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威权主义在2020年与爆发自武汉的新冠病毒搏斗中充分展现。当局起初极力掩盖疫情相关报导,继而在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中国政府拒绝国际社会要求对其疫情处置进行独立、不受限制的调查,并对感染该病毒丧生者的家属实施监控和骚扰。

北京的镇压措施——强迫向中国共产党效忠——在全国不断深化。在香港,经过2019年长达半年的大规模抗争,中国政府于6月30日实施严苛的“国家安全法”——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港人自由的最猛烈攻击。在新疆,大量突厥裔穆斯林持续因身分认同遭到任意拘禁,其他居民也受到强迫劳动、大规模监控和政治思想灌输。在内蒙古,教育当局在许多学校课堂推动以汉语取代蒙语教学,于9月间激起群众抗议。

中国当局对人权捍卫者、新闻记者和维权人士的噤声措施,以及对网路言论的限制,也造成外界难于取得有关中国政府政策与施政的准确讯息。

在如此威胁之下,仍有少数知名人士公开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企业家任志强撰文称习为 “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说中共已成“政治僵尸”。任志强于9月被判处极重的18年徒刑;蔡霞流亡海外。

各国政府、公民社会团体和联合国官员在2020年纷纷表达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严重关切。 4月,在华非洲人士成为新冠病毒检疫重点的报导引起非洲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抗议。 7月,美国政府对负责新疆暴行的中国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6月,50位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空前地发出关于中国的联合声明,紧急呼吁“持续关注该国人权情势”,包括召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以及增设国际机制专责处理该国人权侵害。

香港

一百万港人在元旦当天参加了要求民主的和平示威,中国却在2020年1月撤换驻港最高官员,由毫无香港经历但以强硬执行中共路线闻名的骆惠宁出任。

4月,北京驻港机构威胁半民主立法会中的民主派议员,要他们为拖延内务委员会主席改选的行为承担 “严重后果”,这是对特区自治的再次干预。两机构事后对香港实质宪法《基本法》径为“解释”,称其权力不受该法限制。 5月,在大批保安人员协助下,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滥用程序,将至少10名民主派议员逐出议场。亲北京议员的领袖李慧琼以现任主席身分,自称有权主持会议。李慧琼抢占主席权力,使内地当局对立法会更能控制自如,一部以刑事惩罚“不尊重”中国国旗行为的法律遂于6月获立法会通过。

香港警方全年陆续以参加和平活动为由逮捕民主派人士。 2月,警方逮捕支持民主派的媒体大亨黎智英、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和杨森,理由是参加2019年多起示威。 4月,香港警方逮捕15位民主派领袖,包括81岁的大律师李柱铭,理由是在2019年抗争期间 “组织及参加非法集结”。

6月30日,中国政府绕过立法会径行实施新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港区国安法)。该法创建出多个特殊秘密安全机构,剥夺人们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授与警方更多横扫一切的大权,加强管制公民社会与媒体,并且削弱司法监督。该法通过前夕,包括香港众志等多个民主派团体宣布解散。

香港教育首长禁止《愿荣光归香港》等抗争歌曲在校园奏唱。公共图书馆下架民主派人士的著作。当局将2019年抗争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视为非法。

警方引用港区国安法逮捕在示威活动中呼喊或展示前述口号的民众,并以该法对付民主运动组织者。 7月底,四名与政治团体学生动源有关人士以国安法罪名被捕。 8月,警方搜索支持民主的《苹果日报》总部,逮捕该报老板黎智英父子三人及四名高级主管,控以“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诈欺罪。另有两名民主运动人士也被逮捕。

7月,香港选举管理当局取消12名民主派人士参加预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资格。同月,香港政府以防疫为由宣布选举“延后”一年。

同在7月,香港大学校董会——由校外人士主导、主席为亲北京政治人物——开除香港民主运动要角戴耀廷教授。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部分社运人士被迫逃亡。 12名抗争者在乘船驶向台湾途中遭中国当局截捕,直到本文撰稿时仍被羁押在中国且无法会见律师。

被控在2019年抗争期间过度用武的警员,无一受到法律制裁。警方并在某些案件中阻碍民间究责。 3月,警方逮捕民主派区议员郑丽琼,指控她在社交媒体公布射瞎记者的警员身分,3月,警方逮捕民主派区议员郑丽琼,指控她在社交媒体公布警员个人资料,该警员曾射伤在抗议现场采访的记者致其失明。

新闻自由持续恶化。在5月一次抗议中,警方强迫一批记者跪地并向他们使用胡椒喷雾。 6月,公共媒体香港电台迫于政治压力停播受欢迎的政治讽刺节目《头条新闻》。 7月及8月,《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和《香港自由新闻》新任编辑麦固仑分别遭拒发签证而无法抵港就职。

