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10月24日,在中国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马云怒怼王岐山的演讲是阿里巴巴由盛转衰的滑铁卢。首先,11月2日,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高管被监管部门约谈,其次,3日,蚂蚁集团有可能成为全球史上最大IPO被紧急叫停。12月24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的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11月24日早盘,港股阿里巴巴股价跌幅最高近9%。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称,调查原因是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二选一”的争议由来已久。2015年“双十一”网络促销活动后,另一家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就向监管部门举报,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商场要求商户只能在天猫和竞争对手京东之间“二选一”。2019年,京东以此起诉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其后,拼多多、唯品会等其他电商平台也加入战局,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京东和唯品会背后的重要股东为腾讯集团。事实上,腾讯集团在2014年与奇虎的“3Q大战”中,要求用户“二选一”,卸载自家的QQ,或者对手的360。奇虎因此起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过,两次审判中,奇虎都败诉。
阿里巴巴为何此时因“二选一”行为被立案调查尚难以判断。雪上加霜的是,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四大监管部门近日将再次约谈阿里系的蚂蚁集团。
短短几天时间,中国最大的网上金融公司蚂蚁集团经历了高处跌落的痛感。包括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有消息称,中央多部门的调查组早于11 月底已进驻阿里巴巴,还进驻了腾讯、美团等巨型科网企业。
如果我们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风暴归结于马云的口无遮拦,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对互联网企业的整顿早已在酝酿之中,马云的演讲只是一个导火索。为什么中国要此时剑指大型互联网企业?反垄断的背后存在怎样的考量?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反垄断指令来自最高层
12月11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随后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也专门提到了相关反垄断议题。现在,阿里巴巴已被中国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可见,反垄断来自中共最高层的决定。
互联网金融业内人士宋青披露信息说,自中央联合调查组上周进驻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等企业以来,调查进展顺利,估计下一步会对涉嫌垄断企业,作出处罚。她说:“立案肯定要有结果,应该是高层的意思。半个月前,有关蚂蚁国有化的方案和阿里国有化的方案已经被故意放出来了。那些方案都是有红头文件的。上述企业国有化已经是肯定的,此举应该是加快国有化的速度,但是我觉得现在有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学者关兴旺指出,官媒利用制造舆论,塑造政府正面形象:让民众仇恨富人,现在要下手的又是一家大公司。民众一看,拍手称快。所以中共借助民众这种心理。借助喉舌高大上的宣传,悄无声息的搞国进民退。中共最终要治理的所谓金融乱象,一点都解决不了,可是,国有化却在一步一步地推进。
第二,反垄断的目的在于国有化
部分观察人士分析,马云早在11月2日的监管会议中就主动提出,愿意将蚂蚁集团之部分持股奉献给中央政府的传闻来看,未来蚂蚁恐难逃被中共收编的命运。中国这一系列紧掐互联网民企的整改,虽有整顿市场乱象的用意,但也恐让国企后续得以趁机取得包括蚂蚁等科技巨头的股权,遂行中共所谓的“国进民退”政策或是“红色资本主义”。而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内部的维稳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
然而,以中国政府一波波的严管措施,以及对蚂蚁和阿里巴巴最新的升级审查来看,未来蚂蚁部分“收归国有”的可能性很高。
而“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也认为,政治嗅觉敏锐的马云愿意拱手相让蚂蚁的经营权,再次凸显出中国一党独大的极权本质。
