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报编者按】温家宝这篇文章充满人情味，并且提到了公平正义，这对要回归毛路线的习近平当局来说也是难以容忍的，所以即便贵为前总理，也照样被删帖、禁言。温家宝作为共产党内的高官，当然不可能像异议人士一样说话，但是这种发自人性的文体风格本身就和残酷斗争的党性文化相对立，这就是被禁的根本原因。
原文来自澳门导报
2020年12月，庚子年冬，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去世，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走完了她的一生。她的儿子，大国总理温家宝，岗位上退休后，八年来一直守候在她的身边，陪伴她走完最后人生路。母亲走后，温家宝写下《我的母亲》，深情回顾母亲的一生及对自己的影响，首次公开提到母亲写给他的两封信：2003年11月，温家宝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这位母亲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多么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很难做到完美。”她要求温家宝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这是温家宝最新的公开文章，情深意长，给人深思，特此在网络平台首发，以飨读者。
妈妈走了。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回到生养她那片土地上。
妈妈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她深深爱着的学生们中，活在她眷恋的乡亲们中。
妈妈名叫杨志云(曾用名杨秀安)，1921年农历11月14日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父亲杨凤翔，是名村医，靠开个小药铺维持生计;母亲杨马氏，家庭妇女，不识字。
妈妈可能是姥爷、姥姥领养的孩子，人们都这么说，可妈妈至今不肯讲。姥爷、姥姥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谁也不愿再提这段往事。
妈妈生在苦难的时间和苦难的地方。图片宜兴埠是津北重镇，自古是由津门去宝坻和冀东的必经之路，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攻守天津的军事要地。
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宜兴埠长期处于灾难之中。妈妈童年时，家乡已是穷苦不堪、民不聊生的乡村。村子里是土道、土房、土炕，庄稼亩产不足百斤。人们多从事荞麦皮、麻杆、秫秸、香草等买卖，艰难度日。一首民谣道出了当时的情景:
住土房、睡土炕，男人外经商、家中无米汤，孩儿哭叫饿、女人泪汪汪，麻杆换来玉米面，糊弄肚皮度饥荒。
1936年，姥爷因病去世，年仅45岁。药铺靠姥姥一人经营。姥姥请了山东两个姓赵的伙计，帮助料理药铺。除开药铺外，还租了“聋十爷”(姓杨的一户地主)的10亩地。
那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天津郊区进行了夺取平津的“假想敌”式的大规模演习。六七千名日军从宜兴埠外西北到东南，形成半月状弧形包围圈，枪声、炮声大作，许多庄稼和农田被毁。老百姓不敢出门，庄稼不能收割，生意不能做，生活困苦，衣食无着。
1937年4月22日，日本侵略军全面侵占华北的战争迫在眉睫，决定修建临时飞机场，为向天津空运兵员和物资做准备。地址选在宜兴埠村东南。当时许多农田被毁，许多农民被抓去干活,使宜兴埠又一次受到损害。“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开始。
1937年2月至1938年1月，父亲在宜兴埠士范小学任教。这期间，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1938 年4月，父亲考人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史地组(后改为史地系)。那一年妈妈生了第一个儿子，爷爷给他起名光华(光复中华之意)，不幸仅活了一岁，因患肺炎而天折。
1942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六)，妈妈在国难中又生下了我。爷爷心疼，给我起名“家宝”。那一年，日寇在华北大扫荡，津北一带也成了他们“清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
10月的一天，一股日寇进入宜兴埠，将全村老小集中村西南广场，四周架起机枪对着村民，威逼交出八路军。妈妈抱着刚出满月的我挤在人群中，惊恐万分。鬼子吼叫着，扬言不交人就开枪。场院一-片寂静， 妈妈怕我哭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在兵荒马乱中，药铺开得不安宁。伪军、国军常来骚扰。一天下午，妈妈正在屋里靠着窗户的地方用木盆洗衣服，一只狗卧在外面窗下，妈妈并未看见。突然来了一群伪军，开枪把狗打死。妈妈埋头洗衣服，没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枪声把她惊呆了,放下衣服,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被吓坏了,紧紧抱住妈妈,躲在她背后。这时,只听到外边一片狂笑声。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进人第二阶段，解放军攻打天津。国民党守军为了空室清野，扫清射界，下令放火烧毁了津北70多个村庄的农舍，致使14万村民毁屋丧家。宜兴埠被烧民房200多间。爷爷全家住在西下坡，房子全部被烧为灰烬，1926 年办的士范小学也被烧得荡然无存。姥姥家和她的小药铺没有幸免。已是年过半百的姥姥随村民仓惶逃难，在路上把随身带的一.点积蓄全部丢失。看着经营多年的小药铺没了，家没了，又身无半文，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悲痛欲绝，痛苦多日，自此一病不起，于1949年逝世，终年51岁。