新疆

中国政府消灭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独特身分认同的作为仍在持续。 1月,CNN调查报导根据卫星照片发现,超过100座维吾尔传统墓园遭到拆毁。

8月,Buzzfeed同样根据卫星照片研究,揭发新疆当局自2017年迄今兴建了超过260座 “巨型”拘押设施,为早前人权团体和记者发现中国当局任意拘禁大批突厥裔穆斯林提供了佐证。

尽管中国政府在全球公愤后似乎关闭了部分政治教育营并将囚犯“释放”,仍有不明数量的突厥裔穆斯林纯粹因为身分认同而被拘押或在狱中服刑。中国政府发动“严打”行动已逾五年,大量维吾尔流亡人士依然得不到有关他们亲属下落的任何讯息。

有些“获释”的维吾尔囚犯,在当局所谓的“除贫”措施下,被强迫到新疆或其他省区的工厂做工。 2月,一家澳洲智库发布一份包括82家全球品牌的名单,这些品牌的中国代工厂雇用新疆劳工的条件“极为明显”涉及强迫劳动。

7月,美国手机安全业者Lookout报导,一些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骇客团体从2013年就开始利​​用恶意软体大规模入侵中国境内外的维吾尔人手机。

西藏

藏族地区当局持续严格限制宗教、言论、迁徙和集会自由,不去解决引发民众不满的采矿和地方官员圈地行为,这些行为往往涉及威胁恐吓与保安部队非法使用武力。

当局在西藏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5-2020)中对农牧区转型设定了相当高的国家目标,包括再多迁移数十万居民。官方宣示的“脱贫”计划令人担忧西藏多数农牧民将遭到进一步边缘化和财产剥夺。

5月,推广“民族团结模范区”的条例生效实施,成为现任领导班子推行强迫同化政策的又一里程碑。相关政策包括鼓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移民,以及逐步取消小学阶段的藏语教学。对所有社区、工作场所和住家的严密监视与威吓已使公开抗议绝迹,达到高层领导反覆强调的目标。

在2020年8月举行的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要求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确保下一代对党国效忠,足见前述政策得到党中央支持。

2019年11月,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的云丹(Yonten)成为自2009年3月迄今以自焚抗议中国政府的第156位藏人。

新冠肺炎

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起初反应迟缓,禁止公布相关讯息,低报感染病例,淡化感染严重性,并且否认人际传染的可能性。当局还以“传播谣言”拘押民众,取缔在网上谈论疫情,阻止媒体报导。

在封城地区,尤其2020年初的武汉和8月的新疆,当局未能确保医疗照护、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的适当供应。在新疆,当局强迫部分居民服用中药,用铁橇封死民宅大门,还用铁链把违规人员锁在路边。

当局逮捕了律师兼公民记者陈秋实、商人方斌、维权人士张展及其他独立报导武汉疫情人士。 4月,北京公安逮捕陈玫、蔡楚,因为他们收集保存在网上遭官方删除的疫情新闻报导、访谈和个人记述。

4月,全中国最大非裔社区所在地的广州当局,强迫非裔人士检测新冠病毒,并规定他们到指定旅馆进行自我隔离。许多非裔人士遭房东驱逐而被迫露宿街头,酒店、商铺和餐厅都拒绝服务非裔顾客。

全国各地当局极力阻止染病死者的家属指控政府、医院或检疫酒店涉有过失。

据联合国估计,从幼儿园到中学,全国超过2.41亿学生受到学校停课影响。既有的教育不平等反映在许多学生无法获得平价网路服务和高效设备。

北京起初拒绝对病毒起源进行国际调查的呼吁,并且对发起是项呼吁的澳大利亚作出制裁,大量削减自该国进口牛肉。直到世界卫生组织(世卫)支持独立调查的决议获得逾120国赞同,北京才允许世卫工作组于8月到访,但这群专家的访问行程并未包括武汉。

人权捍卫者

当局持续打压一度扩增的人权捍卫者群体,维权人士的家属日益成为打击目标。

2019年12月,公安机关在全国各地搜捕曾出席福建厦门一场会议的多名参与者,该会议探讨中国的人权和政治局势。被捕人士大多获释,但人权律师丁家喜仍以“煽动颠覆”罪名在押。同月,四川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将基督教牧师王怡判刑九年。

2月,广州当局逮捕出狱不久的著名法律维权人士许志永,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公安机关还将许志永的女友李翘楚秘密关押四个月。

