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被中央党校“开除”的
作者：邓聿文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言论问题而被党校问责，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此事近期引发海内外的轩然大波，有知道我一些情况的读者希望我把当年被党校“开除”的事也公开说说。一直以来也有朋友建议我把事情说出来，好让外界看看中共的无耻。以前因为在国内，不方便披露内情，18年后来到自由世界，虽然没有禁忌，但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也不想再提旧事。
改变我想法的是前些天和国内一个朋友交流，他告诉我，党校在传达处置蔡老师的事情时，还提到我在纽约时报接受的采访。纽时中国首席记者储百亮先生问过我对蔡霞被处分一事的看法。朋友这么一说，我能想象得到，党校在处理蔡霞后，肯定要把国际舆论对此事的报道和反应一并关注和考虑，要它的干部和老师警惕西方媒体拿这个做文章，攻击中共。而我作为被它“开除”的前编制外员工，纽约时报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知名媒体，被党校点名是不奇怪的。
既然党校还“不忘”拿我这个前编制外员工来敲打其老师，再加上这些年来舆论把我被党校“开除”误当作停职，所以我决定打破沉默，也回应朋友们对我的关切。
不过我首先声明一点，我是党校学习时报的聘用人员，党校对我的处理法律意义上是解聘，我尚没资格享受它的开除待遇，这里说的“开除”，只是通俗说法，为免有人拿这个来说事，我在标题的开除二字上特意加个引号。
外界多误认为我是因《中国应放弃朝鲜》一文而遭党校停职的，最早曝出该新闻的是韩国媒体，但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内情比这要复杂，涉及习近平、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共最高领导人。
点评胡温遗产惹习近平“震怒”
我在中共十八大前的两月，也即2012年8月底9月初，在中国“财经网”（由胡舒立的《财经》杂志主办）以《胡温的政治遗产》为名，分上中下三期发表。上是谈胡温十年的成就，中说问题，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中引起国内外广泛反响的是“中”部分。我在该部分谈了10个问题，包括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批评胡温十年维稳式外交，不能利用时机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或许是我在中国舆论中首次公开点评现任领导人的政治遗产，而且10大问题涉及当时中国比较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加上我的身份是学习时报副编审（许多人不知道我只是个编外的副编审），而习那时是中央党校校长，于是我被海外舆论习惯性猜测为习的智囊，习授权给我在十八大前夕有意放风批胡，试探外界反应。那段时间海外媒体蜂拥着要采访我，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等。国内也是争相传播此文。我记得报社社长在一次编辑会上谈到该文的社会影响，说他去某地出差，对方一位副省级官员向他打听这篇文章有什么背景。当然他是从批评我的角度说的。
由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大家习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解读某篇文章。特别是鉴于临近党代会，而中共建政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免不了有激烈的人事权力斗争和路线政策分歧，习近平再过两月要从储君接大位，他的政治面貌还有些模糊不清，而我恰又批着党校员工的外衣，所以外界包括中国的官员很想从我的文章里窥探习上台后政策的一、二点，这个我能理解。但由于拙作产生的国内和国际影响，我也就被动卷入中国高层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的权力斗争内。根据我后来的了解，至少有5个政治局常委批阅了拙作。据说胡很淡定，温有些生气，而当时主管宣传的常委李长春，以我为党校员工为由，将此事的处理推给习，习大概是因外界传闻我是其智囊，为他批胡温，怕引发后两者对他的猜忌，为他即将的上位带来某种变数，而对我的文章“震怒”。这两个字是报社总编在给员工传达党校处理决定时（我也在场）亲口讲的，而他又是从党校领导传达习的处理指示时听到的。
文章“中”部分发表后不到一个礼拜，我记得那天好像是周三，晚上10点，总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文章惹了大麻烦，必须写检讨第二天早上8点交来，连同报社的检讨一块交给党校，再由党校转交习办。我想这应该是习办的指示。报社领导从来没有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幸亏我有晚上不关机的习惯，否则是不是要亲自派人上门?我意识到捅了大篓子，做好了被报社解聘的准备。我本来想拒绝写检讨的，打电话征询朋友意见，朋友劝我还是先认个错，说事情不一定会到开除地步。我就花了两个小时写好检讨，大意是文章是怎么写的，初衷是什么，没料到它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并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认错，接受学校和报社对我的处理。