那些日子里，妈妈要服侍姥姥，又要照顾我，还要处理小药铺的后事。我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很沉重、很难过。
妈妈好强、自立、向上。图片
解放前，为了苦苦支撑起这个家，妈妈到处找工作，先后在宜兴埠士范小学、天津县七区中心校任教。她深知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因而十分珍惜。抗战胜利前后( 1944 年7月至1946年7月)，她曾在天津“马大夫医院”护士学校学习，后因我无人照管而辞职。
妈妈上学不多，为了找工作，曾上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簿记夜校。三十多岁的人,又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 年，她忍痛离家，和一群年轻人赴甘肃支教。在天水伏羲小学当一名教师，一去就是大半年。那一年我才12岁，刚上初中。爸爸上班,无暇照顾我，晚上还要和爸爸一起做饭。就在那时，我学会了蒸窝头、熬稀饭。三岁的妹妹寄养在五姑奶奶家。
妈妈1959年到东门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她年轻时读书多，语文基础坚实。她的学生于亚回忆:
我们语文课一直由杨老师教。同学们很喜欢上她的课，从拼音识字开始，到读书作文，每堂课都讲得清清楚楚。朗读课真的把人带入课文中，几遍下来基本上就能背诵了。她腹有诗书，最爱讲故事，让同学们懂得做人的道理。
学生孙秀庭回忆:
杨老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异常严格、扎实。记得老师有一根教鞭，至今它点在黑板上的“哒哒”声有力地回响在我耳边。往深处理解，老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给我们灌输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准则，渐渐地，我们班具备了一种班风:它是被学习的风气引导的、自觉自律的、注重道德品质的。
于亚问：我们身上是不是都具有一种为一个信念献身的精神?
我说有，会为某种崇高美而感动。如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去战斗，即使献身也在所不惜——即便到了这个年龄仍然是这样。孙秀庭答。
妈妈到了九十多岁高龄，她的学生仍然惦念她。他们在事业上都有成就了，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提到杨老师:
我们的杨老师到了人生九十多岁的高龄，我们仍然是有老师在的孩子，这是我们人生一大幸事。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学生们]这样回忆老师。
妈妈同情穷人。
宜兴埠庙前邻居韩家是贫农，孩子多，生活困难，偏偏全家都患上肺结核。妈妈从年轻时就和他们家是朋友。解放后，韩家只有一对姊弟(韩玉琴、韩富奎)在天津。妈妈在自家生活窘迫的情况下，照顾这对孤儿，直到姐姐在国棉七厂找到工作，弟弟在天津35中毕业，当上体育教师。韩富奎在35中上学时无处可住，妈妈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九平方米的小屋本来拥挤不堪，又添了个大小伙子。
我家居住的西里大街达摩庵前胡同，是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地方，他们都靠劳动和经营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强度日。随着时间的变化，这里的房屋愈来愈破旧，道路愈来愈泥泞，胡同越来越混乱，居民越来越拥挤。
刚搬来时，胡同里来了一户读书人家，人们相待都很客气。称父亲“温先生”、母亲“杨老师”。父母亲为人老实，待人谦和，与每家相处得都很好。
房东刘奶奶，孤身一人，无亲人照顾，靠租赁院里两间房子和一点积蓄为生。我家租住院里靠外的一间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妈妈对老人很好，房租虽贵些，但一直按时付款，还时常给老人送点东西。院落、茅厕、厨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间，我家被“疏散”到农村;“文革”后又回到这里，直到街区拆迁才搬家。
胡同邻里许多人家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当中有蹬三轮车的、开拔丝作坊的，开酱园的，还有孤儿寡母。父母与他们交往不深，但彼此相处是热情真诚的，有时还互相帮助。这里没有职业和文化的隔阂,没有虚情假意。多年来,父母没有与一户人家闹过不和。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当家里受难时，街坊悄悄同情我们，在晚上没人的时候撕去胡同里给爸爸贴的大字报，没有一户落井下石的。
记得，那时家里饭菜很简单，每顿饭一般只有一个菜，很少吃肉。有时让我到肉铺买上两毛钱肉，还要说明要肥瘦，这就是改善伙食了。遇到年节喜庆之日，家里吃顿“捞
面”，妈妈总是端着满满一碗面条， 放好炸酱和菜码，给邻居一家家送去。这是妈妈对邻里的心意，也是她待人的热忱。