3月,艺术家及维权人士王藏遭云南当局强迫失踪。三个月后,他的妻子王利芹也因在推特上要求释放王藏而被失踪,家中四名稚龄子女顿失双亲照顾。这对夫妇后来被控“煽动颠覆罪”。

4月,遭非法拘禁四年半的人权律师王全璋获释出狱。虽已多次检测新冠病毒均为阴性,他仍被强制送往老家隔离,直到隔离结束才获准返回北京,在监视下与家人团聚。

6月,江苏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将2018年1月被羁押至今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判刑四年。

9月,北京公安逮捕出版人兼制片人耿潇男及其夫秦真,控以“非法经营罪”。耿潇男长期支持独立学者及维权人权,并率先声援友人许章润——因发文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于7月被拘留六天的著名法学教授。

言论自由

当局拘捕并起诉多名在网上发文或在私聊讯息中批评政府的网民,控告他们“散布谣言”、“寻衅滋事”和“侮辱国家领导人”等罪名。中国政府持续打压推特中国用户,推特本身也早被屏蔽。 1月,媒体披露一名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大陆留学生因为在美期间发推批评习近平,于2019年11月被判刑六个月。

当局扩大网路审查体制,清除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3月,网信办实施促进“网络内容信息生态治理”的新规定,包括禁止广泛且不断扩大范围的 “负面”或非法内容。 8月,当局关闭中国唯一蒙古文社交媒体网站Bainu(蒙语:你好),因为有蒙语人士在该网站贴文抱怨某些学校课程以汉语取代蒙语教学的政策。

3月,宁波法院以“向外国提供情报”将瑞典籍出版商桂民海判刑10年。 5年前,专门出版中国政治八卦书籍的桂民海于2015年10月在泰国被强迫失踪。

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在2020年持续推动宗教“中国化”措施——目的在确保中共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宰制。

中国现行法律已经规定人民只能信仰五种官方承认的宗教,宗教活动必须在官方许可的场所进行,教职人员任命、出版、财产和申设宗教院校都受到当局控制。中国政府又在2月1日施行《宗教团体管理办法》,进一步紧缩相关规定。该办法明定宗教事务应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要求宗教组织宣传中共政策,授权官员决定即使最琐碎的宗教决策,并且禁止宗教团体未经许可开展活动。

4月2日,湖南省慈利县伯特利家庭教会牧师赵怀国以“煽动颠覆”罪名被捕。

据穆斯林报导,对伊斯兰教的限制也在加严。当局拆除清真寺和清真餐厅的阿拉伯文字,并且改造全国各地清真寺和宗教地标建筑,使其外观更具“中国”风格。

7月,中国骇客被发现入侵梵蒂冈电脑网路。 10月,梵蒂冈不顾中国加强迫害宗教,同意将中梵之间的不公开协议延长两年,由双方协商任命中国主教。

大规模监控

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巨型科技业者开发出一款名为“健康码”的手机应用程式。这款APP使用不明演算法,基于使用者是否到过疫区等多种因素自动产生三种颜色(绿、黄、红)。颜色的不同影响到使用者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迁徙自由,因为全国各地政府当局都会要求来访民众出示APP。

5月,加拿大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发现,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对中国境外用户进行监控。

中国科技业者开发的各种APP、产品和工具都可能引进中国政府的干预和监控,导致有些国家的政府实施更广泛的管制,这些管制措施本身也可能侵犯人权。印度政府于6月宣布禁用抖音(TikTok)、微信等中国APP;美国政府推出含义不明的“干净网路”倡议,严格限制中国科技产品与服务在美国的使用与销售,例如下令美国APP商店下架主要的中国APP。

妇女与少女权利

据女权人士报导,城乡家庭暴力案件在新冠病毒封城期间大幅激增。

6月,全国人大(中国的橡皮图章国会)提出一项民事修法,首次对性骚扰做出定义,并且明定行为人应承担民事责任,不过关于受害人如何寻求救济仍不够明确。该法并规定申请协议离婚必须通过30天“冷静期”,导致离婚更加困难。由于四分之三的离婚是由女方提议,该条款对女性的害处远较男性更大,而且可能使女性更易遭受家暴。

女权人士持续面临当局骚扰。 3月,内蒙古当局强迫叶海燕——性工作者及性骚扰受害者权益倡导人——拆除她和伴侣搭建作为旅舍出租的蒙古包,使她失去主要生计来源。

9月,一宗知名 #MeToo 诉讼的结令女性主义者和网民备感失望。曾任中兴通讯独董的律师鲍毓明被一自称为其养女的女性控告,获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强暴未成年少女的指控不成立。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

虽然中国早在1997年已将同性恋去罪刑化,但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人民免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同性婚姻也不合法。

