，致使习仲勋在广东一直是“戴罪立功”。《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直到1980年才作出。
习近平通过与王岐山联盟反腐集中了权力，地位稳固，于是他开始走向极权主义之路。新公私合营是习近平“国进民退”的重要战略，中国民营大佬们很快就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洞若观火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先行一步果断撤资，万达集团王建林、安邦集团吴小晖、海航集团陈峰、王健也开始向海外倒腾资产。2017年6月，习近平责令他们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但吴小晖自持邓小平家族背景，不予理睬，结果习近平震怒，安邦集团被强制接管，借机报了习家一箭之仇。2018年5月，吴小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2019年7月，吴小晖被再度追缴其违法所得752.4851亿元。
习近平想通过吴小晖杀鸡儆猴，警告红二代不要太张狂，红色血脉并不是免死牌和丹书铁券。习近平下手太狠毒，尽管吴小晖已经与邓卓芮离婚，但他们毕竟还有一个孩子。再说，打狗也要看主人。邓朴方自然心中不悦。
我们说了邓习两家由来已久的恩怨，但邓朴方与习近平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分歧，因为这涉及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一直强调韬光养晦，特别叮嘱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韬光养晦应当继续50年，不当头，不当老大”。邓小平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要）称霸，中国也永远不（要）当头”。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把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内容整理出成邓小平外交政策的27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但习近平显然已经不愿再带这个紧箍咒，他要成为世界霸主，即使成不了也要与美国平起平坐。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宣称中国将进入他的新时代，实际上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称之为“旧时代”，而且“新时代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邓小平“旧时代”的主要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整个“南巡”过程中从来没有提到一次邓小平的名字，中共官媒体连篇累牍的评论员文章中也都完全回避了邓小平的名字和邓小平理论的提法。习近平打着改革的旗号事实上否定邓小平。更要命的是，2018年10月，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引发了邓朴方强烈不满，因为任期制是邓老爷子硕果仅存的政治遗产。邓朴方心里很不痛快，他需要一个机会告诫一下这个有点膨胀的小兄弟。机会终于来了。
2018年9月16日，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说：“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定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知道自己的份量”和“不妄自尊大”就是说给习近平听的，他暗批习近平背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狂妄自大。该讲话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自然也激怒了习近平。
邓朴方与习近平的矛盾问题出在习近平身上，那就是他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这取决于他的知识结构和极权人格。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存在著全面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正在急剧地增加中国发生社会动荡风险。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最容易出现的认知障碍，就是不自量力，从而在思维、判断和语言方面出现系统性的错误，造成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他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惑，其根本原因，首先不在于他想干坏事，而在于他要干的事与他的能力，尤其是与他的认知能力完全不匹配。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搞个人权力集中到了荒唐的程度，并且越来越不加掩饰地搞个人崇拜。
最高领导人发生严重的认知障碍，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在中国，很多人曾以为，类似文革那样的荒唐政治已不会再发生，但今天许多人却发现，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单位，正不得不面对荒唐政治之风与日俱烈的现实。对突然失去饭碗、职位乃至财产和家人的恐惧，正在迫使许多人讲违心的话，搞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已危害正常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信任。对于这种极不正常的现像，习近平的反应是继续加大摧毁社会信任的压力。
沿著这个逻辑，如果习彻底摧毁了中国上层社会和精英阶层的抵抗意志，那他就只能依靠一支完全信奉奴才主义的官僚和管理队伍。这样的队伍或许可以支撑一个类似北朝鲜那样的管制经济，却不可能维系一个建立了复杂分工体系，并且与世界经济高度整合的大型市场经济。
随著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中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必然爆发。可以预见的是，一个基层社会不能自治，上层社会无力自主的中国，不会有苏联解体那样的平静，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破坏性极大的革命。有一个问题，观众朋友们会问：为什么邓朴方没有出现习近平那样的认知障碍呢？我认为这既与邓朴方没有处在权力中心有关，也与文革灾难给他造成了惨痛的心灵和肉体创伤有关。
文革期间，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就读。1966年6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当天晚上便播出了北大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邓朴方和他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毕业班同学正搭火车从外地结束“四清”工作回北京。
回到学校，邓朴方立即投身“文革”，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受命以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顺四楼的水管逃走，不幸，他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瘫痪。
受伤后，邓朴方最痛苦的日子可能要数他被送进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的那半年的岁月。有一篇写邓朴方的文章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到达清河救济院的情形：“开午饭啦，80多岁的老护理员、孤寡老人朱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给邓朴方盛了半碗熬白菜，又递给他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至于清河救济院的情形，据当时到那儿去探视他的王凤梧说：“当我推开门进去，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然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邓朴方和他“第4病室”里的“哥们儿”一起劳动，用铁丝编字纸篓赚钱，一天编12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人民币，每个月赚四五块钱。
文革的惨痛记忆和持久的肉体痛苦使邓朴方对毛泽东极权主义路线深恶痛绝。尽管习近平在文革中家庭和自己也遭到迫害，但与邓朴方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习近平在文革苦难中不仅没有醒悟，反而对毛泽东产生了崇拜感。这与邓朴方是根本不同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中共红二代已经集体反目要废除习近平了吗？我的看法是不满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是普遍的，但红二代并非铁板一块。有追求民主宪政反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的；有心存不满，但敢怒不敢言的；有希望习近平继续掌权，借变局火中取栗的。真正反抗习近平倒行逆施的是一些良知未泯的红二代，如任志强、蔡霞、胡德平、胡德华、罗宇、戴晴等人。邓朴方属于强烈不满习近平的政策，但由于身体残疾和家族的特殊地位，他不会去公开反抗习近平，更多地是规劝和消极不理睬。但红二代与习近平的分道扬镳将使习近平丧失有力的政治盟友。因为他们本可以在中美对抗和中国各阶层对抗中扮演重要的协调角色。
习近平政权将会走向何方？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染病丧生的人成千上万，破产失业的浪潮席卷全球，中美经济脱钩走上不归路，中国民众和世界各国对习近平及中共当局追责问责势不可挡。习近平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在国内和党内四面楚歌。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也使中国宪政转型与极权复辟对决的步伐提速。红二代任志强怀著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直接在太岁头上动土，会激发中国朝野上下、体制内外具有超越精神的健康力量放手一搏并形成合力，顺天应人结束领袖独裁和一党专政，迎来中国宪政转型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