解放后，1950 年，爸爸、妈妈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可谓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爸爸的工资每月仅37元，可光房租就要8元(一袋面粉钱)。这间小屋伴我们全家几十年，其间家里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妈妈省吃俭用，我们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就是这样，工资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还要借点钱。那时，爸爸有个小本子，专门记账用的。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简朴的生活习惯贯穿一生。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妈妈给我做了双新布鞋。那天，我高兴地穿上新鞋.上学，不巧下学时正赶上大雨。我到家时，妈妈冒雨倚门等候，远远望着我光着两脚走路，手里抱着那双新布鞋。她赶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在雨中,我望着妈妈,她流泪了,满脸是泪水和雨水。
人穷志不短，妈妈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记得天津刚刚解放，城里无安身之地，家乡房子已毁，爸爸、妈妈带着我回到宜兴埠，暂借一远房亲戚的一间房子住，我在爷爷租用村中杨家下场仓库作校舍的士范小学继续上学。
一天，我在街上捡了一分钱放在衣兜里，被妈妈发现了。她边打边问钱是哪儿来的，竟把一个扫帚打散了。从那时，我就懂得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能要。这个道理我记在心里几十年，一次都没违反过。
妹妹比我小9岁，她.上幼儿园经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学回家，她带回了一个布娃娃。妈妈追问她是从哪儿拿来的，她只是哭，硬是说不清楚。妈妈让我带着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园里。到幼儿园才弄清楚是园里给每个孩子发的。
妈妈脾气不好，对孩子从不溺爱，十分严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妈妈是把这样的事情作为道德的根本，严格要求全家。天津刚解放那年，爸爸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正值私营工商企业改造时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营工商企业者打交道。妈妈非常警觉，经常嘱咐爸爸千万不能收人家任何钱和物。爸爸非常老实，从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钱，结果，在以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自身干干净净。
妈妈一生结交的都是同事、邻居、普通百姓，从未高攀过一个当官的。1978 年在农村待了近10年才得以落实政策，回到原来的家一达摩 庵前胡同那间狭小破烂的小屋，在这里一住又是15年。1985 年我调人中央，妈妈从未因我的升迁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没有打我的旗号给家里办过任何事情。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全靠微薄的工资度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从我记事时起，就看到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艰辛、坎坷。他经历新旧两个社会，在沧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终于也没有逃脱政治的漩涡。1959 年“审干”期间，因“历史问题”，他离开了多年的教师岗位，被“限制使用”。开始在农场劳动,后来到校图书馆工作。那些年,家里仿佛出了大事情，妈妈忧心忡忡，又要劝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落在我们家中。爸爸被揪斗，关在学校监视居住，停发工资。大字报从家门贴到胡同。妈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先给爸爸留足伙食费，自己亲自送到学校。她不放心这点钱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让造反派给收条为据。1970 年，全家又被强制疏散到农村。先是要全家到内蒙古五原(妹妹当时在通辽下乡)，当时父母已年过半百，实难带幼子适应那里的环境。经反复交涉、多方联系，后改迁到天津市北郊区小淀公社劳动，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调到天津北郊区宜兴埠九十六中学做教员。
1978年11月5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作出关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的复议意见，认为“文革”期间的审查，“未发现新问题”。1979年6月26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又撤销1958年作出的《关于对温刚限制使用的意见》。1982年办理退休手续，1986 年改为离休。
父亲能忍，但有个性。我刚满周岁时，正赶上日寇清乡、扫荡，行人过道卡，均要严格盘查，不准带一粒大米。有一次，妈妈因奶水不够，让父亲买点米带回家。天黑了，爸爸怀揣一包大米过路卡，日寇持枪盘查，非要搜身不可，父亲宁死不依，差点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间，父亲被关在学校,经常遭受野蛮的“审讯”和打骂。一天，造反派一拳将父亲的脸打肿，眼睛被“封”得看不见东西。父亲忍无可忍，指着心口说:“小子，朝这儿打!”