1月,北京法院判决一家商贸公司违法,不得因为女性员工请假进行性别重置手术而将其开除。

6月,浙江法院受理一宗女同性恋者的起诉,争取她和同性伴侣在美结婚后两人所生子女的监护权和探视权。

8月,上海骄傲节——中国最大的LGBT节庆——主办者宣布,为了“保护所有参与者的安全”,无限期停止一切运作与活动。

障碍权利

中国在2008年批准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然而,身心障碍者仍在各方面遭受歧视,包括教育与就业。

只有五名学生能使用盲文参加中国高等学校联招,这项考试每年7月有1千万学生应考。

全国各地当局持续骚扰并起诉因注射假疫苗导致障碍儿童的家属。 1月,当局释放2019年3月被捕的疫苗安全维权人士何方美。

9月,湖南法院秘密审判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三人均为反歧视与障碍权利倡导团体长沙富能的工作人员。

难民和庇护寻求者

中国持续拘禁和强迫遣返成百上千的朝鲜难民,违反作为1951年难民公约缔约国的义务。中国政府拒绝将逃亡的朝鲜人士视为难民,即便长久以来被遣返者总是难逃迫害。人权观察认为滞华朝鲜人属于就地难民,意即他们抵达中国后若被遣返即有危险。

主要国际行动者

2020年有愈来愈多国家公开关切中国的人权侵犯,尤其是在香港和新疆,但采取具体行动的国家比较少。

美国对涉及以上两个地区侵权的部分中国官员、机构与企业实施了针对性制裁,美国国会也通过了数部有关人权议题的新法。英国带头在6月人权理事会上就中国人权侵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并为与英国有联系的港人提供避难所。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迅速中止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并为港人入境提供便利。

欧洲联盟持续在双边对话——包括最高层——和国际场合谴责中国人权纪录恶化。然而,尽管欧洲议会和公民社会不断施压,欧盟各国的分歧仍然阻碍该集团采纳更有力的措施,例如对中国负责镇压官员的针对性制裁。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对新疆的侵权问题表示关切者寥寥无几。

愿意公开谴责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的国家不断增加,愿意为北京说好话的国家则不断减少。 10月,德国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递交一份谴责中国政府侵权的联合声明,并有39国连署,土耳其也递交了另一份关切声明。此外,超过400个公民社会组织共同呼吁设立专门的国际机制,监测中国人权状况。

另有200个公民社会团体组成全球联盟,游说可能成为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共犯的企业撤出新疆。 9月,成衣品牌H&M决定与一家长期合作但被指控为共犯的供应商断绝往来,另有五家公司宣布停止到新疆执行稽查,因为当地的限制太多。

有些跨国公司协助中国当局实施迫害。 6月,汇丰银行对港区国安法表示支持;9月,迪士尼拒绝回应电影《花木兰》在新疆拍摄时与侵权当局合作所引起的全球公愤。

中国以外的各国大学持续在亲中人士威胁下努力维护学术自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下架一篇令亲北京人士不满的文章,后来又重新发表,但没有把握这次机会严正说明以捍卫学术自由。

10月,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自2021年1月开始三年任期——但得票数是所有当选国之中最低的。

外交政策

2013年宣布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兆元基础建设与投资计划,涵盖高达70个国家。许多“一带一路”项目被批评缺乏透明、忽视社区意见而且可能破坏环境。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都有公民社会团体指控“一带一路”水电项目对湄公河有不利影响,可能导致水源短缺。中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严重助长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但它并未努力推动减排。中国政府持续在国内和一带一路项目推动高污染媒炭的发展。

2020年是中国政府不当对待外国记者情况急遽升高的一年。 2月,北京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 3月,当局驱逐至少13名美国公民,并迫使七名任职美国新闻机构的中国公民离职。 9月,当局推迟多名美国记者更新签证。同月,当局禁止分属两家澳大利亚新闻机构的两名澳籍记者离境,理由是要讯问有关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澳籍新闻主播程蕾的案件,后者在8月被捕,原因不明。直到中澳两国谈判解除禁令后,这两名澳大利亚记者才得以离开中国。

中国政府审查制度的影响持续超越中国边界。 6月,一名在美中国异议人士使用线上会议软体Zoom举办“六四”网上纪念会,邀请中国境内维权人士与死难者家属参加,事后他的帐号遭该公司关闭。据路透社报导,从2018年至2020年中,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在印度尼西亚的新闻聚合APP中审查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

在6月人权理事会会议中,中国成功通过“互利合作”决议案,忽略各国政府维护人权的义务,并尽可能削弱公民社会的作用。该案所获支持明显低于中国前一次提出的“双赢”决议案,足见相关倡议的吸引力已渐消退。