霍伊指出:“在习近平的眼中,党才是核心,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就这么简单。所以,民营企业即使为私人所拥有,最终还是受国家和共产党管控。如果中共想要接管、也决定接管,企业就会被接管。民营企业家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尤其无法(像美国一样)可以透过独立的法院系统来反击(政府),只可能透过党内派系或其政治盟友的私下角力,来达成协议。”
第三,保政权,防范颜色革命
时评人士邓聿文在文章《中共加强平台金融资本监管的政治用意》一文中指出,中共一向对民间金融资本的力量有很深猜忌,过去出于发展互联网产业的考量,对互联网平台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然而一旦它们深度染指金融乃至借助平台释放出巨大政治能量,无疑会触及中共敏感神经。
近年来,以P2P(网贷)为典型表现形式的网络金融平台和公司”爆雷”和”跑路”频出,很多指望一夜暴富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把大部分积蓄投入网贷,导致血本无归,这些”金融难民”转而向政府讨说法。
然而,比起阿里、京东、百度等互联网巨头来,这些P2P公司只是小蚂蚁。如果说,它们产生的金融风险对社会乃至对中共统治只是小池塘的风波,构不成很大冲击,那么互联网金融巨头有能力掀起的,则堪称几何级的完美金融风暴,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共统治的冲击将会非常大。
中共对网路金融加大反垄断力度和节制资本,重塑监管权威,决不仅仅针对过去金融科技在发展过程中缺乏监管丶盲目发展丶快速扩张所带来的风险防控的需要,同时也是防范网路巨头对中共权力的挑战,是有着政治考量在内的。
马云对当局金融监管的攻击,让中共意识到在当下这种特殊时刻,若放任这些网路巨头以金融创新为名,挑战监管规则,绑架国家金融,‘大到不能倒’,进而将它们的势力触角伸入到各方包括政治领域,将对中共统治构成大患。吴小晖和安邦保险集团的政治教训不可不防。
吴小晖利用裙带关系用十多年时间将他的安邦保险打造成一个资产上万亿的庞大金融集团,然而他触碰了习近平政治安全的底线,从而以反腐之名被习一举打掉,吴被判18年,他的金融帝国也被官方接管变成国有。吴小晖的下场提醒民营企业家,不管你背后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势力,只要触犯了中共政治安全的底线,就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马云的言辞使当局有一种紧迫感,尤其在美中对抗的特殊时刻,再不借强化网路的数据平台监管来防范和敲打这些网路巨头,规范和约束资本的力量,恐怕就晚了。
台湾智库咨询员张国城分析:中国经济政治朝向“国进民退”,马云的好日子到头了。马云个人集团的影响力太大了,引发中共的隐忧。习近平讲话很多人不想听,马云讲话到处流传,马云被认为经营之神,被很多人当偶像,反观把习近平当偶像的少,中共觉得尾大不掉,不要太嚣张,你的一切是党给你的,不要以为自己多了不起。
我认为,习近平对待民营企业的心态与对待维吾尔人、蒙古人一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步同化、消灭。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战略就是新公私合营。新公私合营的动机,绝非官方宣布的“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与管理水平”。而是希望通过民企入股国企,降低企业债务率,将国企做大做强。政府双管齐下地用政策逼迫使民企与国企混改。习近平除了经济考量外,更重要的是政治考量。他要通过混改牢牢控制民营企业,切断颜色革命的经济命脉。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中国政府对阿里巴巴集团反垄断调查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在于政权安全。习近平之所以提出混改的第二次公私合营,就是要避免民营企业做大,尾大不掉,最终成为政权安全的隐患。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的快速成长已经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稳定。但在目前中国经济严重下行,中美脱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对大型民营企业的收编会进一步增加中小民营企业的恐慌感,加速资本外逃。发展还是保政权?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但面临困境的中共政权似乎已经考虑不了这么多了。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每一场盛宴的背后,都有着资本与权力格局的流变。从灯火初上到杯盘狼藉,从觥筹交错到茫然四顾,从繁华到离散,从飞扬到落幕,映射出一个时代的背影。在刚经历一场大疫,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狂欢派对,尤为扎眼。“蚂蚁”,是一个很特别的意象。一个分工明确、数量庞大的蚁群,可以短时间建构一个庞大精密的地下工程。或许正是这个卑微但却又庞大的群体使中共高层恐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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