他虽然有些倔强，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变得更加少言寡语。没事时，经常抄写古诗词或报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怅之情。
妈妈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窥见他内心那些难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从不埋怨父亲，反而总是宽慰和体贴他。他们相濡以沫七十五载。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他把艰辛、苦痛和挚爱都带走了，走得那么安详，仿佛这个世界就给他这条路。
妈妈爱读古书，经常给我讲岳飞、文天祥、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也讲我熟悉的长辈往事。她做家务时，我常缠在她身边，她边做活边给我讲故事。妈妈常说，人要努力、向上。她总是把做人、志向、责任同刻苦、认真结合起来，使我深切懂得人不仅要有作为，首先要学会做人。妈妈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常边听边落泪，下决心为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气节、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每每忆起妈妈说话的神情和至今难以忘却的话语，我从心中油然萌发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 。
对于我担当大任，妈妈是忧虑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亲的两封信。一封信写在2003年11月，我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一封写在2007年10月，我即将担任第二届总理的时候。
第一封信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多么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很难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
第二封信写道，“过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后五年的工作是艰难复杂的，继续保持，谈何容易。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百姓，经济又是这么错综复杂，许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达到一半，就谢天谢地了。这么多事，你一个人肩膀有多宽能承受得住?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渡过五年难关。”
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国家身上。她每天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她从不过问我的工作，但经常用各种方式告诉我群众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年2月2日，我在英访问期间，专程到剑桥大学发表演讲。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剑桥礼堂座无虚席。我演讲的题目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我以充满感情的话语，向师生们介绍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演讲博得阵阵掌声。
临结束时，出现一个“插曲”。一名西方模样的学生扰乱会场，大喊大叫，并向主席台扔鞋子。我昂首站立,不为所动，表现出冷静和镇定。会场安静后，我讲道:“这种卑鄙的伎俩，是不能破坏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我的话引|起会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我不知道就在这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直播的母亲，因担心儿子和受到刺激，而突患脑血管栓塞，从此视力减退、说话困难、行走不便。那一年母亲已88岁高龄。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其中担任总理十年。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做官” 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
退休之后，回到妈妈身边，我的心情很高兴，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又感到难受。八年来，我很少外出，经常陪伴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的爱，妈妈的恩情是无法报答的。她的许多教诲已经渗透到我的细胞中、融人我的血液中。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可以窥见他的真实。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