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12月22日,中共历史研究院官方微博刊发《脚踏实地,青春无悔!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的文章,为中共在文革时期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

这篇文章是为纪念52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而创作的。文章说: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知青”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基石。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这些观点借助一些极端“个案”,胡说“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逆城市化”等错误言论。这些言论“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企图借此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该文章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谴责。有网友说:“纯粹为错误和灾难洗地,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研究院这个词。”“知青下乡既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更没有带来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变化,甚至也没有带来观念的变革。‘伟大壮举’,伟在何方?壮在何处?这明显是为文革翻案,为极左思潮张目,也是对农村改革的否定,不仅当年那一代知青不能答应,但凡有点正义的人士也不会答应。”“(上山下乡)这么好,当年抢着回城干啥?如今再下乡,请高官先送自己子孙先下乡。”面对如此强烈的舆论反应,历史研究院删除了该微博文章。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在为文革翻案。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开始,修改历史教科书,将邓小平时代定性文革为“内乱”修改为“艰辛探索”。2018年7月,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发表了《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一文,鼓吹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2019年4月,共青团中央为贯彻习近平思想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宣布将在2020年前,组织1000多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志愿下乡”。为什么习近平执意要为上山下乡运动翻案呢?如何看待上山下乡运动,是伟大壮举还是旷世灾难?下面,我与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第一,习近平面临毛泽东当年的困境

文革史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另一个就是缓解城市青年就业压力,到1966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那么,今天习近平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期,除了要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各国厂家纷纷撤出大陆的现状,而且还得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强大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失业率。中国今年有874万的高校毕业生,而明年的高校毕业生总人数预计高达909万。

独立学者吴祚来认为,目前中国的情况与五十多年前相似,尤其多年来的城市化无法让大多数年轻人在城市安身立业,于是想把年轻人送到乡下去,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中共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非常严峻。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电荒问题现在都出现了。这将引发连锁反应。他们想消减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年轻力量,因为这股力量容易搞学潮,容易搞民主运动,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政治安全压力。

第二,中国进入知青治国时代

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2000多万人。这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当年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1978年10月,中共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

上山下乡是习近平的青春记忆,他并不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灾难,相反他很留念那段时光。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我几乎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知青治国时代,身处权力金字塔最顶层的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栗战书和赵乐际,乃至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省级正职官员,他们都有知青经历。同样具有“知青”背景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还有王晨,刘鹤,李希,李鸿忠,杨晓渡,郭声琨,蔡奇,尤权等。而与习近平和赵乐际同样具有“工农兵学员”背景的,如今的中央政治局里还有栗战书,汪洋,王沪宁,杨洁篪,杨晓渡,陈希,蔡奇。

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时代青年人的青春岁月,那里有他们的汗水、迷茫、爱情和痛苦。有很多当年的知青经常回到插队的农村,流连他们过去的时光;有的办起了知青主题的餐馆和知青博物馆;有的甚至移民到了西方国家,还念念不忘知青时光。

历史研究院的文章显然是要为习近平的知青时光涂脂抹粉。文章写道: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知青并不是什么“毁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艰苦岁月中锻炼成长为有作为的一代人。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历史重任。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

第三,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

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说:不能因为我们有些领导是下乡出身,就认为“上山下乡”是对的。“上山下乡”这个运动绝对是错的,他们现在有句口号叫“青春无悔”,胡说八道,是你自己选择的吗?那是“青春无奈”,没有选择的。有学者认为,对上山下乡运动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做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揭示和思考,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本质。否则,我们留下的就只能是对过去经历的迷茫、对蹉跎岁月被肯定的渴望和对有悔无悔的争执,最终罪恶成了伟业。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在于剥夺了广大知青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裹挟到那场运动中去的。虽然当时暂缓了城市就业的压力,但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拆散。从1978年底开始,各地知青游行请愿要求回城。1979年1月,云南孟岗农场的上万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知青绝食抗争。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震动了全国。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1978年,邓小平在谈起全国1700万上山下乡知青问题时说: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唐燕女士在《上山下乡是罪恶还是伟业》一文中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从历史的角度,苦难只能是教训、是前车之鉴。对绝大多数人的苦难我们不能漠视,对他们的苦情不可践踏。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生命的意义,而是苦难;上山下乡并不意味成长,而是苦难;战争并不意味锤炼,而是苦难。

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无疑是一次民族苦难,但毛泽东当年的红卫兵习近平却没有反思这场刻骨铭心的苦难,而是将它视为美好的记忆。面对中国庞大的失业潮和青年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习近平和他的知青团队从毛泽东极权主义思想毒库中搬出上山下乡的旧夜壶。这不仅说明习近平及其知青团队治国理念的陈旧落后,而且严重违背人性和人民意愿,其结果必将步毛泽东失败的后尘。

综上可见,习近平及其他的知青团队希望通过新的上山下乡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也缓解青年人对于民主自由追求的政治安全压力,但网友们的评论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意。他们不愿走回头路,不愿重复历史的悲剧。中国人很新,但习近平和他的时代很旧。马克思在文章《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作为闹剧出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社会和人们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改变。习近平无法将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也无法阻挡中共的溃败和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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