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拜登在访问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期间出席了CNN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电视节目,被问到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的情况。拜登回答说,他向习近平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对中国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所作所为的关注。他说:习近平的治国原则是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受到严格管控的中国。拜登表示,他将与国际社会一起合作致力于让中国维护人权。并称中国将会为践踏人权付出代价。

2月5日,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习近平的骨子里就没有民主。11日,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运输部长布塔朱吉和一些联邦参议员讨论美国基础建设需求后,拜登告诉媒体:“如果我们再不行动,他们将吃定我们。”白宫发言人莎琪对拜登的话解读为,拜登很清楚美国面临的中国挑战。

综上可见,拜登政府延续了川普对华政策,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挑战,并进一步在人权上与中国展开对抗,将让中国为此付出代价。而习近平是不可能尊重人权,作为独裁者他将会不断地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可见,中国不尊重人权就不可能得到国家社会的支持,中国与世界的对立不可能缓解。

事实上,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来就从来没有尊重过人权,他们崇尚暴力,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是毛泽东时代镇压反革命的滥杀无辜、反右运动的文字狱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还是邓小平时代的六四大屠杀和刑事犯罪的“严打”,江泽民时代的镇压法轮功和胡锦涛时代对藏族的种族迫害,都践踏人权,并制造了无数人权灾难。正如储安平先生所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是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储安平先生70年前的话可谓一语成谶。

习近平时代更是一个明目张胆,公然践踏人权的黑暗时代,“党领导一切”就是中共反人类的旗帜。正如拜登总统所言,习近平骨子里就没有民主,他是一个彻底的独裁者。在他执政的八年里,人权灾难比比皆是。如迫害民主异议人士;钳制自由言论;封锁互联网;抢夺民营企业财产;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对藏族、蒙古族实施种族迫害和文化灭绝;撕毁一国两制承诺,打击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运动;武力恐吓台湾;对西方世界红色渗透,诋毁西方民主法治;越境执法威胁境外华人,这桩桩件件,可谓血泪斑斑,罄竹难书。我认为中国政府野蛮封城防控新冠疫情就是侵犯人权的新罪证。

武汉封城决定震惊了千万武汉人,令他们恐惧,悲伤,绝望。那坐在阳台上为母亲哭求一张病床的敲锣女人,那个深夜追着离去的车辆哭喊“妈妈”的女孩,那个患上新冠肺炎跳楼身亡的70岁的尿毒症患者,那个一家四口相继去世,在遗书中感慨“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的常凯。这一幕幕惨痛的画面刻在方方的日记里。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写下她武汉疫情日记的最后一篇。她写道: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如果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武汉封城模式是极权体制下一种野蛮、非人道的模式,它追求目的不择手段,它体现的是丛林法则。所谓野蛮,就是不讲法律程序,不讲理性,不顾人民的死活,公权力恣意妄为。我的一个邻居因心脏病,一个儿时朋友因高血压无法就医而去世。

所谓非人道,就是蛮干,封城之前没有评估、预案,习近平一道命令,金口玉言。如采取软封城,信息公开,政府与市民对话,会大大减少次生灾难。有人说封城尽管野蛮,但效果好。但我想问一句:武汉封城与中国封闭麻风病人的村庄有本质区别吗?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理念和能力没有提升。

西方的疫情防控效果需要反思,制度需要完善。但西方不可能抄中国的作业。因为武汉封城严重侵犯人权和损害人的尊严。疫情防控效果取决于是否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传播。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只要遵循防疫规律,都可以成功防疫。所以,我们应该关注防疫的过程,如是否信息公开、人权保障、生活救济和官员尽责等,但就武汉封城而言,中国几乎没有一样是合格的。

如果仅仅以防疫效果论成败,或许野蛮国家肉体消灭更成功,但文明国家不能这样做,人不是动物,必须保障人权和人的尊严。因为对一个人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不公正。以社会治安为例,目前新疆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刑事案件的地区,但我们不能去赞美种族灭绝。武汉封城是将人作为手段而非目的,不是生命之上而是党权至上。武汉封城没有体现强大的执行力,我看到的是公权力的横行霸道和武汉市民的卑微和苦难。

2月17日,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推出了《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影响》研究报告。我认为该报告恰恰是对防治新冠疫情中国模式严重侵犯人权的有力控诉。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创始人为旅美宪政学者王天成。该报告由旅居欧洲的青年学者王庆民和旅居美国的独立学者杨子立和人权学者滕彪共同起草。

报告指出,去年年初,中共当局在武汉实行了全面的封锁,并在不久后将严酷的封城和隔离措施在全国推行。商店停业、交通停运、社区封门,国民工作和生活完全停摆。国民被切割在一块块格子般的区域不能活动,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活选择权被剥夺。任意羁押普遍存在,甚至公民的生命权也被肆意践踏。报告从五个方面,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恶行进行了控诉。

第一,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侵犯。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出于极权本能而掩盖新冠疫情真相,封杀舆论,并且施压WHO使其迟迟不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贻误了防疫的最佳时机。南安普敦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假如中国提早两个星期采取行动,病毒的传播将降低95%。


第二,对于民生的损害。“一刀切”和过于严酷的管控手段,极大的损害了数亿民众的生计。经济社会活动被强迫全面停止,导致上亿民众失业、破产,继而制造了大量负债者、生活无着的贫民。

第三,对自由权的剥夺。疫情期间,被封城的地区,人们被强制留在家中,不得外出。民众的自由权被强制剥夺。公民自由权的剥夺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难。就在春节期间,我刚与一位武汉朋友电话,他告诉我:其妻疫情期间去世。当时她肾衰竭靠透析维持生命,一周透三次。武汉封城后,就不让她进透析室了,一时间,千呼万唤没人指路再应到何处透析,仅憋了一天,第二天就去世了。

第四,对新冠肺炎维权者的打压。中国警方警告人权律师和社运人士不得在网上评论新冠疫情或协助新冠受害者维权。全国各地司法局官员随后约谈多名人权律师,威迫他们遵守“三严禁、六不讲”,包括禁止他们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意见,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得参加连署等等。

第五,对公民隐私的侵犯。在防疫过程中,中国政府普遍使用了信息化手段,以管控十四亿国民。最明显的莫过于通过“健康码”来了解每个人的行为轨迹。人们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居民小区和地铁都被要求扫描手机上的健康码。根据不同的健康码,人们在关卡会得到准予放行或强制隔离的不同待遇。但健康码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使中共得以通过高科技手段监控他们的行动。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中共作为一个共产极权国家不可能尊重人权,它崇尚暴力和丛林法则。习近平作为毛泽东的红卫兵,骨子里就是独裁专制,期待他华丽转身,实行宪政民主只是一些民主人士的幼稚幻想。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的防疫模式又一次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时代是一个野蛮和黑暗的时代。但当今时代已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主旋律的时代,习近平身处中共末世,但却不识时务,误把黄昏落日当成蓬勃朝阳,妄称世界的“时”与“势”在他那一边,不过是痴人说梦。正如拜登总统所言,习近平政权为践踏人权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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