第二天上午我把检讨交上去，等待处分。大概过了几天，结果下来了，按照报社领导的说法，党校的意见要报社将我解聘，但报社考虑到如果将我“开除”，暂时没人接我的手做版，所以想了个折中办法，我被停职，但可以继续做版，报纸编辑栏内不出现我的名字，而写别人的名字，这样就等于我这个人不存在。报社领导也警告我，如果再犯，下不为例，并给我下达一个硬规定，给外媒写稿一律不得出现党校的字眼，单署副编审也不行。其实党校几年前就这样要求我，只是过去它可能睁只言闭只眼。
我后来给联合早报等外媒写文章，就不再署学习时报副编审的身份。做了无名编辑半年后，到2013年1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制裁，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弄得中国非常被动，社会舆论也多指责中国政府的朝鲜政策。恰在此时FT驻北京分社社长约我就此事写篇评论，大概她之前看过我写的朝核政策文章，文章写好后她译成英文在FT发表。我的中文稿作者名头署的是中国独立学者。她给我说FT的规矩一般是署工作单位的名头，而不是独立学者或评论员这类比较模糊的身份，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在FT发表文章，它们的读者遍布全球，对我不熟，因此建议我还是署学习时报副编审，我认为她说的在理，而且我当时也不认为这篇短文能引起多大关注，就同意了。
文章2月28日在FT发表，旋即引发国际舆论的注意和重视。由于我的身份问题，外媒误把它看作中国官方有可能要改变中国的朝核政策，而纷纷报道，那几天外交部没少接要采访的电话。这事把外交部搞得很被动，朝鲜本来对中国反对其核试验不满，这下更不高兴，据说要中国政府说清楚是不是对朝政策有改变。外交部于是把电话打到党校，质问怎么回事。我知道这回肯定在劫难逃。所以，两日后报社部门主任给我电话，告知我3月不要再来上班，我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事情既如此，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莫须有的诬构
但我没料到报社竟然找了一个抄袭的污名化罪名来给我戴。我不清楚这是不是报社领导不想因解雇我而要给我赔偿经济损失，因为若以在海外媒体发表不合时宜的文章为由解聘我，面临着经济赔偿问题。我的聘用合同里没有因言论问题而解聘员工的规定，否则按照劳动法它要赔偿我的经济损失。我是2002年10月进入学习时报的，到2013年3月在报社服务了10年多，以当时报社的工资水平（很低），估计也要赔偿几万给我。
大概是在3月中，部门主任再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报社。我知道这次是要正式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也正好清理我的物品。来到报社后，通知我到平时很少用，报社开全体大会的会议室去。报社社长和总编以及办公室主任三人早已坐在一排桌子后，我坐在他们对面，相隔一米，我现在还记得这个样子有点审犯人的感觉。总编拿着一摞厚厚的像块大砖头一样的4A打印纸，面无表情，说这是外面其他作者和读者举报你抄袭的材料，你在外媒写什么文章，表达什么观点我们不管，但抄袭影响报社声誉，我们要对你作出处罚，解除聘用，你在这里签个字，然后递给我一张打印好的纸。
说实话，我万没料到他们用这个理由，我已经想好，如果他们指控我违反报社要求，署了学习时报副编审的名，拒绝给我经济赔偿，我接受。我一时有些懵了，说，能不能把这些举报材料给我看看，好让我知道到底抄袭了谁。总编说这个不能给你看。我于是大声抗议，你们可以说我违背报社要求，我没意见，你们采用这手，我是不会签字的，然后扭头走了。
现在看来，他们要污蔑一个和他们意见不合的异议者，是没有下限的。他们用嫖娼来指控许章润，用经济犯罪来指控任志强，这种肮脏无底线做法，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而是很早就这样做。想来也真难为他们，短短几天内，炮制这么一大摞举报材料，要是真有人指控我抄袭，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说？那时网络已很发达，不和我联系，也可以通过媒体或网络公开举报。既然把举报材料直接寄给党校和报社，如果是以前寄的，党校和报社不提醒和告知我，难道“好意”要包庇我？如果是在党校处分我的时候寄来举报材料，这些举报者又如何获知我要被处分的事？可见，分明是要诬构我。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因为我的文章给报社制造了很多困难乃至影响到领导个人仕途而解雇我，我一点都不会怪罪他们，也可以放弃经济补偿，我也知道他们处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可惜，一定要用一个莫须有的龌龊的罪名来对我污名化，这是不能容忍的。
不知报社是不是用这个名义在员工中宣称解雇我的，既然想到这一手，我知道他们是不可能给我赔偿的，打官司也没有用，所以最后我没提赔偿经济损失的要求。
在等待受处分的过程中，韩国中央日报驻华记者采访我，说不上正式采访，只是私下朋友式电话聊天，我告诉对方我被停职了，在等待最后处理，然后他发报道我因朝鲜政策一文而遭党校停职，这一来很多外媒又要采访我，我都一一拒绝，我不想成为一个新闻人物。
离开报社后，我成了一个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以为能够不再受中共宣传纪律的约束，可以做一个心灵自由的写作者，殊料另一场噩梦开始，前头一个恐惧的黑洞正等着我，要把我吸入，2018年8月我不得不冒险来到美国，恐惧才结束。这是另一个故事，以后有机会披露。
附：《胡温的政治遗产》（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